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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贺兰山岩画的路上，我和导览范师傅聊天，聊田野里的玉米，聊进口的大型收割机，聊西梅、红枣与酸枣。“苜蓿呢？”我问，“你们这儿种不种苜蓿？”
“种着哩。”他说，“春天上长第一茬，叶子嫩着的时候人可以吃……”
“苜蓿芽，我吃过。”
“……开花的时候好看着呢。”
“对，紫色的花。”
我们俩一来一往聊苜蓿，像回忆一个共同认识的老朋友。“哎哎哎，”他忽然指着左侧的农田说，“那里就种着苜蓿，绿绿的那一片就是。”
我看过去，但什么也没看清，汽车已驶离那片绿。“能不能停车？”我急忙说，“我要到苜蓿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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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又站在了苜蓿地里。
是早晨九点多，天仍是层层叠叠地阴着，没有阳光。前天抵埠，接我们的李师傅说，他们这里难得下雨，天天阳光好得很，谁知第二天就阴雨绵绵。这第三天的上午，笼罩着苜蓿地的，依然是灰蒙蒙的天空。
可这有什么关系！我一脚就迈进了苜蓿地。走了几步才意识到，苜蓿叶子上崭新的露珠，已经把鞋打湿了。
得有多少年，鞋子没有给露珠打湿过了？
这时地头上传来喊声：“紫色的苜蓿花！”我也弯腰在周围一片绿色中细细寻找，手中很快有了一小把挂着紫花的苜蓿。眼下还不是苜蓿花盛开的季节，但我脑中立刻补足了大片紫花怒放的画面。那是四五十年前的画面了，但仍然是彩色的：盛夏，干燥的阳光，茂密的苜蓿地，远远望过去，是紫色的烟雾；走进细看，还有蜜蜂，有蝴蝶，有踩到一脚松土引发的心颤……。
至少有四十年没有双脚踩进苜蓿地了。小时候，村东北那几块苜蓿地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看着苜蓿发芽，看着紫花盛开，看着晒干的苜蓿运进牲口棚。
我最喜欢的其实不是紫色的苜蓿花，而是嫩绿的苜蓿芽。1970年代，春天里粮食和蔬菜青黄不接时，苜蓿芽会招来人们贪吃的目光。知道苜蓿地是生产队的集体财产，而苜蓿又是喂牲口的饲料，可是，和榆钱、马勺子菜（马齿苋）和苦菜一样，苜蓿芽也是好吃的东西。偷偷地摘一把，回家让母亲将之洗净，拌上一点棒子面（玉米面），在锅里蒸熟，撒上盐，淋上蒜汁，那就是上好的美食了。村里管这种饭食叫“Na gou”，我至今说不准这两个字该怎么写。
今天站在银川郊外的苜蓿地里，心里仍有要偷摘一把苜蓿芽的念头闪过。
范师傅说，现在苜蓿种植已经农场化、机械化了。收割、晒干之后，苜蓿干草会打成一吨一个的大包，卖给养牛场做饲料，产牛奶。
苜蓿不是华夏本土农作物，其传入中国的历史，是一段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外农业文化交流史。史书上说，苜蓿原产于伊朗高原（波斯）、外高加索、中亚地区（如大宛，即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等地，约公元前113年-前104年间经由后世所称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且是与大宛马同时引入。
更明确的说法，应该是汉武帝喜欢西域大宛名马，而大宛马喜食苜蓿，于是，使者们自大宛国等地将苜蓿种子带回，先是种植在长安附近的离宫别馆旁边，以满足宫廷苑囿中饲养来自西域“天马”之需，后来，苜蓿由宫廷走向民间，特别是在明清时期，为保障军事需求（如军马饲料），卫所屯田中广泛种植苜蓿，这就使得苜蓿渐渐传播到边疆地区与漕运沿线等地。
我们那个村子就在漕运沿线。我们那个村子还是明永乐年间新增的“军屯”，属德州左卫辖制。如此说来，我们村东北的苜蓿地，当年乃是一“军事设施”，专为战马配备。这其中或有更大的故事正等待讲述。
今天的一路之上，贺兰山岩画固然让我心旷神怡又心存疑团，即这看起来并不震惊人世的牛马饲料苜蓿，也在我这里新增不少疑问。今日和岩画和苜蓿的相遇何等偶然，而其中待解的谜团却俯拾皆是。明乎此，对未来悲观也罢乐观也罢，又有多重要。不如就在偶然中坦然面对岩石上或田野里的谜面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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