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天府蒙难与移民肇始（1234—1694）
序章：巴蜀文明的两次崩裂
四川古称巴蜀，自战国李冰筑都江堰始，便以“天府之国”称雄西南。然历史上两次毁灭性劫难使其文明断层：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起，蒙古军多次攻掠四川，1258年蒙哥汗亲征成都，屠城致人口锐减（《元史·地理志》载四川人口从南宋约500-600万骤降至60万；曹树基，《中国人口史》）；
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入川建大西政权，与南明、清军反复拉锯，至康熙三年（1664年），清军采取“扫穴无遗类”政策（《四川大屠杀》），这一政策持续多年，造成四川人口急剧减少（后雍正帝也承认此政策不妥）。三藩之乱（1673-1681年）虽未波及四川核心区域，但战乱叠加瘟疫、虎患，使全川人口从明万历年间的310万锐减至不足50万（《明实录》《清实录》估算）。成都“城中绝人迹十三年”（同治《成都县志》），重庆“不过数百家”（乾隆《巴县志》），形成“官虽设而无民可治”的惨状，成为清廷推行“湖广填四川”移民政策的直接动因。
第一章 宋元战争：首次人口浩劫（1235—1279）
1.蒙军三屠成都
图为西方画家重现的场景：宋军在巷战中抵抗蒙古军进攻
1236年，蒙古宗王阔端攻陷成都，实施大规模屠杀，“火焚城郭，杀戮无数”（《元史·地理志》《四川大屠杀》）。1241年，蒙古军再次攻掠四川，成都平原遭受严重破坏（《宋季三朝政要》）。考古发现成都宽窄巷子宋代街道下存在厚达2.3米的灰烬层，印证了当时战争的惨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报告）。
成都锦江和南门（明代称中和门，清代称江桥门）城楼（浣溪楼）西德尼·甘博拍摄于1917年夏
2.经济崩溃与缓慢复苏
南宋时期四川为重要财赋区，战后元代四川赋税收入全国倒数（《元史·食货志》）。元末四川人口不足百万，成都平原“田畴荒芜，荆榛遍野”，经济低迷延续至明初（《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第二章 明末清初战乱：天府再陷深渊（1637—1680）
1.张献忠政权的争议性破坏
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攻陷成都，建立大西政权。传统史料如《蜀碧》称其“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但现代学者顾诚在《南明史》中考证，其军事行动主要针对南明军队与地主武装，真正导致人口锐减的是持续战从顺治到康熙的屠城令的。例如，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战死后，大西军余部与清军、南明军在川拉锯近二十年，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军彻底平定四川。乾隆《富顺县志》记载，富顺县“仅存土著百余人”，反映战乱对地方的毁灭性打击。
2.三藩之乱的二次摧残
三藩之乱初期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叛乱，四川沦为主战场。《清史稿·王骘传》记载：“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疮痍。”清军在平叛过程中实施“剿洗”，导致人口进一步锐减。嘉庆《南充县志》记载南充知县黄梦卜招徕移民途中遭虎噬，虽为地方志的文学化描述，但侧面印证了战乱后生态失衡与人口凋敝的严峻局面
第三章 天灾人祸：生态失衡的连锁反应
图为成都北门（大安门）城楼（涵泽楼）西德尼 ·甘博拍摄于1917年秋
1.瘟 疫
（1）顺治四年至五年（1647-1648年），四川爆发大规模瘟疫。清代刘景伯所著《蜀龟鉴》记载，患者症状表现为“头发肿赤如斗，双目黄大森然”——这种对头面部红肿、眼部异常的描述，符合传统中医对“大头瘟”（类似头面丹毒或急性传染病）的记录；同期还出现“马蹄瘟”等病名。乾隆《富顺县志》更以“十室九空，有阖门死者”的惨状，反映了疫情对基层社会的摧毁性打击。
（2）从历史背景看，明末至清初的四川历经张献忠起义（1644-1646）、清军入川（1646-1661）、南明抗清及三藩之乱（1673-1681），人口锐减（据《中国人口通史》数据，明末四川人口约300万，清初仅余约60万）。战乱导致卫生系统崩溃、尸体堆积、水源污染，为传染病爆发提供温床。
（3）考古发现与瘟疫推测
现代考古在成都青羊宫遗址发现的清初尸骨层，虽未明确检测到鼠疫耶尔森菌DNA（此类检测需严格条件，目前无权威学术研究支持），但结合区域疫情史推测，这些密集的尸骨可能与战乱、瘟疫（如“大头瘟”“马蹄瘟”）及饥荒叠加导致的非正常死亡有关。
清末成都的驷马桥
2.明末清初虎患：天府虎口之灾（1644—1681）
（1）人口锐减与虎患爆发
瘟疫与战乱的叠加使四川人口骤减。据《中国人口史》（曹树基）统计，明末四川人口约600万，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仅余8万人。失去人类活动压制的华南虎（四川亚种）栖息地迅速恢复，因猎物充足而频繁进入人类聚居区，形成严重虎患。
（2）地方志与虎患记录。清代地方志对虎患多有记载。例如：
- 康熙《蜀难叙略》：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荣昌知县张懋尝率8人赴任时遭遇虎群，5人丧生。
- 《蜀碧》：顺治初年，老虎“穿屋顶逾城楼而下，搜其人必重伤”，甚至“白昼入城市”。
- 《富顺县志》：记载“虎豹突墙排户，人不能御”，山区县因植被茂密、人迹稀少，更易成为虎患重灾区。
（3） 移民伤亡与零星记载。初移民在四川常遭虎噬：
- 南充县案例：知县黄梦卜招徕移民506人，228人被虎噬；后招74人，42人丧生。
- 地方文人笔记：欧阳直《蜀乱》记载其夜间遇4虎，幸免于难。
- 巴县档案：现存雍正至民国时期档案中，零星记载移民因虎噬伤亡。
成都平原的交通工具手推车（鸡公车）
第四章 清廷移民政策的形成（1659—1694）
一、清廷招垦制度的演进与成效
清军入关后，顺治元年（1644年）颁行垦荒令。至顺治六年（1649年），政策细化为：州县官对“无主荒田”发放“印信执照”，准予开垦并暂行管理（《清世祖实录》卷43）。然初期效果有限：地方官为完成考成虚报垦数（将熟田谎报为新垦），移民因契税繁重不敢领照。
康熙即位后（1661年）强化政策，针对战乱后土地权属混乱（如“数年无人佃种”的熟田被原主与垦荒者争夺），康熙八年（1669年）下诏：“凡地土有数年无人佃种完粮者，即系抛荒，后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清圣祖实录》卷29），进一步明确垦荒者的土地所有权。康熙十年（1671年），总督蔡毓荣提出“五年起科”政策（原定三年起科），并规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
政策推动下，移民规模显著增长。据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研究，明末四川人口约600万，经清初战乱（张献忠起义、清军入川等）锐减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约50万；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回升至约100万；康熙末年（1722年）更增至约200万。此增长中，除原住民自然繁殖外，大部分为新增移民。
西德尼 ·甘博拍摄于1917年秋
移民分布集中于成都、重庆两大核心区域：
- 成都平原（成都府）：因水热条件优越、土壤肥沃且靠近政治中心，明代农业基础深厚，清初移民多选择此地重建家园。
- 重庆府（川东枢纽）：因长江、嘉陵江交汇，交通便利，且战后军事需求优先恢复，吸引移民填补劳动力缺口。
晚晴嘉陵府（今重庆）西门
二、早期移民管理遗迹的实物印证
九一 八前后，日本派遣大量的间谍对中国进行地毯式的拍摄，这是1943年日本人在成都秘密拍摄的青羊宫内照片
今成都市青羊区一处清代遗址，推测为康熙年间管理移民户籍与垦荒事务的基层机构旧址。现存基址面积约200平方米（符合清代基层管理点规模），出土残存官印碎片（篆书阳文，边长约8厘米）及《移民造册碑》残片。
《康熙朝移民造册碑》残片中，可见“麻城孝感乡移民刘姓等三十九户，于康熙四十年入籍成都府华阳县”等条目。麻城孝感乡作为“湖广填四川”移民重要中转地，其迁入记录多见于民间族谱与地方碑刻（如华阳县清代族谱中确有刘氏家族康熙年间入籍的零星记载）。但该碑是否为官方原始档案存疑——清代地方移民登记多由州县衙门或临时“招民局”负责，官方档案多藏于府库，民间碑刻更可能为移民家族自行镌刻以存世系
九一 八年后，日本派遣大量的间谍对中国进行地毯式的拍摄，这是1938年在成都秘密拍摄的武侯祠
（未完待续））
附：因年代久远，所以文中配图大都为清末民初照片，如有侵权，请联系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