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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十国时期五代的第二个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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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923年—937年1月11日[52][92]）是五代十国时期由沙陀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传2世4帝（3姓[52]），历时一十四年。[1]

乾宁三年（896年）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被封晋王，从此割据河东。[2]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篡唐，建立后梁，晋国成为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并视梁朝为闰朝，仍奉唐朝正朔。[3]天祐五年（908年）李克用去世，子李存勖即晋王位。[4]天祐二十年（923年）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邯郸大名县）称帝，改元同光，沿用“唐”国号，升魏州为东京兴唐府。[1]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灭后梁，定都洛阳，史称后唐；同年底，岐王李茂贞称臣；同光三年（925年）灭前蜀王衍；天成三年（928年）南平高从诲称臣复称藩镇；长兴元年（930年）南楚马希声称臣复称藩镇；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为代价，借辽兵攻入洛阳，称帝建立后晋，后唐灭亡。[5]

后唐疆域广阔，盛时疆域约为今河南、山东、山西三省，河北、陕西的大部及甘肃、安徽、宁夏、湖北、江苏的一部分，并短期占有四川。[52]925年至933年，南方诸国仅南吴、南汉与后唐抗衡，其余皆称臣于后唐。[62]后唐还是五代十国时期统治疆域最广的朝代。后人云：“五代领域，无盛于此者”、“时梁晋吴蜀四分天下，后唐以一灭二，天下四分已得三分”。[1]

概述图片来源：《中国古代史地图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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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祐四年（907年）三月，唐昭宣帝李柷下诏禅位梁王朱温（时名“朱晃”），同年四月，唐帝正式逊位，[7] 朱温随后登基，改“唐”国号为“梁”，[8] 史称“后梁”；晋国、岐国、吴国仍以“唐”为国号，仍称“天祐”年号。天佑二十年（923年），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称帝，改元“同光”，同年底李存勖灭后梁，定都洛阳，李存勖并没有按传统以自己的王号“晋”作为新朝的称号，而是采用“唐”作为国号，史称“后唐”；且在灭梁之前，一直延用唐昭宗时的“天祐”作为年号。所以“前晋政权”和“后唐政权”的正式国号仍然是“唐”，然而为了区别李渊建立的“唐”和石敬瑭建立的“晋”，故称呼李存勖称帝前的政权为“前晋”，称帝后的政权为“后唐”。[1]

五代各朝的正统叙事以梁、唐之争为主线。后唐灭梁后，以“中兴”自况，称梁为“伪”。在墓志这类较具私人性的文字中，前梁旧臣常用各种方法避书“伪梁”，河东元从墓志多直称“伪梁”，反映后唐官僚阶层不同政治态度。书“伪梁”的要求虽至后周才被明令废除，实自唐明宗时已日趋放松，至后晋时，墓志中是否书“伪梁”，已无出身差异与微言大义，只是书写习惯的沿袭。与此同时，唐庄宗时墓志中出现用“后唐”称本朝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暗含对梁正统的承认。入晋后，“后唐”一名日渐流行，甚至传播到边地。虽然后唐成为五代正统之争的胜利者，但“梁朝”与“后唐”取代“伪梁”与“中兴”，成为宋初对两朝的官方称呼。[90]

后唐灭亡后，天福二年（937年），李昪在江南建立徐齐政权，天福四年（徐齐升元二年，939年）改国号为唐，[9] 即南唐（另说天福二年建国时国号就是唐[10] ，并无所谓“徐齐”之存在）。清人陈鳣编撰《续唐书》时，根据明人陈霆编撰《唐余纪传》的宗旨，以后唐、南唐两朝，上承唐祚，下启宋朝，应当作为五代十国之正统。[11]

沙陀，西突厥的别部。[38] [49]

唐朝前期，沙陀人先后在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的统辖之下。高宗时期，朱邪尽忠曾协助唐朝政府平定铁勒。安史之乱期间（755~763年），身为回纥副都护的沙陀首领骨咄支因参加平叛有功，被授以特进、骁卫上将军。后来，在唐朝、回纥、吐蕃三方争夺西域的过程中，“沙陀部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51]

贞元六年（790年），北庭在吐蕃的大举进攻之下陷落，沙陀首领尽忠率部众向吐蕃投降。由于沙陀人“勇冠诸胡”，所以吐蕃将沙陀人从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迁往甘州，“吐蕃寇边，常以沙陀为前锋”。贞元十三年（797年），回纥收复在吐蕃统治下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大败吐蕃。吐蕃赞普早就对富有军事实力的沙陀人抱有猜忌之心，怀疑“尽忠持两端”，所以，吐蕃君臣商议欲将沙陀迁至河外（今青海玉树地区），致使沙陀有“绝种”之忧。沙陀首领“尽忠与儿子朱邪执宜谋日我世为唐臣，不幸陷污，今若走萧关自归，不愈于绝种乎”。[51]

于是，受中原的政治文化影响已经很深的沙陀尽忠与朱邪执宜父子率三万众东归于唐。[51]

元和三年（808年），朱邪尽忠及其子执宜率部投奔唐振武军节度使范希朝，他们边走边与追击的吐蕃人作战。沙陀部众伤亡惨重，朱邪尽忠战死，朱邪执宜受伤，所剩部众仅一万余人。在抵达灵州（今宁夏灵武西）时，范希朝亲自率众迎接。朝廷下诏将沙陀部众安置在盐州（今陕西定边），并置阴山府，以朱邪执宜为阴山府兵马使。范希朝为沙陀人买来牛羊，让其四处放牧，休养生息。唐朝的安抚政策深得沙陀部众的人心，尽忠弟葛勒阿波也率残部七百余人来归。次年，范希朝自灵、盐二州转任河东节度使，镇太原，朝廷下诏沙陀人“举军从之”。“希朝乃科其劲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军使，而处余众于定襄川。执宜乃保神武川之黄花堆，更号阴山北沙陀。”[51]

朱邪执宜在率沙陀部众迁居内陆后，由于作战勇敢，被委以各种征伐重任，曾受命镇压反叛朝廷的藩镇，如元和五年（810年），大败河北强藩王承宗，元和九年（814年），随李光颜讨伐淮西的吴元济等。朱邪执宜率沙陀部众为唐朝守边，以防回鹘南下，大和（827~835）中，“柳公绰领河东，奏陉北沙陀素为九姓、六州所畏，请委执宜治云，朔塞下废府十一，料部人三千御北边，号代北行营，受执宜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隶河东节度。”[51]

这一时期实现了“沙陀同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密切结合，形成了所谓“沙陀三部落”，也是形成沙陀军事集团核心和中坚力量的时期。沙陀人由一万余人的部众发展成为称雄一方的藩镇势力，与其迁徙内陆密切相关。迁居中原不但可以吸收先进的文化与技术，而且还可以直接参与王权的角逐，从而开辟了沙陀历史发展的新时期。[51]

开成四年（839年），回鹘发生内乱，其相据罗勿将兵在外，以马300赂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彰信可汗，可汗兵败自杀。会昌三年（843年），回鹘乌介可汗兵扰振武，太原节度使刘沔遣麟州刺史石雄等率沙陀军击回鹘于杀胡山，后又讨伐潞州（今山西长冶），诛杀刘稹。大中元年（847年），吐蕃与党项、回鹘联合进攻河西（陕西北部、山西西部），沙陀军随太原王宰前往征讨，“沙陀常深人，冠诸军。赤心所向，虏辄披靡，曰’吾见赤马将军火生头上’”。因战功，朝廷授赤心蔚州（今河北蔚县）刺史、云州（山西大同）守捉。咸通九年（868年），桂林戍卒推庞勋为帅反唐。次年，朝廷以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和徐州行营招讨使，朱邪赤心为太原行营招讨使、沙陀三部落军使，率沙陀骑兵3000随征。康承训所部唐军在涣水（今安徽浍河）遭到伏击，几乎全军覆没，而“赤心以骑五百掀出之。（庞）勋欲速战，众八百，短兵接，赤心勒劲骑突贼，与官军夹击，败之。其弟赤衷以千骑追之毫东”。在镇压庞勋起义的过程中，由于朱邪赤心战功卓著，所以被唐王朝赐姓李，名国昌，预郑王属籍，封检校工部尚书、单于大都护、振武节度使。这是沙陀首领由朝廷之属臣转而为割据一方之封建势力的开始。[51] [38] [49]

李国昌出任振武节度使后，李氏沙陀便一直以李唐宗室自居，进一步发展和壮大。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之所以能得到汉族士大夫的普遍认可，无疑与朱邪氏被赐予李唐宗姓有极大的关系。[51]

乾符五年（878年），云州（今山西大同）藩镇牙兵因军饷被克扣而哗变，李克用因“功大官高，名闻天下”，被藩将推举为帅，杀唐王朝委派的云州防御史段文楚，割据代北地区。唐王朝不能容忍李克用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派兵讨伐。李克用、李国昌连连大败，部众溃散，遂与宗族逃往塞外，依鞑靼部。就在此时，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这为李克用势力的复兴提供了绝好机会。李克用曾对鞑靼人说：“今黄巢北寇，为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愿与公等南下定天下，庸能终老沙碛哉”。李克用屡次上表朝廷请降，朝廷均不允许。中和元年（881年），沙陀都督李友金向代北监军陈景思建议起用李克用父子。唐朝赦免李克用后，任命他为代州刺史，率本部兵马出征黄巢。自此以后，李克用的军队成了镇压黄巢起义的主力。中和三年（883年）二月，在梁田陂大败黄巢起义军;同年4月，李克用攻入长安，黄巢起义军力敌不胜而东走。李克用“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从此，李克用由镇压黄巢起义发迹，依仗其军事力量，成为唐末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之一，除了朱温之外，无人能与之抗衡。[51]

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朱温废唐昭宣帝，称帝建号，唐朝灭亡。是年，割据四川的王建劝李克用“各王一方”。李克用回信说：“仆经事两朝，受恩三代，位叨将相，籍系宗室”，“誓于此生，靡敢失节”，谢绝了王建的建议。[51] 并且继续使用唐朝天祐的年号。[12]

这一时期，李克用以唐朝忠臣的面目出现，以救驾灭贼为名，联合各方讨伐，既能扩张自己的势力，又能收买人心。在与后梁的对抗中逐渐占了上峰，为后唐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在这一时期，李克用非常注重沙陀军事集团的汉化。李克用在进占河东之时，李袭吉、王缄、李敬义、卢汝弼、李德林、苏循、苏楷等汉族士人便心甘情愿地为李克用所用，成为沙陀政权中一支重要力量。李克用虽然在青少年时代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并不很多，但在其后的政治生涯中却受到一些具有儒家思想的汉族官员的影响，如盖寓、李袭吉、张承业等。在吸收汉文化方面，李克用让儿子李存勖学习儒家经典，李存勖13岁“习《春秋》，手自写，略通大义”。李克用又通过与汉族新老贵族特别是衣冠世族们的联姻，密切与他们的关系，以提高整个家族的汉化水平。这些都反映了李克用追求汉族文化，并企图以此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达到扩大政治影响、巩固地方割据势力的目的。[51]

天祐五年（908年）正月，李克用病卒，李存勖在太原即位，成为第二代晋王。[4] [13] 李存勖嗣位后，所做第一件意义重大之事，就是在张承业等顾命大臣的协助下，当机立断，平定了以其叔父李克宁为首的内部叛乱，巩固了他作为晋军统帅的地位。[53]

天祐五年（908年）五月，李存勖亲率大军，挥师前进，直捣梁军“夹寨”。此时梁军尚在梦中，仓促不及应战，被晋军斩首万余级，余众向南奔逃，投戈弃甲，填塞道路。三垂冈战役奠灭梁之基，最终使李存勖占有上党，把三晋大地作为稳固后方，进而兵下太行，逐鹿中原。[54]

天祐七年（910年）十二月至次年（911年）正月，晋军与梁军为争夺河北，在今河北省柏乡县展开激战。李存勖因势用兵，以逸待劳，诱梁军出而后击，一举歼其精锐。从此，镇州（今河北正定）和定州（今河北定州）反梁而归附李存勖，梁晋争战的历史进程朝着有利于河东的方向发展。柏乡一战，晋军军威大振，使后梁在河北的势力退至魏博以南，为南下攻梁建唐创造了有利条件。[54]

天祐十五年（918年）八月至十二月，李存勖向汴梁进军途中，集中兵力攻后梁。在胡柳陂（今河南濮阳东南）发生的胡柳陂之战，再次显示了李存勖杰出的军事才能。这次战斗，晋军消灭梁军近三万人，在后梁腹地站稳了脚跟。[54]

天祐八年（911年）八月，燕王刘守光称大燕皇帝，年号应天。[14] 李存勖看到时机成熟，以平叛为名，发兵进攻燕国。[49] 天祐十年（913年）十月，刘守光请降，燕国灭亡。晋国的势力也因此从山西扩展到了幽州一带。[49]

天祐十八年（921年）正月，赵王王镕为其养子张文礼所杀。八月，李存勖派大军讨伐，张文礼病死。[15] 天祐十九年（922年）十月，晋将符存审攻陷镇州，杀张文礼之子张处瑾，自此赵地彻底为晋国所有。[16]

天祐十四年（917年）三月，契丹军攻陷涿鹿，围困幽州。李存勖分兵迎击契丹，契丹被打得大败，晋军乘胜追击，俘获和斩杀的契丹兵数以万计。[49] 天祐十八年（921年）十二月，契丹军迅速攻陷了涿州（今河北涿州），进而围攻定州（今河北定州），李存勖亲率五千骑兵救援。后梁趁机偷袭晋国的大本营，情势危急，众将请求退兵。但李存勖力排众议，亲自率军突袭，大败契丹，并俘虏了阿保机的儿子耶律牙里果。[49]

天祐二十年（923年）四月，李存勖接受诸镇劝进，在魏州称帝，是为后唐庄宗，并改天祐二十年为同光元年。庄宗沿用“唐”为国号，又追赠父祖三代为皇帝，与唐高祖、唐太宗、唐懿宗、唐昭宗并列为七庙，以表示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继承人，史家称之为后唐。当时，后唐辖有魏博、成德、义武、横海、幽州、大同、振武、雁门、河东、河中、晋绛、安国、昭义等十三个节镇、五十个州。[39] 庄宗以三镇治所为都城。其中，太原号为西京；魏州升为兴唐府，号为东京；镇州升为真定府，号为北都。[45] 后唐建立的同时，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契丹不断侵扰幽州，兵锋直逼河北。潞州守将李继韬叛附后梁，梁将董璋急攻泽州（治今山西晋城），意图吞并昭义镇，直接威胁后唐西都太原的安全。庄宗为了扭转战局，决定趁梁军东面防守空虚之机，出兵奇袭郓州，以切断梁军右翼，再伺机进图汴州。[40]

同光元年（923年）闰四月，庄宗命李嗣源率五千步骑，连夜冒雨渡河，一举袭破郓州。朱友贞听闻郓州失守，命王彦章率军阻止唐军西进。李存勖命朱守殷严守德胜，自率亲军进屯澶州。[41] 五月，后梁大将王彦章出兵杨村渡，攻克德胜南城，继而顺河东下，攻打杨刘城。[42] 六月，庄宗亲临杨刘，一面命唐军出营挑战，牵制梁军兵力，一面命谋臣郭崇韬领兵奔赴博州（治今山东聊城东北），在黄河东岸修筑新城，以接应郓州唐军。[43] 八月，朱友贞部署四路反击。命段凝攻澶州、董璋攻太原、霍彦威攻镇州、王彦章攻郓州，打算在十月向后唐发动总攻，但因兵力分散，造成汴州防守空虚。[44] 十月初二，庄宗亲率大军由杨刘渡河，初三，进至郓州，以部将李嗣源为前锋。当夜越过汶水，次日晨与梁将王彦章相遇，一战而胜，并克中都（今山东汶上），擒王彦章。他又采纳李嗣源关于兵贵神速、急趋汴州的建议，命其率前军当夜出发，自率主力继后。初七，进至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梁将不战而降，朱友贞见援兵无望而自杀。初九，唐军至汴州，王瓒开门出降。十二日，段凝率军五万到封丘（今属河南）请降，后梁灭亡。[17] 庄宗入汴州后，贬郑珏为莱州司户参军，萧顷登州司户参军；杀李振、赵岩、张汉杰、朱珪，灭其族。[18] 十一月，后唐以永平军大安府复为西京京兆府。[50]

同光二年（924年）正月，岐王李茂贞听闻庄宗定都洛阳，心中不安，于是上表称臣，命其子李从曮入京朝贡。李从曮在洛阳亲见唐军军容之盛。李茂贞更加忧惧，遂上表朝廷，请行“藩臣之礼”。二月，庄宗改封李茂贞为秦王。[46] 四月，秦王李茂贞卒，其子李继曮权知凤翔军府事。次月，李继曮正式为凤翔节度使。[50]

同光三年（925年）九月，庄宗命魏王李继岌，枢密使郭崇韬，领兵六万，自凤翔走大散关入蜀；另以高季兴为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率荆南军攻取夔州、忠州、万州等地。[20] 十月，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绍深攻克威武城；蜀将王承捷以凤、兴、文、扶四州降唐。唐军长驱直入，李继岌兵临兴州，蜀将宋光葆以梓、绵、剑、龙、普五州降唐；而后蜀国武定节度使王承肇、山南节度使王宗威、阶州刺史王承岳分别献城投降；只有蜀国天雄节度使王承休与副使安重霸打算出秦州攻打唐军，至茂州，兵马仅剩两千，安重霸见大势已去，以秦、陇二州降唐。高季兴乘势率水军逆流而上，攻打施州。蜀国峡路招讨使张武用铁锁断绝长江航路，大败荆南军，高季兴乘轻舟逃走。不久，张武闻北路失败，便以夔、忠、万三州降唐。十一月，唐军昼夜兼行，至利州，王宗弼闻风弃城西逃。李继岌率大军向剑州、绵州、汉州推进。蜀国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寿以遂、合、渝、泸、昌五州降唐。李绍琛到达绵州时，绵江浮桥已被蜀兵破坏。为速取蜀国，李绍琛乘蜀兵溃败之机，率大军骑马渡江，入鹿头关，攻克汉州，直逼成都。李继岌率大军到达成都后，蜀主王衍出降，前蜀灭亡。[21] 同光四年（926年）三月，后唐使者在长安秦川驿尽杀蜀主宗族。[50]

庄宗称帝灭后梁后，认为父仇已报，中原已定，不再进取，开始享乐，不理朝政。[54]

同光二年（924年），南汉国主刘龑听说李存勖灭梁，心生恐惧，派使者进贡，并窥探虚实。使者何词返汉后，向刘龑汇报说：李存勖“骄淫无政，不足畏也”。[19]

庄宗皇后刘氏是一个连亲生父亲都不肯相认的势利小人，因得宠于庄宗，后来晋封为皇后。伶官如景进，降将如段凝、张全义、袁象先，都通过厚赂刘氏而得到重用。由于纵容皇后干政，致使纲纪废弛，君臣离心离德，将士心怀嫉恨，百姓惶恐抱怨。功臣宿将亦人人自危，诸镇怨愤，流言四起。此时的后唐政权，已深陷重重危机之中。[54]

庄宗爱好音律戏曲，时常粉墨登场，并自号“李天下”，俨然成为痴迷狂躁的票友，全然把社稷视同儿戏。庄宗置百战建勋的将士于不顾，偏要去封赏并无寸功的伶官，因而伶人们恃宠怙势，出入宫掖，侮弄朝臣。其中为害最烈的是伶官景进，参与军机国政将相大臣都因忌惮而去讨好他。[54]

庄宗定都洛阳后，恢复唐朝旧制，宫内各执事和诸道监军都用宦官。庄宗采纳宦官的建议，把军事长官贡献的财赋充作皇帝巡游及赏赐左右亲信的费用，却舍不得花钱犒赏军队，以致军士穷困，怨声载道，直接导致后来军士离叛，造成致命后果。唐代后期宦官跋扈之势俨然重现，引起朝臣的不满，尤其是听信宦官的谗言，冤杀大将郭崇韬，疏远良臣李嗣源。[54]

庄宗在位期间，对功臣宿将多有猜忌之心。李嗣源是后唐灭梁第一功臣，曾表奏义子李从珂为北京内牙马步都指挥使，希望李从珂能就近照顾家中。李存勖却恼怒异常，认为李嗣源“握兵权，居大镇”，却插手军政人事，因此将李从珂贬为突骑指挥使，远戍石门镇，并多次驳回李嗣源的入朝请求。[47] 郭崇韬在庄宗建国和灭梁战役中，战功显赫，但与宦官不睦。庄宗与郭崇韬的矛盾也逐渐加深。[48]

同光四年（926）二月，后梁末期时转投晋军的魏博牙兵在贝州掀起了叛乱。当时，其戍期已满，即将返镇。庄宗恐因邺都空虚而被魏博牙兵乘虚而入，所以拒绝其返镇，结果引起了魏博牙兵的反叛。之后，邢州、沧州也相继发生兵变，河北大乱。而庄宗遣派大将李嗣源率一支亲军（号“从马直”）前往平叛。结果，当李嗣源兵至邺都时，城外的平叛军也发生哗变，拥李嗣源入城，与叛军联合。之后，李嗣源也加入叛军，并抢占了汴梁城。[54]

同光四年（926年）四月，庄宗决定亲征平叛，结果指挥使郭从谦也发动叛乱，火烧兴教门，庄宗在带亲兵攻击叛军时，身中流矢，死于绛霄殿。[55]

天成四年（926年）四月，李嗣源入洛阳，被群臣拥戴为监国。霍彦威、孔循劝李嗣源更换国号，李嗣源以兄终弟及为由否决了这一提议。[22] 不久李嗣源于庄宗柩前即皇帝位，是为后唐明宗，并改同光四年为天成元年。[56] [57]

明宗时期出现的小康局面主要表现在内政与对外交往方面，这一时期政治清明，明宗从谏如流，社会经济恢复，百姓生活逐渐宽裕，社会文化不断发展。终明宗一朝，施政始终以民为本，其经济政策顺应时代发展。明宗在位时期颁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这些政策坚持民本思想，为明宗的统治打下了群众基础。这一时期，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带来了百姓的安居乐业。在明宗积极的经济政策刺激下，唐末以来的经济萧条局面逐渐得以改善。明宗一朝实行的惠民经济政策是小康局面形成最关键的因素。[70]

明宗即位之初，后唐与契丹的关系很不稳定。随着后唐政权逐渐稳固，明宗对契丹的南侵予以坚决打击，使得契丹军队不敢轻易南下幽州等地侵扰，“大同节度使张敬达聚兵要害，契丹竟不敢南下而还”，这给中原地区农耕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70]

明宗即位后，对南方各个割据政权基本采取和平共处的方针，不刻意进行征伐，仅对高氏的荆南政权进行了大规模的用兵，并且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而楚、吴越、闽等割据政权基本承认后唐的正朔地位，并对后唐称臣纳贡。后唐与南吴虽无直接的联系与往来，但双方仍能和平共处。面对北方诸政权，明宗采取“刚柔并济”的政策。后唐的强盛也使周边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对后唐俯首称臣，接受后唐的册封，这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70]

天成三年（928 年）四月，后唐定州节度使王都造反。同月，明宗削夺王都全部官爵并发兵攻打定州，定州之战拉开了序幕。王都的举动得不到后唐其他节度使的响应，转而向辽朝求救。辽朝两次出兵解围定州均惨遭失利。天成四年（929 年）二月，定州守军发生内乱，开城迎后唐军入城。后唐借定州之战的胜利，收复了叛乱的城池，稳定了北方边境的大片区域。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辽朝除在双方边境有过小规模的侵扰外，并无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明宗得以暂时缓解了与辽朝的紧张局势，并且通过战争鼓舞了军民的士气，提升了中原民众的凝聚力。[91]

长兴元年（930年）九月，东川节度使董璋，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接连造反。明宗命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率军讨孟知祥。孟知祥联合董璋抵抗唐军。由于蜀道艰险，易守难攻，唐军久攻不下，只好退军。[58] 十一月，契丹国东丹王耶律倍归唐，明宗以天子仪卫迎接，并赐姓东丹，名慕华，拜怀化军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使；后又赐国姓李名赞华，改封陇西县开国公。[93]

庄宗在位时，宠幸伶人和宦官，听信谗言，酿成了朱友谦、郭崇韬等冤案，造成统治集团内部恐慌。明宗执政后不久，就为朱友谦、郭崇韬等人平反，“听郭崇韬归葬，复朱友谦宫爵；两家货财田宅，前籍没者皆归之”，从而稳定了局势，赢得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支持。为平息民怨，明宗下诏处死了庄宗时任租庸使的孔谦，因其“滥承委寄，专掌重权，侵剥万端，奸欺百变。遂使生灵涂炭，军士饥寒，成天下之疮痍，极人间之疲弊”。同时乘势废除了租庸使、内勾司等官职，这为明宗施行仁政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对宦官余孽，明宗下令将庄宗时为祸的宦者尽数诛杀，吸取了唐朝灭亡的教训。[70]

同时，明宗顶住压力，贬黜豆卢革、韦说等重臣，二人的不法行为众多，诸如“百官俸钱皆折估，而革父子独受实钱”“说以孙为子，奏官”，加之萧希甫的诬告，使得明宗盛怒之下最终下令处死这两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唐末以来的贪腐之风。明宗对贪腐的大力打击，有效遏制了官僚集团贪赃枉法的现象，使得后唐政治趋于清明。

明宗即位后拔擢了一批能臣，如任圜、李愚、孙岳、安重诲等人。由于明宗自身文化素养有限，目不识丁，而中枢辅臣安重诲、孔循的文化水平也不高，于是在安重诲、孔循的推荐下，冯道、赵凤等人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辅佐明宗，使得这一时期政局清朗，很多社会积弊得到了解决，“小康”局面逐渐形成。[70]

长兴四年（933年）二月，明宗制以孟知祥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成都尹、剑南东西两川节度等使，封蜀王。[58] 十一月，明宗病重，秦王李从荣拥兵发动兵变，欲篡夺皇位。枢密使冯赟、朱弘昭与宣徽使孟汉琼入禀明宗，指挥禁军平乱，李从荣兵败被杀，明宗病中闻变，病情加剧。[82] 明宗决定由宋王李从厚嗣位，便命孟汉琼赶往魏州，召李从厚回京。[83] 不久，明宗驾崩于大内的雍和殿。[84] 十二月，李从厚方才赶回洛阳，于明宗柩前即皇帝位，是为后唐闵帝。[85]

闵帝仓促登基，立足未稳，对手握重兵的凤翔节度使潞王李从珂和北京留守石敬瑭多有猜忌，遂将李从珂之子李重吉由禁军将领调任亳州团练使，又令李从珂已经出家的女儿入宫为质，还听从朱弘昭、冯等大臣的建议，将李从珂从凤翔节度使调任北京（今山西太原西南）留守，以闵帝从兄，原河中节度使李从璋接任凤翔（今属陕西）节度使。又将石敬瑭调任权知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军州事。[59] [60]

应顺元年（934年）正月，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蜀。[58]

应顺元年（934年）二月，凤翔节度使潞王李从珂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三月，唐军包围了凤翔，李从珂劝降了自己的旧部羽林指挥使杨思权、都指挥使尹晖，战争形势逆转。[61] 闵帝得知李从珂已占领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的消息后，仓皇出逃魏州（今河北大名），从者仅百余骑。行至卫州（今河南卫辉），路遇石敬瑭，石敬瑭将闵帝安置在驿站后，自己赴洛阳与李从珂会合。[61] 四月，李从珂率军进入洛阳城。宰相冯道率领文武百官劝进，李从珂假意不从。曹太后于是下诏废李从厚为鄂王，命李从珂为监国。不久李从珂赴西宫，于明宗柩前告奠后即位，改应顺元年为清泰元年，是为后唐末帝。末帝命殿直王峦（王弘贽之子）前往卫州，毒杀了闵帝。[23] [59]

清泰三年（936年）五月，末帝调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企图以此消弱石敬瑭兵权。石敬瑭拒绝调任，还上表指责李从珂即位非法，应将皇位让给许王李从益。[24]

清泰三年（936年）五月，末帝李从珂任命建雄军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都招讨使，杨光远为副使，率大军讨伐石敬瑭。[25] 唐军包围了太原，筑长围以围困晋阳。石敬瑭遣使向契丹求救，表示愿意割地称臣。九月，契丹与河东联军大败张敬达于太原。十一月，辽太宗耶律德光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改长兴七年（实为清泰三年）为天福元年。[64]

清泰三年（937年1月）闰十一月，末帝见大势已去，召耶律倍一同自焚，耶律倍不从，末帝派人将赐死。[88] 末帝带传国玉玺与曹太后、刘皇后以及太子李重美等人登上玄武楼，自焚而死，后唐遂亡。[86]

天福四年（939年）九月，石敬瑭封许王李从益为郇国公，让其供奉唐朝的祭祀，服装的颜色、旌旗一切依照旧的制度。[26] 十一月，石敬瑭立唐高祖、唐太宗、唐庄宗、唐明宗、唐愍帝五庙于洛阳。[87] 开运四年（947年）三月，耶律德光率辽军北归，命萧翰留守汴州，萧翰矫诏封李从益为权知南朝军国事。六月，刘知远派郭从义杀王淑妃和李从益于开封。[36]

后唐疆域广阔，盛时疆域约为今河南、山东、山西三省，河北、陕西的大部及甘肃、安徽、宁夏、湖北、江苏的一部分，并短期占有四川。[52]

同光元年（923年）四月，后唐建立。庄宗升魏州（今河北邯郸）为东京兴唐府，升镇州（今河北正定）为北都真定府，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加京号升为西京太原府。当时的后唐共掌控了十三个节度使、五十个州的疆域[45] 十一月，庄宗将北都真定府改回镇州，西京太原府改为北都太原府。同月，庄宗将永平军大安府升为西京京兆府（今陕西西安）。[66] [67] 同光三年（925年）三月，庄宗将东京兴唐府改为邺都兴唐府，升洛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为东都河南府。[68]

后唐在其辖境内推行的行政区划仍沿袭唐末之制，大体上实行节度使（方镇）一州一县三级制。除节度使、属州、县这三种最基本的行政区划单位之外，还并行设置了留守（与节度使等同）、府（与节度使等同）、监（略低于节度使、高于属州）等行政区划单位。[65]

天成四年（929年），明宗在原唐河南道区域内置有汴州宜武军节度使、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滑州义成军节度使、郓州天平军节度使、兖州泰宁军节度使、青州平卢军节度使、徐州武宁军节度使、许州忠武军节度使。在与原唐都（东畿）大致相当的区域内置有东都留守、陕州保义军节度使、孟州河阳节度使。在原唐京、关内道区城内置有西京留守、州顺义军节度使、同州匡国军节度使、华州镇国军节度使、邠州静胜军节度使、州保大军节度使、延州彰武军节度使、灵州朔方节度使。在原唐山南东道区域内置有山南东道（襄州）节度使、邓州威胜军节度使。在原唐淮南道区域内置有安州安远军节度使。在原唐河东道区域内置有北京留守、潞州安义军节度使、河中府护国军节度使、晋州建雄军节度使、云州大同军节度使、应州彰国军节度使和朔州振武军节度使。在原唐河北道区域内据有兴唐府天雄军节度使、邢州安国军节度使、镇州成德军节度使、定州义武军节度使、沧州横海军节度使、幽州卢龙节度使、新州威塞军节度使。在原岐王来附的区域内据有凤翔节度使、泾州彰义军节度使。在原前蜀境内据有剑南西川节度使、剑南东川节度使、遂州武信军节度使、夔州宁江军节度使、山南西道节度使、利州昭武军节度使、阆州保宁军节度使、洋州武定军节度使、凤州武兴军节度使、秦州雄武军节度使、黔州武泰军节度使。[65]

长兴元年（930年）十一月，楚国王马殷病亡，子希声嗣位，去建国之制，复藩镇之旧，所领潭州武安军节度使、朗州武贞军节度使和桂州静江军节度使在名义上成为后唐的藩镇。[65]

三省制作为五代以前800余年封建政制建设的重要成果，作为隋唐中央政府的组织形式，照例被五代各朝统治者全盘继承下来。但这仅仅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作用的结果。作为中央政府，五代的三省并不能有效地全面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不过徒具其表而已。由于三省职能的转移，其机构也随之遭裁撤、官员也相应被削减。以政治转稳定、体制转健全的后唐为例，三省官属少则砍掉一半，多则仅留长官。[94]

随着三省制的破坏，原来作为皇帝秘书处的枢密院迅速壮大权力， 从政治的幕后走向舞台， 从而形成与中书门 下对掌军、国政务的中枢体系，这是五代政治体制中最突出的变化。不过，二 者的权力分配与人们通常所了解的宋代 中书与枢密院对掌文武的中枢体系是大有区别的。在宋代，中书与枢密院是平行的，各司其职，不相牵掣， 即有意见不合， 往往是中书干预枢密院事务。而五代的枢密院则明显凌驾于中书门下之上，不仅军权在握， 而且充当着最高统治者的 智囊团，至于侵削中书门下职权则是常事。[94] 同光元年（923年），重建枢密院。废崇政院，以亲信外臣任枢密使，直接以“宣”行使职权，侵夺了中书的职权。[27]

五代政制中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中央原有的财政管理机关一一户部从尚书省分离出来，与度支使、盐铁转运使等财政使职系统合并，形成了一套新的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从而，结束了自中唐以来国家财政由尚书省户部和 临时差遣使职交错掌管的分权状况。[94] 天成元年（926年）四月，改由宰相或宣徽使判盐铁、户部、度支。长兴元年（930）八月，明宗决定使用三司使职名，三司使遂成为最高财政官员。[27]

与中央政制相适应，五代地方政制也有所变化，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节度军镇成为普遍的军政合一的一级政府 ，其二即军镇幕府实际掌握着地方政治，中央政府既不能始终有效控制，州县政府亦惟承应而已。此外，五代的州县 政府在设官分职方面承隋唐旧制，变化不大。但在实际职权方面，则因时而异。[94]

幕府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本来是作为将帅的“ 智囊团” 而产生的，但由于五代节度军镇成为普遍的一级地方政府，所以，军镇幕府实际上也就操纵着五代各朝的地方政权，对当时的政治影响至深。[94]

府、州分为节度使州、防御使州、团练使州、刺史州，州长官为刺史，通常由前三使分别兼任，单任刺史的较少。节度使兼任州刺史，本州以外的辖州，称为支郡，上述各类长官几乎都由武将担任。都城、陪都称府，长官称尹，陪都设留守兼任府尹。州、府下设判官、推官为上佐，录事参军掌庶务，户曹、仓曹等分理诸事。[27]

县设县令，下设主簿、县尉分理民事、刑狱，后以镇将理刑狱治安，县尉遂废。[27]

长兴三年（932年）取进士8人，而诸科达81人，开诸科取士多于进士的先例；后晋天福六年取进士1人，而取诸科达45人。自天福九年起，诸科取士多于进士，遂成惯例。

天成五年（930年），宋延美“明算科及第。是年明算五人，而延美为之首”。

同光二年（924年）二月，刑部尚书卢质奏呈纂集的《同光刑律统类》13卷。[28]

天成元年（926年）十月，根据御史大夫李琪奏请，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奉命共同“详定一件格施行”，后经过“集众商量”，明宗批准行用内容涉及刑狱的唐代《开成格》。天成年间，《天成长定格》1卷，《天成杂敕》３卷，立法情况不详。长兴四年（933年）六月，明宗敕令御史中丞龙敏、给事中张鹏、中书舍人卢导、刑部侍郎任赞、大理卿李延范等详定《大中刑法统类》。[28]

清泰元年（934年）十月，立有《明宗朝敕》。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六月，中书门下奏称：“今诸司每有公事，见执清泰元年（934年）十月十四日编敕施行，称明宗朝敕”。清泰三年（936年）四月，御史中丞卢损等进清泰元年以前11年内制敕，将其中“可久远施行者”编为30卷，末帝敕令御史台颁行。[28]

后唐刑事法制具有典型的唐宋变革期的承启性。后唐处于五代乱世中段，又以唐代法统继承者自居，嬗变与继承的合力，致使后唐法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并非绝对意义的法制创新，而是在继承唐代（准确说是唐中后期）法制基础上向纵深发展，并影响到宋代的：刑书编纂形式中，“刑统”是继承唐制发展而成，“编敕”则属创新为之，两者皆影响至宋。同时，变革又促使后唐法制矛盾运作，官方立法表达与司法实践之间、不同层次的司法实践之间出现强势背离，故法史教科书中所称五代滥刑现象凸显。[28]

明宗不仅减轻了赋税，天成四年（929）还规定，全境按季节早晚，分别规定几种纳赋期限，自气候比较温暖的黄淮地区，“夏税”自五月十五日起征，八月初一日纳足，最北部的沿边地区，则自六月初十日起征，九月纳足。比唐制晚一至三月，便于税户纳税，这是两税制（田赋）实行以来最重要的改革。

后唐以恢复唐朝正统为号召，灭梁之后铸行新钱，仍沿用开元通宝之称，中间屡遭变故，旧钱日少，所剩不。而之后的后唐庄宗时，兵事渐少，商业略盛，市场中钱少不便，乃于天成年间铸“天成元宝”，以便流通。此钱径2.4厘米，钱文隶书，旋读，书法浑厚凝重，轮廓阔壮，较为精良。但此钱民间有私铸者。另外有“清泰元宝”，是末帝李从珂于清泰年间所铸。钱径3.4厘米，钱文隶书，顺读，书法平平。后唐十余年间变动迭起，似不应铸钱。所以学者有认为此钱乃仿自北宋 “崇宁重宝”，并不是后唐清泰年间所铸。

天成二年（927），各地“街坊市肆人户不顾条章（指每陌八十文），皆将短钱（指每陌少于八十文）转换长钱（折算一百文）”，诏令“并须使八十陌钱”（以八十文折算一百文）。由于现钱缺乏，后汉乾祐中，“官库出纳缗钱，皆以八十为陌，至是民输者如旧，官给者以七十七为陌，遂为常式”。

长兴元年郭在徽曾建议：“铸造新钱，或一当十，或一当三十，或一当五十”，但被认为“以一当十，真谓将虚作实”而否定。

后梁与晋连年征战，使河北地区岁无宁日，后梁先后两次决黄河以阻挡晋军，致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洪水泛滥，后唐灭梁后多次修复酸枣县（今延津）境内河堤。尤其是长兴元年（930年）张敬询任滑州节度使后，“河水连年溢堤，乃自酸枣县界至濮州，广堤防一丈五尺，东西二百里，民甚赖之”。

明宗时注意兴修水利，长兴三年（932年）五月，“幽州进呈新开东南河路图，自王马口至淤口长一百六十五里，阔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胜漕船千石”，可以通航60吨左右的船只，在当时内河航运中这是较大的船只。这是五代前期河北北部地区重要漕运河道，自后晋时起本地区属于辽朝。

后唐为解决军需，恢复“营田”。明宗时，利用闲田兴置的军屯，不仅利用兵士，而且还用无地民户耕种，恢复农业生产，在解决军队粮食供应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为了防止军队抢占民间良田及强迫民户耕种，以及有些民户投靠“营田务”，以致官府税收损失。长兴二年（931年）九月规定：“应三京、诸道营田，只耕佃无主荒田及召浮客。”

为了鼓励逃户归业恢复农业生产，天成三年（928年）规定“每逃户归业后，委州司各与公凭，二年内放免两税差科”的优惠。长兴三年还对因水灾而外逃农户的房屋、树木及“动使什物”，由各村邻居保管，待逃户回乡后归还，春耕时业主还未回来，允许邻户耕种并承担赋税，如业主归来，则等秋收后归还土地。保护原业主的财产并减税以鼓励农民归业，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后唐的坑冶业，以铁、铜为主，其次是金、银、铅、锡。坑冶由私人经营的，缴纳一定数额的税“岁课”。也有朝廷直接经营的，产品的运销全受朝廷的控制。

后唐冶铁业十分发达。明宗曾下诏“并许百姓逐便自铸造”。

后唐时，开始刻印“九经”。长兴三年（932），明宗命国子监以西京的石经为根据，校正“九经”，抄写做注，雇雕字匠人刻版印卖。这项工程用了20年时间，直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才刻印完毕。从此，刻本“九经”广为流传。

后唐洛阳宫城之门道系统格局，基本因袭隋唐之旧。首先，宫城内以中部东西向横街为界，分为南部前朝、北部内宫两大区域，此一横街街北因毗邻内宫，故自隋唐以来无论军事防御抑或章奏通进，皆为统治者所措意。其次，前朝部分有沿袭隋唐格局而来的三组东西平行、南北相直的门道系统。[81]

后唐前朝空间部分。宫城中轴线上仍沿袭隋唐以来之传统，设立国家外朝正殿，而正衙在唐制影响下，已彻底移至外朝正殿之西侧，更名文明殿，形成外朝正殿、外朝正衙二者东西并立的特殊格局。后唐时期，依照目前文献之线索，可以断定朝堂已经移出隋唐旧址，新移入宫城中的正衙之南，形成正衙、朝堂二者南北相直的崭新格局，百官入阁、入内宫起居皇帝等国家政治活动中，对此组建筑的利用也愈加频繁且形成制度。

后唐内宫空间部分。中兴殿为本区域之核心建筑，其上承唐哀帝时期洛阳之政治故事，有内宫“正殿”之名实，南与前朝正衙相直，形成独立于外朝正殿之外的宫城西半部政务空间轴线。此外，中兴殿之南有延英殿，东南有嘉庆殿，因方位处于内宫之前部，故多承接皇帝内殿视朝、百官内朝起居等政治功能；而中兴殿之西有“西宫”金銮殿，西北有雍和殿，北有绦霄殿与端明殿，因方位毗邻内朝正殿且已居内宫深处，故诸殿虽然也承接皇帝内殿视朝等活动，但性质多偏重于宰相与枢密使等向皇帝面奏机要，随空间之北移，内宫诸殿之政治私密性质也越发凸显。

天成三年（928年），兴元府重修通向关中的“斜谷阁道二千八百余间”，洋州又“重开入蜀旧路，比今官道近三十五驿”，夔州也开新路至房州，加强了后唐边境与腹地的陆路交通。

后唐时期，佛教的过度膨胀带来了社会问题。明宗下诏规定：在保留旧存寺院的前提下不许再新建寺院，由官府对百姓出家的行为进行严格管控。“如要愿在僧门，并须官坛受戒，不得衷私剃度。”由此，寺院和僧人数量受到国家严格限制。天成二年（927），“诏天下除并无名额寺院”。这制约了佛教的无限制发展，保持了社会劳动力数量的稳定，为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为明宗执政集团重要成员的赵凤，其对佛教的无序扩张等行为也极为不满。面对宫中众人盲目向“大如拳头”的佛牙布施数千缗财物的现象，明宗借“佛牙锤锻不坏”的说法，将褐渍皴裂的“佛牙”击碎，及时制止了这股不正之风。[70]

后唐明宗设三川搜访图籍使到成都一带搜寻唐实录，并明令保护唐人碑码，这就为《旧唐书》的编撰做了重要而及时的准备。[62] [79]

天成四年（929 年）秋七月，修撰《庄宗实录》，还有庄宗曾祖朱邪执宜、祖李国昌、父李克用的《懿祖、显祖、太祖纪年录》。[80]

在社会风俗改革方面，明宗对当时社会的厚葬之风进行了抑制。“诏丧葬之家，送终之礼不得过度。”明宗下诏明确反对葬礼用度的过度，这对当时纠正厚葬之风、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70]

后唐设置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管理禁军，这代表了新的禁军管理制度，但代表新制度的侍卫亲军仍然明显受到旧有六军诸卫制度的影响，在新旧结合的制度下运转。新旧制度的结合主要体现在：第一，六军副使与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交替设置，总掌禁军；第二，在侍卫亲军与六军的关系方面，六军属于侍卫亲军；第三，侍卫亲军将校担任阶官化的六军诸卫职事官。后唐时期，禁军制度发生显著的去六军诸卫化，同时，新的侍卫亲军制度已经基本成型。在此消彼长之下，至后晋，侍卫亲军制度最终取代了六军诸卫制度，这也是中晚唐以来禁军管理制度变革的总结与归宿。[69]

后唐是五代侍卫亲军形成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侍卫亲军在制度上最重要的进展就是在事实上形成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亦称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 （以下合称侍卫亲军三帅）并置的侍卫亲军管军将帅职位系统。依据六军诸卫制度设置的管军将帅则有判六军诸卫事、六军诸卫副使（亦称六军副使），它们在代表新制度的上述三帅同时并存。在后唐明宗朝，分别代表新旧制度的上述两类将帅共同构成了后唐禁军的统帅机构。[69]

至晚在后晋天福二年（937年），侍卫亲军的管理机构“侍卫司”出现。尽管在次年，后晋仍以杨光远“判六军诸卫事”，但完全徒有虚名。天福五年（940年），杨光远改任平卢节度使，最后一任“判六军诸卫事”就此谢幕。至此，侍卫亲军制度正式确立，在禁军的管理与指挥上，实至名归地取代了六军诸卫制度。后者仅残留有部分阶官和礼制仪仗方面的意义。[69]

明宗统治时期（926~933）是五代时期王朝权力结构转变的重要时期。北面行营的设置，是明宗措置军事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平定叛乱时，北面行营的主导力量是明宗亲信与元随以及中央的禁军。行营统帅的设置，体现了分权与制衡的原则。北面行营运行体现了明宗时期中央权力的发展，以及战时状态下明宗对于军事的掌控意愿。在战争结束后，北面行营成为后唐措置北边防御的重要机构。行营制衡的原则也运用在边防体系的构建之上，并与唐明宗的对外政策互为照映。在行营之内，明宗通过任命来自不同政治势力的行营统帅，派遣禁军出戍的方式，来实现行营权力的互相制衡。在后唐北部边防体系中，明宗设置北面行营署理河北边防，以期与负责河东边防的河东节度使实现军事上的互相制衡。但在北面行营的实际运行中，由于末帝时期中央激烈的政治变动以及契丹突然的军事介入，其军事上的平衡作用逐步丧失。北面行营反而成为赵德钧拥兵谋夺天下的资本。北面行营的运行反映了唐宋时期边防体制演进中对军事权力分割与制衡的趋势。[89]

后唐与契丹的政治关系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晋王李克用时期，此时是汴晋争霸的关键阶段，契丹游走于两方政权之间，时而联梁，时而联晋，牟取利益。第二个时期是庄宗李存勖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晋攻取幽州以前，李存勖正全力对战后梁，为了避免前后受敌便与契丹认亲约合。第二阶段是晋攻取幽州之后，此时晋与契丹直接毗邻，转而对契丹采取强硬的措施。第三个时期是明宗李嗣源即位后，由于和契丹谈判的破裂，后唐进一步加强北部边防，抵御契丹的南进。第四个时期是末帝李从珂时期，这一时期石敬瑭兵强势大，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李从珂曾想与契丹结盟，但最终没有付诸行动。李从珂即位仅三年，后唐便在契丹和石敬瑭的联合进攻下灭亡。[71]

契丹对后唐的朝贡共有十八次，庄宗时两次，明宗时十四次，闵帝时一次，末帝时一次，明宗时双方的交流最多。契丹的贡使有拽鹿孟、梅老鞋里、梅老里述骨之、梅老没骨、秃纳梅老、梅老季、撩括梅里、邪姑儿、拽骨、穆顺义、起阿钵、铁葛罗卿、述禄、述骨卿、没辣于等，这些使者大部分都是契丹的官员，梅老、梅里等可能是契丹的官职名称。[71]

契丹朝贡的贡品有羊、驼、马等畜牧产品，以及地衣、真珠装等纺织制品，还有金钏、金钗等珠宝，在天成元年（926年）还曾进贡过一名内官。契丹朝贡后唐的所有贡品中马是最常见的，同光四年（926 年）正月梅老鞋里曾贡马三十匹，天成元年（926 年）七月梅老里述骨之进马两匹，长兴三年（932 年）二月穆顺义进马三匹，长兴三年（932 年）三月起阿钵进马一匹，长兴三年（932 年）三月铁葛罗卿进马三十匹，长兴三年（932 年）七月述禄进马三十匹，长兴三年（932 年）九月契丹国遣使都督述禄卿进马四十匹，应顺元年（934 年）正月没辣献马四百匹。[71]

后唐与党项拓拔部的关系分为前后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后唐建国前，党项拓拔部臣属于后梁，与晋王李存勖集团属于敌对关系。第二阶段在李存勖建立后唐之后，党项拓拔部为了避免冲突向后唐表示归顺，保持臣属关系。第三阶段则是在明宗长兴四年（933 年）后打破了臣属关系，进行相对平等的往来。[71]

后唐除了与党项拓跋氏联系密切之外，还与府、麟二州的党项折氏家族以及党项薄备家族和“西路党项”有所来往。[71]

党项对后唐的朝贡共有十七次，庄宗时六次，明宗时十次，末帝时一次，明宗时双方的交流最多。根据记载，党项朝贡后唐的贡使来自于各个家族。如薄备家族的薄备香，拓跋氏家族的拓跋黑连、李彝超，折氏家族的朝贡使人数较多，包括折骄儿、折文通、折愿庆、折遇明、折七移，还有其他家族的如连山、来有行等。[71]

党项朝贡后唐的贡品主要有驼、马、白驴等，其中马是最常见的贡品。如同光二年（924 年）十二月薄备香贡良马，同光三年（925 年）正月折骄儿贡马，天成二年（927 年）九月如连山进马四十匹，天成四年（929 年）九月折文通进马，天成四年（929 年）十月来有行进马四十匹，长兴二年（931 年）正月折七移进马，长兴四年（933 年）十月李彝超进马五十匹。[71]

后唐对党项的朝贡给予了丰厚的回赐。在后唐与党项的朝贡贸易中，后唐获得了众多的马匹，而党项获得了丰厚的回赐，对其部族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但后唐对所来诸蕃的厚赐，也确实造成了不小的财政负担。[71]

吐蕃对后唐的朝贡共有十七次，庄宗时三次，明宗时十二次，闵帝时一次，末帝时一次，明宗时双方的交流最多。吐蕃的贡使有野利延孙、拨里忙布兰毡、掇里忙、布蔺邅、干拨葛、王满儒、野利闾心等，其中拨里忙布兰毡、掇里忙、布蔺邅、干拨葛、王满儒、野利闾心根据记载都是部落首领。吐蕃朝贡后唐的贡品有牦牛、驼、马等。《五代会要》中还记载了后唐对吐蕃使者的回赐与任命。天成三年（928年）正月，明宗对前来朝贡的野利延孙授官。同年九月，明宗又授当月朝贡的阎、薛、罗三名朝贡使为归德司戈。同年十二月，又授朝贡使薛竭等为归德郎将，对其他来朝贡的首领也都授予了官职。天成四年（929 年）九月授掇里忙、布蔺邅为归德司戈。长兴三年（932 年）三月授朝贡使野利闾心为归德大将军，籛鑫为归化郎将军。长兴四年（933 年）十一月明宗曾对朝贡使“赐以金帛，仍各赐虎皮一张”。[71] [72]

回鹘对后唐的朝贡共有十七次，庄宗时三次，明宗时十二次，闵帝时一次，末帝时一次，明宗时双方的交流最多。回鹘出使后唐的使者有李引释迦、田铁林、杨福安、安千想、程郡明、李阿山、掣拨、孽栗祖、安黑连、翟末思、安末思、李末、陈福海等，这些使者都是回鹘的高级官员。回鹘出使后唐的使团人数往往较多，如第一条使团有六十六人，第四条使团有十八人，第八条使团有八人，第十二条使团有三十人，第十五条使团有三十一人，第十七条使团有七十八人。回鹘进贡的贡品种类比较丰富，有牲口、野生动物、药材、纺织品、器械、玉石珠宝等，具体有马、驼、白鹘、白氎、耗牛尾、羚羊角、䘵野马皮、野驼峰、斜褐、鞍马器械、鞦辔、碙砂、波斯宝绁、白玉、玉带等。《五代会要》中还记载了后唐对回鹘使者的回赐与任命。天成三年（928 年）李阿山朝贡时明宗“赐物有差”，且于此年册封回鹘可汗仁裕为顺化可汗。天成四年（929 年）明宗授予朝贡使掣拨等为怀化司戈。长兴元年（930 年）明宗对回鹘使团“厚加赐赉”。清泰二年（935 年）末帝对回鹘前来朝贡的使者陈福海、达奚相温等授予了官职。[72]

黑水靺鞨对后唐的朝贡共有四次，庄宗时两次，明宗时两次。使者有兀儿、胡独鹿、骨至等，其中兀儿是黑水靺鞨的首领。史料中没有关于贡品的详细记载，但在《五代会要》中有黑水靺鞨前往登州卖马的记载，“二年三月，青州奏，黑水兀儿部至登州卖马”。由此可以推测，黑水靺鞨可能盛产马匹，马匹应该是其常见的贡品。[72]

渤海对后唐的朝贡共有九次，庄宗时三次，明宗时五次，末帝时一次，明宗时双方的交流最多。渤海朝贡后唐的贡使有王子大禹谟，渤海王的侄子大元让，王室成员大陈林、大昭佐以及大臣裴璆、高正词、文成角、列周道等。渤海朝贡的贡品有男口、女口；白附子、人参等药材；靴革子、黄明细布等纺织品；貂鼠皮、虎皮等野生动物毛皮；还有昆布、松子等食品。通过这些贡品可以推测，渤海盛产珍贵药材以及动物皮毛。《五代会要》中还记载了后唐对渤海使者的回赐与任命，同光二年（924 年）五月，庄宗赐金彩给大元让；同光三年（925 年）五月，庄宗对前来朝贡的使者裴璆授予了官职；天成四年（929 年）七月，明宗任命朝贡使高正词为太子洗马；长兴四年（933 年），明宗又对前来朝贡的文成角授予官职，任命他为朝散大夫、右神武长史；清泰三年（936 年）二月，末帝任命列周道为检校工部尚书。[72]

奚对后唐的朝贡共有七次，庄宗时五次，明宗时两次。贡使主要是奚的首领李绍威、李素姑。贡品主要是驼、马，在朝贡表第六条《册府元龟》中还记载了李绍威之子李素姑继立后，朝贡其父的鞍马、衣甲、器械等。[72]

吐浑对后唐的朝贡共有十四次，庄宗时五次，明宗时八次，末帝时一次。其中明宗时双方交流最多。吐浑朝贡后唐的贡使有李绍鲁、赫连海龙、念九、念公山、念坦、北海儿、康合毕、康万琳、杜每儿、姚胡等。其中李绍鲁、赫连海龙为熟吐浑使者，北海儿、姚胡为生吐浑使者，李绍鲁、念公山、姚胡等应该是吐浑部族的首领。吐浑进贡的贡品基本上是他们生产的畜牧产品，包括羊、驼、马等。《五代会要》中还记载了后唐对吐浑使者的回赐与任命，天成三年（928 年）二月，明宗赐李绍鲁竭忠建策兴复功臣、紫金光禄大夫、检校太保。长兴元年（930 年）三月对朝贡的使者薛冀堆授予了官职并赐名。清泰三年（936 年）二月，又授赫连海龙为检校尚书左仆射。[72]

突厥对后唐的朝贡共有五次，庄宗时两次，明宗时三次。突厥出使后唐的使者有浑解楼、张慕晋、杜阿熟等，其中张慕晋、杜阿熟是突厥首领。突厥进贡后唐的贡品为马匹，其余没有过多的记载。[72]

鞑靼对后唐的朝贡共有七次，明宗时六次，末帝时一次，可见明宗朝双方交流最多。鞑靼出使后唐的使者有张十三、列六萨娘居、阿属朱、尝葛苏、没干越等，其中张十三、没干越是鞑靼首领。鞑靼进贡后唐的贡品主要是羊、马等，后唐对鞑靼的回赐没有过多的记载。[72]

同光三年（925年）十一月，后唐庄宗讨伐前蜀，前蜀王降，前蜀亡。后唐灭前蜀后，为了经略西南，派遣徐蔼出使大长和国，逾以威德，欲招抚大长和国归附臣属，但未能成功。其后，后唐屡番遣便前往长和国，大长和国亦曾派过便者前往后唐，但到大渡河便返回。天成元年（926年），大长和国国主郑仁旻卒，其子郑降亶嗣立，即不振作，无暇遭使至后唐。天成三年（928年），杨干贞弑郑隆亶，大长和国亡。[37] [75]

天祐十五年（918年），王建取代弓裔称王后，其所建立的高丽政权，尚未同后梁建立隶属关系，后梁便于同光元年（923年）灭亡。天成元年（926年）、天成二年（927年）和长兴三年（932年）高丽相继三次遣使后唐，贡献方物。在第三次遣使过程中，明宗正式宣布：“以权知高丽国事王建为检校太保，封高丽国王”，双方正式确立了隶属关系。长兴四年（933年）三月，明宗命王琼、杨昭业为册封使，到达高丽，直接向王建宣诏授封。[73]

同光元年（923年），新罗国王金朴英（朴昇英）遣使者来朝贡。长兴四年（933年），权知国事金溥（金傅）遣使来。[74]

同光三年（925年）十二月，后百济国王甄萱遣使向后唐称藩，庄宗依照旧制册封甄萱为持节、都督全武公等州军事、行全州刺史、海东四面都统指挥兵马制置等事、百济王、食邑二千五百户，又加封甄萱为检校太尉、兼侍中、判百济军事。[76]

庙号和谥号	姓名	在世时间	在位时期使用的年号	皇陵
晋王时期
–	李克用	856年-908年	乾宁二年十一月（895年） 至乾宁五年八月（898年）	晋王墓
			光化元年八月（898年） 至光化四年三月（901年）
			天复元年四月（901年） 至天复八年三月（907年）[77] 后改至天复四年闰四月（904年）
			天祐元年闰四月（904年）[78] 天祐五年正月（908年）
–	李存勖[29]	885年-926年	天祐五年正月（908年） 至天祐二十年四月（923年）	–
皇帝时期
懿祖昭烈皇帝[30]	朱邪执宜	?年-835年	–	永兴陵
献祖文皇帝[30]	李国昌	?年-887年	–	长宁陵
太祖武皇帝[30]	李克用	856年-908年	–	建极陵
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	李存勖[31]	885年-926年	同光元年四月（923年5月） 至同光四年四月（926年5月）	雍陵
惠祖孝恭皇帝[32]	李聿	?年	–	遂陵
毅祖孝质皇帝[32]	李教	?年	–	衍陵
烈祖孝靖皇帝[32]	李琰	?年	–	奕陵
德祖孝成皇帝[32]	李霓	?年	–	庆陵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	李亶[33] （即李嗣源）	867年-933年	天成元年四月（926年5月） 至天成五年二月（930年） 长兴元年二月（930年） 至长兴四年十一月（933年12月）	徽陵
愍皇帝	李从厚[34]	914年-934年	应顺元年正月（934年） 至应顺元年四月（934年）	徽陵域中
–	李从珂[35]	885年-937年	清泰元年四月（934年） 至清泰四年闰十一月（937年1月）	徽陵以南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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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新五代史·唐本纪第四》：乾宁二年，克用还军云阳，请击茂贞，昭宗慰劳克用，使与茂贞解仇以纾难，拜克用“忠正平难功臣”，封晋王。
• [3]  《旧唐书·本纪第二十下·哀帝》全忠建国，奉帝为济阴王，迁于曹州，处前刺史氏叔琮之第。时太原、幽州、凤翔、西川犹称天祐正朔。天祐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帝为全忠所害，时年十七，仍谥曰哀皇帝，以王礼葬于济阴县之定陶乡。中兴之初，方备礼改卜，遇国丧而止。
• [4]  《新五代史·唐本纪第四》：五年正月辛卯，克用卒，年五十三。子存勖立，葬克用于雁门。
• [5]  《新五代史·卷七·唐本纪第七》清泰三年甲戌，契丹及晋人至于潞州。丁丑，至自河阳。辛巳，皇帝崩。
• [6]  郭利民.《中国古代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17：163
• [7]  《新唐书·本纪第十》：四月戊午，钱镠陷温州。甲子，皇帝逊于位，徙于曹州，号济阴王。
• [8]  《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三》：四月，唐帝御札敕宰臣张文蔚等备法驾奉迎梁朝。宋州刺史王皋进赤乌一双。······戊辰，即位。制曰：“······可改唐天祐四年为开平元年，国号大梁。······”
• [9]  《新五代史·南唐世家第二》：二年四月，迁杨溥于润州丹阳宫。以王舆为浙西节度使、马思让为丹阳宫使，以严兵守之。徐氏诸子请昪复姓，昪谦抑不敢忘徐氏恩，下其议百官，百官皆请，然后复姓李氏，改名曰昪。自言唐宪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为徐州判司；志生荣。乃自以为建王四世孙，改国号曰唐。
• [10]  《资治通鉴·后晋纪第三》：丙寅，吴主命江夏王璘奉玺绶于齐。冬，十月，甲申，齐王诰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升元，国号唐。
• [11]  《续唐书·序》：唐受命二百九十年而后唐兴，历三十年；后唐废而南唐兴，又历三十年而亡。此六十九年，唐之统因未绝也。
• [12]  《新五代史·唐本纪四》冬，克用疾，是岁，梁灭唐，克用复称天祐四年。
• [13]  《新五代史·唐本纪五》：天祐五年正月，即王位于太原。
• [14]  《旧五代史·卷二十七（唐书）·庄宗纪一》天祐八年八月甲子，幽州刘守光僣称大燕皇帝，年号应天。
• [15]  《新五代史·唐本纪五》天祐十八年正月赵将张文礼弑其君镕，文礼来请命。二月，以文礼为镇州兵马留后。八月，遣赵王王镕故将符习及阎宝、史建瑭等攻张文礼于镇州。建瑭取赵州。张文礼卒，其子处瑾闭城拒守。
• [16]  《新五代史·唐本纪五》天祐十九年十月，李存审克镇州。
• [17]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中外战典》 第28页
• [18]  《新五代史·唐本纪五》同光元年丙戌，贬郑珏为莱州司户参军，萧顷登州司户参军；杀李振、赵岩、张汉杰、朱珪，灭其族。
• [19]  《新五代史·卷六十五·南汉世家第五》：七年，唐庄宗入汴，䶮惧，遣宫苑使何词入询中国虚实，称大汉国主致书大唐皇帝。词还，言唐必乱，不足忧，䶮大喜。
• [20]  《新五代史·唐本纪五》同光三年九月庚子，魏王继岌为西川四面行营都统，郭崇韬为招讨使以伐蜀。
• [21]  《新五代史·唐本纪五》：十一月丁未，高丽遣使者来。己酉，蜀王衍降。
• [22]  《旧五代史·明宗纪一》所司议即位仪注，霍彦威、孔循等言：“唐之运数已衰，不如自创新号。”因请改国号，不从土德。帝问籓邸侍臣，左右奏曰：“先帝以锡姓宗属，为唐雪冤，以继唐祚。今梁朝旧人，不愿殿下称唐，请更名号。”帝曰：“予年十三事献祖，以予宗属，爱幸不异所生。事武皇三十年，排难解纷，栉风沐雨，冒刃血战，体无完肤，何艰险之不历！武皇功业即予功业，先帝天下即予天下也。兄亡弟绍，于义何嫌。且同宗异号，出何典礼？历之衰隆，吾自当之，众之莠言，吾无取也。”时群臣集议，依违不定，惟吏部尚书李琪议曰：“殿下宗室勋贤，立大功于三世，一朝雨泣赴难，安定宗社，抚事因心，不失旧物。若别新统制，则先朝便是路人，茕茕梓宫，何所归往！不惟殿下追感旧君之义，群臣何安！请以本朝言之，则睿宗、文宗、武宗皆以弟兄相继，即位柩前，如储后之仪可也。”于是群议始定。
• [23]  《新五代史·唐本纪七》：清泰元年夏四月壬申，入京师，冯道率百官迎王于蒋桥，王辞不见。入哭于西宫，遂见群臣，道拜，王答拜。入居于至德宫。癸酉，以太后令降天子为鄂王，命王监国。乙亥，皇帝即位。
• [24]  《新五代史·晋本纪八》天福元年五月，徙镇天平，敬瑭果不受命，谓其属曰：“先帝授吾太原使老焉，今无故而迁，是疑吾反也。且太原地险而粟多，吾当内檄诸镇，外求援于契丹，可乎？”桑维翰、刘知远等共以为然。乃上表论废帝不当立，请立许王从益为明宗嗣。
• [25]  《新五代史·唐本纪七》：清泰三年夏五月乙卯，建雄军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都招讨使，义武军节度使杨光远为副。
• [26]  《新五代史·唐明宗家人传》：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诏以郇国三千户封唐许王从益为郇国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旧制。
• [27]  孔令纪，《中国历代官制·第四章隋唐五代十国官制·第六节五代十国官制》
• [28]  谢波．论五代后唐刑事法制之变化 ———兼驳五代“无法”、“刑重”说．《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3月：65-72（仅支持电脑查看）
• [29]  《新五代史·唐本纪第五》天祐五年正月，即王位于太原。
• [30]  《新五代史·唐本纪第五》同光元年闰月，追尊祖考为皇帝，妣为皇后：曾祖执宜、祖妣崔氏皆谥曰昭烈，庙号懿祖；祖国昌、祖妣秦氏皆谥曰文景，庙号献祖；考谥曰武，庙号太祖。立庙于太原，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为七庙。
• [31]  《新五代史·唐本纪第五》同光元年春夏四月己巳，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国号唐。
• [32]  《新五代史·唐本纪第六》天成二年丙午，追尊祖考为皇帝，妣为皇后；高祖聿谥曰孝恭，庙号惠祖，祖妣刘氏谥曰孝恭昭；曾祖敖谥曰孝质，庙号毅祖，祖妣张氏谥曰孝质顺；祖琰谥曰孝靖，庙号烈祖，祖妣何氏谥曰孝靖穆；考谥曰孝成，庙号德祖，妣刘氏谥曰孝成懿。
• [33]  《新五代史·唐本纪第六》天成元年四月丙午，始奠于西宫，皇帝即位于柩前，易斩縗以衮冕。
• [34]  《新五代史·唐本纪第七》四年十二月癸卯朔，发丧于西宫，皇帝即位于柩前，群臣见于东阶，复于丧位。
• [35]  《新五代史·唐本纪第七》清泰元年夏四月癸酉，以太后令降天子为鄂王，命王监国。乙亥，皇帝即位。
• [36]  《新五代史·唐明宗家人传》德光北归，留萧翰守汴州。汉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从益，委以中国。从益子母逃于徽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东，遂以从益权知南朝军国事。从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诸将拜殿上，晋群臣拜殿下。群臣入谒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为翰所迫，此岂福邪？祸行至矣！”乃以王松、赵上交为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邺为枢密使，燕将刘祚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属祚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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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新五代史·卷四·唐本纪第四》：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其先本号朱邪，盖出于西突厥，至其后世，别自号曰沙陀，而朱邪为姓。
• [39]  《旧五代史·唐庄宗纪》：同光元年二月，以诸藩镇相继上笺劝进，乃命有司制置百官省寺仗卫法物，期以四月行即位之礼。夏四月己巳，帝升坛，祭告昊天上帝，遂即皇帝位，文武臣僚称贺。礼毕，御应天门宣制：改天祐二十年为同光元年，大赦天下。是时，所管节度一十三，州五十。
• [40]  《旧五代史·唐庄宗纪》：三月己卯，潞州留后李继韬叛，送款于梁。……闰月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还。时有自郓来者，言节度使戴思远领兵在河上，州城无守兵，可袭而取之。
• [41]  《旧五代史·唐庄宗纪》：帝召李嗣源谋曰：“昭义阻命，梁将董璋攻迫泽州，梁志在泽、潞，不虞别有事生，汶阳无备，不可失也。”嗣源以为然。壬寅，命嗣源率步骑五千，箝枚自河趋郓。是夜阴雨，我师至城下，郓人不觉，遂乘城而入，郓州平。梁主闻郓州陷，大恐，乃遣王彦章代戴思远总兵以来拒。时朱守殷守德胜南城，帝惧彦章奔冲，遂幸澶州。
• [42]  《旧五代史·唐庄宗纪》：五月辛酉，彦章夜率舟师自杨村浮河而下，断德胜之浮桥，攻南城，陷之。
• [43]  《旧五代史·唐庄宗纪》：六月己亥，帝亲御军至杨刘。……帝患之，问计于郭崇韬；崇韬请于下流据河筑垒，以救郓州。
• [44]  《旧五代史·唐庄宗纪》：八月戊戌，梁左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领百骑来奔，……对曰：“……数道举军，合董璋以陕虢、泽潞之众，趋石会关以寇太原。霍彦威统关西、汝、洛之众自相卫以寇镇定，段凝、杜晏球领大军以当陛下，令王彦章、张汉杰统禁军以攻郓州，决取十月内大举。
• [45]  《资治通鉴·后唐纪一》：以魏州为兴唐府，建东京；又于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镇州为真定府，建北都。以魏博节度判官王正言为礼部尚书，行兴唐尹；太原马步都虞候孟知祥为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潞州观察判官任圜为工部尚书，兼真定尹，充北京副留守；皇子继岌为北都留守、兴圣宫使，判六军诸卫事。时唐国所有凡十三节度、五十州。
• [46]  《资治通鉴·后唐纪二》：岐王闻帝入洛，内不自安，遣其子行军司马彰义节度使兼侍中继严入贡，始上表称臣。帝以其前朝耆旧，与太祖比肩，特加优礼，每赐诏但称岐王而不名。……李继严见唐甲兵之盛，归，语岐王，岐王益惧。癸丑，表请正藩臣之礼，优诏不许。……（二月）辛己，进岐王爵为秦王，仍不名、不拜。
• [47]  《资治通鉴·后唐纪二》：帝性刚好胜，不欲权在臣下，入洛之后，信伶宦之谗，颇疏忌宿将。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表卫州刺史李从珂为北京内牙马步都指挥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兵权，居大镇，军政在吾，安得为其子奏请！”乃黜从珂为突骑指挥使，帅数百人戍石门镇。嗣源忧恐，上章申理，久之方解。辛丑，嗣源乞至东京朝觐，不许。……秋，七月，甲午，成德节度使李嗣源以边事稍弭，表求入朝省太后，帝不许。
• [48]  《资治通鉴·后唐纪三》：郭崇韬素疾宦官，尝密谓魏王继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騬马亦不可乘，况任宦官！宜尽去之，专用士人。”吕知柔窃听，闻之，由是宦官皆切齿。……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韬不出郊迎，及见，礼节又倨，延嗣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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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旧五代史·唐明宗纪》：天成元年夏四月丙午，帝自兴圣宫赴西宫，文武百僚缟素于位，帝服斩衰，亲奉攒，涂设奠，哭尽哀，乃于柩前即皇帝位。
• [58]  后蜀高祖孟知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2022-01-20 [引用日期2025-07-15]
• [59]  唐末帝李从珂．《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2023-03-25 [引用日期2025-07-16]
• [60]  唐闵帝李从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2022-01-20 [引用日期2025-07-16]
• [61]  《新五代史·唐本纪七》：三月丙辰，思同兵溃，严卫指挥使尹晖、羽林指挥使杨思权以其军叛降于从珂。
• [62]  唐长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9月：101,188
• [63]  宋岩．中国历史上几个朝代的疆域面积估算．史学理论研究,，1994.03：149-150（仅支持电脑查看）
• [64]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卷》：契丹主谓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难，必有成功。观汝器貌识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为天子。”敬瑭辞让者数四，将吏复劝进，乃许之。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筑坛于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己亥，制改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大赦；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旧。
• [65]  周振鹤,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仅支持电脑查看）
• [66]  《新五代史·本纪·唐本纪第五》：十一月乙巳，复北都为镇州，太原为北都。辛酉，复永平军为西都。
• [67]  五代．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2012-10-16 [引用日期2025-07-18]
• [68]  《新五代史·本纪·唐本纪第五》：辛酉，改东京为鄴都，以洛京为东都。
• [69]  徐尚．六军诸卫制度下的梁唐侍卫亲．《社科纵横》，2024年10月（仅支持电脑查看）
• [70]  胡青扬,路虹．后唐“小康”局面之形成．《 炎黄地理》，2023年8月（仅支持电脑查看）
• [71]  刘闰平．后唐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2021年3月：14,23,25-27（仅支持电脑查看）
• [72]  刘闰平．后唐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2021年3月：27,29-30（仅支持电脑查看）
• [73]  史长乐．唐明宗披露了高丽太祖王建的族籍．《东北史地》，2007年5月（仅支持电脑查看）
• [74]  《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同光元年，新罗国王金朴英遣使者来朝贡。长兴四年，权知国事金溥遣使来。
• [75]  《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同光三年，魏王继岌及郭崇韬等破蜀，得王衍时所俘南诏蛮数十人，又得徐蔼，自言尝使南诏，乃矫诏还其所俘，遣蔼等持金帛招抚南诏，谕以威德，南诏不纳。
• [76]  《三国史记·五零卷·列传一零·甄萱零五》：十二月，攻取等二十余城。遣使入称藩，策授检校大尉{太尉}兼侍中判军事，依前持节都督全武公等州军事行刺吏海东四面都统指挥兵马制置等事王，食邑二千五百户。
• [77]  《新五代史·唐本纪第四》：（天复）四年，梁迁唐都于洛阳，改元曰天祐。克用以谓劫天子以迁都者梁也，天祐非唐号，不可称，乃仍称天复。
• [78]  《新五代史·唐本纪第四》：冬，克用疾， 是岁，梁灭唐，克用复称天祐四年。
• [79]  《旧五代史·后唐·明宗纪三》：九月庚申，以都官郎中庾 传美充三州搜访图籍使。传美为蜀王衍之旧僚，家在成都，便于归计，且言成都具 有本朝实录，及传美使回，所得才九朝实录及残缺杂旧而已。
• [80]  《旧五代史·后唐·明宗纪六》：史馆上言：“所编修庄宗一朝事 迹，欲名为实录，太祖、献祖、懿祖名为纪年录。”从之。《五代会要》：天成三年十二月，史馆奏：“据左补阙张昭远状：’尝读国书，伏见懿祖昭烈皇帝自元和 之初，献祖文皇帝于太和之际，立功王室，陈力国朝。太祖武皇帝自咸通后来，勤 王戮力，翦平多难，频立大功，三换节旄，再安京国。庄宗皇帝终平大憝，奄有中 原，倘阙编修，遂成湮坠。伏请与当馆修撰，参序条纲，撰太祖、庄宗实录。’” 四年七月，监修国史赵凤奏：“奉敕修懿祖、献祖、太祖、庄宗四帝实录，自今年 六月一日起手，旋具进呈。伏以凡关纂述，务合品题。承乾御宇之君，行事方云实 录；追尊册号之帝，约文只可纪年。所修前件史书，今欲自庄宗一朝名为实录，其 太祖以上并目为纪年录。”从之。
• [81]  賈鴻源．五代後唐洛陽宫城主要建築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9年11月（仅支持电脑查看）
• [82]  《旧五代史·后唐·明宗纪十》：壬辰，天下大元帅、守尚书令、兼侍中、秦王从荣领兵阵于天津桥，内出禁军拒之。从荣败 奔河南府，遇害。帝闻之，悲骇，几落御榻，气绝而苏者再，由是不豫有加。
• [83]  《旧五代史·后唐·明宗纪十》：遣宣徽使孟汉琼召宋王于鄴都。
• [84]  《旧五代史·后唐·明宗纪十》：戊戌，帝崩于大内之雍和殿，寿六十七。
• [85]  《旧五代史·后唐·明宗纪十》：十二月癸卯朔，迁梓宫于二仪殿，宋王从厚自鄴都至。是日发哀，百僚缟素于 位，中书侍郎、平章事刘煦宣遗制，宋王从厚于柩前即自帝位，服纪以日易月，一 如旧制云。
• [86]  《旧五代史·后唐·末帝纪下》：辛巳辰时，帝举族与皇太后曹氏自燔于元武楼。
• [87]  《旧五代史·晋高祖纪》：天福四年十一月乙亥，诏立唐高祖、太宗及庄宗、明宗、闵帝五庙于洛阳。
• [88]  耶律倍．《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2023-04-12 [引用日期2025-07-19]
• [89]  李华瑞,强政隆．后唐明宗朝北面行营与北部边防．《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47（仅支持电脑查看）
• [90]  仇鹿鸣．”伪梁”与”后唐”:五代时期的正统之争．《历史研究》，2021年第5期：77（仅支持电脑查看）
• [91]  于越．辽与后唐定州之战及其影响．《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仅支持电脑查看）
• [92]  林德春．后唐、后汉亡国确切公元纪年考．《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仅支持电脑查看）
• [93]  雷紫翰．东丹王出走后唐浅论．《河西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仅支持电脑查看）
• [94]  董恩林．五代政治体制考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仅支持电脑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