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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一张报纸能有多大威力？重庆1948年那会儿，一张印着“审判战争罪犯”的地下小报送到了国民党高官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像一颗炸弹一样把整个官场都炸得人仰马翻。
这张纸不是别的，正是《挺进报》。
而这事的起头，就和许建业脱不了关系。
许建业，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下负责工人运动的书记，平时外头看着就是个普通会计，谁也想不到他背后牵着那么多条线。
问题就出在他太着急了。
他怕自己被抓后，宿舍床下那一包党员申请书和党内文件被翻出来，就想着找人送个信出去通风报信，结果信是写了，可信没送出去，反倒送进了特务手里。
那信一拆，线头就给摸出来了。
紧接着，志成公司被围，宿舍被查，文件全落人家手里。
从这封信开始，重庆地下党像是掉进了漏水的竹篮子里，越捂越漏，越捂越快。
其实这事往前捯一捯，得从1946年说起。
那时候国共已经翻脸，战火重开，重庆原本那些公开的党报、党人都被赶回延安去了，地下组织一下子成了哑巴。
可老百姓不是傻子，眼看着全国打得热火朝天，重庆却被白色恐怖罩得死死的，什么消息都听不到，心里能不慌？
这时候《挺进报》就冒头了。
地下党人想法子印报纸、发消息，街头巷尾悄悄贴，甚至还寄到了敌人手里。
这操作，看着挺硬气的，实则是把脑袋往枪口上送。
而最先露馅的，是个叫陈柏林的青年。
他年纪轻轻，带着点进步思想，书包里塞着《挺进报》，嘴上还不忌讳，被特务盯上也不奇怪。
特务曾纪纲一开始装成失业青年，跟他聊工作聊苦难，聊着聊着陈柏林就把心掏出来了，什么人负责印刷，什么人送稿，全都说了。
陈一说，顾先生、向先生也就进去了。
向成义咬牙扛住了，没开口；陈柏林也没松口，最后两人都死在渣滓洞。
但顾先生，这人其实叫任达哉，身份复杂。
他原来是特务眼线，后头转入地下党，心里哪有根基。
一拷打，就全说了。
他说自己的上线叫杨清，说的见面地点、任务安排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特务按着这线索守了几天，果然逮到了“杨清”。
这人不说话，不报身份，身上也没带啥证件，但敌人哪是吃素的，一顿拷打，没几天就把他的真实身份挖了出来：许建业。
许建业落网后，担心宿舍那包材料被翻出来，才写信托人去通知刘德惠，结果这封信送错了地方，反倒成了敌人的“藏宝图”。
信一被拆，志成公司就被围了，刘德惠也被抓，更多名字也跟着暴露。
从这开始，重庆地下党就像是被掀了锅盖。
刘国定，是市委书记，本来想低调掩护组织，结果被认出来了，被抓以后也开始编故事，企图保住大头，结果换来的却是更大的暴露。
还有李忠良，被抓后彻底倒戈，带着敌人四处抓人，最后居然还混进了学校当老师。
还有个叫冉益智的，是市委副书记，逃了一阵子，结果在街上被老熟人认出来了，直接被送进公安局。
刘国定和他一样，前脚叛变，后脚就开始互相出卖，连上海局的情况都给泄露了。
但不是所有人都倒了。
李文祥，城区区委书记，被打得不成样子，三次审讯，两次昏死，但就是不松口。
他老婆熊泳晖也被关在渣滓洞，敌人用她来威胁他，他受不了情感撕扯，最后还是崩了，去特务办公室“坦白”了一切，结果害死了好几位同志。
陈然和李文祥关在一起，劝他别信敌人那套，可李文祥心已经乱了。
他说：“革命眼看就胜利了，我死了没用，可我老婆和孩子还活着。”他自首后被特务提拔成上尉，1951年也没逃过死刑。
许建业的结局是被公开处决，临走前唱着《国际歌》，一路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他犯过错，但临终时没退缩。
他的故事后来被写进了小说《红岩》里，成了许云峰的原型。
那些没被出卖的同志，有的死在渣滓洞，有的关进白公馆，有的坚持到了最后。
整起事件，敌人从《挺进报》入手，一层一层往下扒，像剥洋葱一样，把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翻了个底朝天。
从报纸到许建业，从特务到叛徒，从口供到抓捕，命运就像一串连环扣，一旦漏了口，后头就收不住了。
李克昌是这场搜捕的重要人物，后来也没逃过去，在看守所里了结了自己。
冉益智临刑前说，希望自己尸体扔荒郊野外，不留痕迹。
刘国定，曾经的市委书记，最后在成都自首，也被枪决。
参考资料：
沈醉，《我的特务生涯》，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
《重庆地下党的斗争与牺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料
《红岩》原型人物档案，重庆市烈士馆官方资料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