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06 18:32
1949年11月27日清晨，歌乐山浓雾弥漫。枪声一阵紧过一阵，29岁的刘国志倒在山坡上，手铐尚未脱落，口中仍是在喊“革命一定成功”。同一天的几十公里外，曾紫霞被秘密护送出主城，她不知道恋人已化作山间一抔新土。
这对男女后来被文学定格为《红岩》里的刘思扬和孙明霞。小说火遍全国，却很少有人注意到：男主人公是泸州富商之后，家族开酒坊、办银行，早年富甲一方；女主人公则是内江县城里的“小才女”，父亲教书为生。门第、财富、前程——常人眼里最牢的羁绊，在二人面前都被信仰轻易撕碎。
时间往前推至1921年，刘府正宴请亲朋。酒酣耳热间，一个婴儿啼哭，那便是刘国志。家中老管家告诉客人，这孩子排行第七，将来继承泸州最大的钱庄。谁能想到，十几年后，这位“七少爷”会把全部家产当作革命活动的经费？
1939年，刘国志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昆明城外，日机时不时投弹，讲课时老师一只手握粉笔，一只手抓防空洞口的门闩。就在这样的教室里，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联大学生常说：“贫寒子弟读书是出路，富家子弟读书是救国。”刘国志显然信了后一条——很快，他主动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然而昆明环境复杂，没多久便与党组织失联。
1942年初夏，他只身抵达重庆。朝天门雾气厚重，嘉陵江里浮着残破木船。刘国志先到《新华日报》，找到总编辑章汉夫；章汉夫又领他去南方局，递了名片一句话：“年轻，有胆识。”自此，组织关系再没中断。
为了掩护身份，刘国志在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挂了职，空闲时替《商务日报》跑新闻。也是在报馆里，他第一次见到曾紫霞。姑娘剪学生头，衣服并不华丽，坐在老式打字机前敲得飞快。有人回忆，两人真正说上话是一次街头游行：特务拉起铁丝网，学生被困在大礼堂门口。刘国志从人群里钻出来，拍拍曾紫霞臂膀，“你去后门，把窗口打开。”简单一句，换来上百名学生安全撤离。那晚后，曾紫霞告诉室友：“他脑子转得快，办事干净。”至此，情愫悄悄生根。
抗暴运动进入高峰的1948年春，危险逼近。4月10日拂晓，特务季缕乔装闯入求精中学的何北衡公馆。刘国志一句“七少爷不在”，立刻烧毁材料、跃下后山坡，借学生上学的人流溜走。重庆地下党把这次脱险称为“公馆飞龙行动”，可惜仅过九天，刘国志在荣昌大姐家再次被围。天刚蒙蒙亮，他冲向后花园，围墙太高终未翻出，曾紫霞随即被捕，两人一同押回山城。
途经沙坪坝时，卡车颠簸。刘国志侧过身，小声说了一句：“小东西，挺住。”这是现存档案中惟一留下的直接对话，短短七字，被狱友重复了半个世纪。
入狱后，刘国志经历重审、毒刑、威逼。主审官声称：“只要签字脱离共产党，立即保送香港。”签字纸递过去，他淡淡一笑：“活着丢了党，意义何在？”拒签的代价是立即列入处决名单。消息传到刘家，六哥赶赴成都，托当时的刘航琛向何应钦发密电；五哥从香港飞回重庆，送上金烟盒和瑞士女表，请求“留一条性命”。行辕最终下令“暂缓执行”，但释放无期。
对比之下，曾紫霞被审问次数寥寥。国民党内部判断，她的社会影响力有限，且家庭背景普通，于是把主要注意力仍放在刘国志身上。1949年8月15日，渣滓洞传出放人名单，曾紫霞名列其中。刘家在暗地里也使了力，试图先保住未来弟媳，等待更大的转机。曾紫霞刚踏出监房，便被组织安排转移至川西安全地带，和重庆彻底失去联系。她反复询问：“刘国志怎样？”接头人只说一句：“一切都有打算。”事实上，枪口已对准牢房。
10月末，解放军穿越乌江，兵锋直指巴渝。徐远举决定在撤退前“清理战犯”，11月27日凌晨，第一批名单中就有刘国志。纪录显示，他被带出白公馆时身穿带补丁的中山装，左袖纽扣缺失；行刑队提出蒙眼，他笑着拒绝。枪声后，山谷里只回荡一声“万岁”。
同一时段，成都、泸州、香港三地，刘家长辈接到不同渠道的通知。五哥在香港盐业银行办公楼顶端站了整整一夜。据家谱记载，这个三代经商的大家族自那年开始断绝对政要的馈赠往来，自觉“无颜再为七弟求官场情面”。
至于曾紫霞，解放后，她先留川西从事医务，1951年调入成都某医院，再未谈及个人感情。她保留着一只旧钢笔，据说正是刘国志在求精中学失而复得的那支。有人问起，她只回一句：“借来还未还完。”
今天读《红岩》，人物名字或许已经文学化，可那股迎着黑暗也要往前走的力量却是真实的。刘国志在审讯室里说过：“我死了，党在；我在，党更强。”一句话剥去一切复杂修辞，仍透着刀锋一样的坚定。正因为有人愿意将一整个家族的荣华放下，也正因为有人在夜色中死死攥住恋人的手，后来才有1949年12月1日的重庆彻底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