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考古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以其精美的玉器和独特的礼制文明闻名。其中，玉猪龙作为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因其猪首蛇身的造型和神秘的文化内涵备受关注。然而，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郭大顺先生在深入研究和考古发掘后提出，玉猪龙的定名可能存在错误，其原型更应为熊，宜改称为“玉熊龙”。本文将根据郭大顺的观点，结合近年考古发掘与研究认知，论证玉猪龙应定名为玉熊龙的合理性。
玉猪龙的定名背景
玉猪龙最早于1981年由郭大顺等学者命名，依据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红山文化时期先民已进入农耕社会，猪作为家畜是财富与农耕文明的象征；二是玉器造型肥硕圆润，头部有类似野猪獠牙的特征，酷似猪的形象。例如，辽宁建平县出土的玉猪龙，通体呈鸡骨白色，猪首龙身，肥首大耳，吻部前突，面部以阴刻线表现眼圈与皱纹，背部有穿绳小孔，造型生动，似猪胚胎形态。这一命名在当时得到广泛认可，并成为红山文化的重要标识。然而，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和对红山文化信仰体系的重新认识，玉猪龙的原型争议逐渐浮出水面。
郭大顺的“玉熊龙”论证
郭大顺先生在2020年明确提出，玉猪龙应更名为“玉熊龙”，这一修正基于以下几点证据：
造型特征的再解读：玉猪龙的头部特征，如双耳耸立、圆眼怒睁、吻部前突，与熊的形象更为相似。相比之下，猪的耳朵多为下垂，而熊的耳朵直立，形态更符合玉猪龙的雕刻风格。例如，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头部造型粗犷，耳部挺立，整体气势更接近熊的威武形象，而非猪的温驯或憨态。此外，红山文化中的“丫形器”也被认为是玉熊龙的变体，其双耳耸立特征进一步佐证了熊的原型。
熊崇拜的文化背景：考古证据显示，红山文化先民以渔猎为主，熊作为东北地区常见的强大动物，在其信仰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红山文化分布区域与黄帝部族“有熊氏”的生活空间高度契合，文献与考古结合表明熊崇拜在红山文化中已有深厚根基。例如，牛河梁遗址出土的泥塑构件和其他器物中，熊的形象反复出现，显示出红山先民对熊的崇拜。此外，东北地区如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萨满教传统中，熊被尊为“祖父”或“祖母”，其崇拜习俗与玉猪龙的功能相符。
考古发掘的新证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进一步支持“玉熊龙”的观点。2024年，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积石冢遗址出土了体量最大的玉猪龙（长15.8厘米、宽9.5厘米、厚3厘米），其造型特征与牛河梁遗址的玉猪龙一脉相承，头部特征更接近熊而非猪。此外，河北张家口郑家沟遗址出土的玉猪龙也显示出类似熊的特征，表明熊崇拜可能在红山文化核心区域外仍有广泛影响。这些新发现为玉熊龙的定名提供了实物依据。
玉熊龙的文化意义
玉猪龙（或玉熊龙）在红山文化中不仅是装饰品，更是祭祀礼器，象征神权与王权。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和女神庙显示，玉猪龙常置于墓主胸前，体现“唯玉为葬”的礼制传统。郭大顺指出，玉熊龙作为红山文化信仰体系的载体，代表了先民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与生命的轮回观念。熊的勇猛与力量使其成为沟通天、地、神灵的理想象征，相比猪的家畜属性，熊更能体现红山文化“以玉事神”的精神内涵。
结语
基于郭大顺的深入研究与近年考古发掘，玉猪龙的原型更应为熊，改称为“玉熊龙”更符合红山文化的信仰与造型特征。熊崇拜尧的文化背景、玉器的造型特征以及新出土的考古证据，共同支持了这一修正。玉熊龙不仅是红山文化的艺术瑰宝，更是中华文明“以玉事神”礼制传统的源头，体现了红山先民对自然与生命的深刻思考。这一更名不仅廓清了学术争议，也为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