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大致是说我们对东坡的评价过高了，他的才华、品德、功业在他那个时代都不是最突出的，别的不说王安石就比东坡强不少。。。。凡此种种，絮絮叨叨，如同他祖奶奶的裹脚布，臭且长。
历史评价有它的标准。伟大与平凡，中流砥柱与山水田园都是评价的方向。王安石与苏东坡，恰如中国文人精神的两极，在庙堂与江湖之间划出一道深邃的文化裂痕。一个惊天动地，一个诗酒年华。
王安石确是一位铁腕的变法家。哪怕再简单的中国简史也不会把他的变法忽略掉。他推行新法的意志如他的名字一样坚如磐石，不洗脸不洗澡的偏执里藏着一种近乎残酷的纯粹。史料记载他吃席只吃最近的一道菜，我想以王安石的修为应该不是装的，因为他满脑子考虑的都是改变当时的社会现状，满脑子装的都是家国天下，金钱和美人还有吃菜穿衣洗澡这等俗事都不入他法眼，所以使得他成为改革派的苦行僧。然而正是这种不近人情近乎变态的纯粹，让他的变法成为插在北宋已经疾病缠身的身体上的一把双刃剑——既刺破了积弊，也伤及了元气。
他的兄弟王安国、王安礼的反对，甚至王安国当面指责他并和他彻底闹掰。如果说一个兄弟反对他，那也罢了，问题是两个兄弟都对他在变法中重用小人、操之过急提出激烈的批评。两个亲兄弟还不算，儿子王雱也激烈反对，最亲的人都看不下去了都觉得有问题，这说明王安石推行的变法或者连同他本人都有大问题。苏家兄弟坚决反对变法，那个砸缸的少年司马光此时已经是名重朝野，他气的辞职回家编《资治通鉴》去了。这样的变法末期的王安石，可以说是众叛亲离。连一直支持他的宋神宗也开始怀疑变法的正确性。
东坡老爸苏洵慧眼独具，第一次和王安石在一起吃饭就看他不顺眼，正眼不瞧他。王安石也是个性极强的人，当然也不会搭理老苏。老苏回家后估计跟两个儿子叨叨，那王安石太能装了，必是大奸之人。后来觉得嘴巴说说还不够正规，还专门写了一著名的《辨奸论》，有几句话特别有意思: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老苏从王安石不洗脸不洗澡穿衣邋遢像犯人一样得出一个结论，这样的人就是大奸贼，还说他欺世盗名，将来必误天下苍生。虽然说姜还是老的辣，但老苏其实也看走眼了，王安石还真不是大奸贼，他是一个堪称伟大的但变法失败的变法家。还是一个散文大家，有几首诗写的相当不错。也因此有人说王安石如果不推行变法，一心诗文，在文化的成就上会比东坡高。
其实历史和现实从来都没有如果。如果历史可以重来，王安石大概率还会变法，东坡大概率还会写大江东去。
大概老苏的话，两个小苏同学都听进去了，后来俩小苏都不待见王安石，特别积极反对他推行的变法。王安石作为改革狂人，不近人情，最终众叛亲离，几乎是孤独老去。
而我们可爱兼伟大的苏东坡则活成了另一种典范。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在黄州煮猪肉，在惠州剥荔枝，在儋州吃海鲜。他的可爱在于那种浑然天成的世俗智慧，能将佛家的空灵、道家的逍遥、儒家的担当，酿成一壶浊酒，并写成千古流传的佳句，比如诗酒趁年华，比如捡尽寒枝不肯栖，比如一蓑烟雨任平生。。。。。
你以为东坡只会写诗词那真的太小看他了。华而不实从来都和他无关。相反，他很会做实事，也很能做实事。
当王安石在朝堂上推行新法时，苏东坡在杭州疏浚西湖；当王安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时，苏东坡在赤壁江心写下’哀吾生之须臾’。这种生命姿态，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更高明的介入——用审美来救赎政治的粗粝和凶险。
我们今天比较二者，本质上是在追问：文化的标高究竟何在？王安石像一座棱角分明的岩石，以刚硬苍劲的线条勾勒出理想主义的轮廓；苏东坡则如一卷水墨，在留白处藏着整个宇宙的呼吸。王安石执着坚守，苏东坡清澈通透。理想主义的王安石固然值得敬仰，但更接近生命的本质的东坡则要可爱的多。五千年的文明长河里，多的是王荆公这样的孤胆英雄，却难得一个苏东坡这样活得通透的智者。
或许历史的评判从来就不该是非此即彼。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悲壮与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阴阳两面。当我们说苏东坡更可爱时，不是在否定王安石的历史地位，而是在确认：那些能让普通人在寒夜里会心一笑的文化基因，往往比改天换地的雄心更恒久。一杯酒，一盏茶，一缕清风这些世俗意义上的庸常往往更能抚慰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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