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体乾，字子元，东安县人。嘉靖二十三年
(1544)进士，累官通政使，迁刑部左侍郎，改户部左侍郎。隆庆初，进南京户部尚书。善理财，为官“清劲有执，每疏争，积忤帝意，竟夺官”。明神宗即位，重新起用，任南京兵部尚书。万历二年(1574)致仕，卒。其墓在东安县城北门外里许，地称东储村，北靠永定河故道。
刘体乾卒于万历二年，去今426年。其墓碑已完全淤埋地下，像是人工挖一大坑，雕刻精工的蟠龙碑首才显露出来，而碑身、碑座仍不得见(图8-4)。仅就露出的碑首看，高约1米。由碑首之高，估计其碑身加碑座当在2米半至3米左右。也就是说，其墓碑通高当在3米半至4米上下。自立碑至今权且按400年(因上世纪80年代初，永定河下游已经干涸)计，则刘体乾墓所在地平均每年淤高8～10毫米左右，与东安县城之地淤积速度相当。
在这里附带一说，类似刘体乾墓碑被淤埋地下的这种情况，安次县还有多例。如杨税务乡禅房村(在廊坊南22里，西距今永定河4里)西北一里，有明万历十七年(1589)刻石的“重修法华寺碑”,通高2.5米。现仅见碑额露出地面。大北尹乡左奕村(在禅房村南10里，今永定河南岸)有清顺治十七年(1660)立的“重修观音禅寺碑记”碑，高2米，亦仅见碑额露出地面。又南辛庄(仇庄)乡宋王务村东二里，有康熙二十八年(1689)立“重修药王庙碑”,高2米余，半淤地下。又桐柏镇上庄头村西一里，有“大唐故高主郑府君之碑”,只见碑头露出地面，约0.6米。从这诸多古碑被淤埋情况，也可想见当地地面淤积程度。
永清县城西北四五里地，有一个村庄，名曰“通泽”。通泽，本县名，隋置。《太平寰宇记》云：永清县，在(幽州)东南一百五十里，本汉益昌县地，“隋大业七年(611)于今县西五里置通泽县，隋末废”。《读史方舆纪要》云：“通泽废县，在(永清)县西五里，隋大业七年置，属涿郡，寻废。”可见通泽村这个地名是自隋代遗存下来的，相当古老。在通泽村外，由于附近村民集中在此挖土用土，形成了一个面积有上千平方米的大坑，深处已达十余米。在大土坑的底部，有数眼古井出露，井中无水，但有修砌井壁的砖头可见，井筒中还有不少陶片出土，多为破碎的陶质水罐。从砖头与陶片特征来看，为隋唐时的文化遗物无疑。1994年5月，通泽村还出土过有铭文墓砖，砖铭为“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三月丁亥十六日壬寅，通泽县昌乐乡雕龙里散人张善敬之柩铭”。由此可知，通泽村这地方确是隋代的一处重要聚落。但是，隋代的水井已堙没于地下10米左右。从隋大业七年置通泽县算起，至今已过去1391年，若按1400年计，则这里的地面淤积速度，平均每年达7毫米左右。据永清县文物管理所的同志说，就在这个大土坑的东壁(高约10米)上半部，有几株碗口粗的树直立着被泥沙埋葬于土层之中。这很可能是几次特大洪水连续淤积的结果。
另据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干部刘化成同志(老家即在旧东安县城附近)说，他家曾靠永定河北堤打井，至地下8.5米深，抽出的水中，有朽木渣，还有唐币“开元通宝”。可见，在旧东安城一带，唐代时的地面当在今地面以下8.5米深处。
又据新修《固安县志》,公主府古墓“位于砖厂南200米处，距地表8米，系晚唐至五代产品，墓葬何人，无可查找”。按公主府村在固安县城西南六七里地。如果将这一情况与永清县通泽村大土坑出露的隋代水井以及刘化成所提供的情况联系起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永清、固安、安次等县境，隋唐时代的地面普遍要比今地面低8至10米。
永清县冰窖村道光年间修筑的河堤高出康熙堤一丈余
冰窖(又作秉教)村在永清县东南三十里。康熙三十七年(1698)整治永定河，“自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经固安北十里铺、永清东南朱家庄，会东安狼城河，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达西沽入海”⑤。按朱家庄在冰窖村东南三里，可知康熙年间修筑的永定河大堤就经过冰窖村。这里曾是永定河河口所在，河道改迁最为频繁，泥沙壅塞也最为严重。实地考察所见，康熙年间修筑的永定河大堤顶，已与两侧地面基本相平，略显为西北—东南走向的堤形。其东数里另有永定河大堤两道，近乎南北走向，是清后期修筑的。据陪同考察的家住冰窖村的县文物管理所的赵红叶同志说，是道光年间修筑的，已高出康熙年间所筑大堤一丈有余。高出的原因不是后来筑的堤特别高，而是地基被淤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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