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在西北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贺晋年将军回顾陕北党史时，提到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刘志丹被释放后，为什么只给他一个烂部队和一些游击队？为什么不把81师、78师抽出来给他担任军长呢？如果当时给了他这些资源，或许今天他就不会死掉。”他还特别指出，“郭洪涛同志要为此负完全责任。因为刘志丹去世时，他的鉴定表仍旧标注着那样的评定，这种错误的判断不仅蒙蔽了中央，更影响了刘志丹的命运。”
贺晋年，陕西子长人，17岁考入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在一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积极投入到陕西、甘肃等地的兵运工作，并在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的领导下，带领陕北的游击队，成为陕北红军中最具代表性的将领之一。1955年，贺晋年被授予军衔时，作为当时解放军42位副兵团级将领之一，他本应至少获得开国中将的军衔。特别是他深厚的陕北红军背景，原本让他有机会成为开国上将。但一年前，他却不幸被卷入了高饶事件，最终只能获得开国少将的军衔，成为42位副兵团司令中唯一的少将。
由于贺晋年的落选，陕北红军缺乏了应有的代表性，毛主席因此特别指示阎红彦，重新回到军队，并担任成都军区的第一副政委，从而让他代表陕北红军，顺利跻身57位开国上将之列。关于“陕北红军”，我们常说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陕北红军是指刘志丹、高岗、贺晋年、阎红彦等人在陕北地区所培养的红军部队，即红26军和27军。而广义上的陕北红军，则是指包括徐海东的红25军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27军合编成的红15军团。
在这其中，狭义的陕北红军无疑是“根正苗红”的代表，而徐海东的红25军虽然来自四方面军，不属于典型的陕北红军，但因其在迎接中央领导和与陕北红军的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长期被视作陕北红军的一部分。贺晋年将军从刘志丹领导下的陕北红军中成长，对陕北红军的历史如数家珍。因此，他在会议中的发言具有深远的分量。
刘志丹作为陕北红军的领袖，他的死因一直备受争议。贺晋年直言不讳地指出：“郭洪涛同志要为刘志丹的死负完全责任。”那么，贺晋年为何如此指责郭洪涛呢？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了解当时西北地区的组织结构和背景。
那时的西北苏区，和全国其他苏区一样，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领导班子系统，除了刘志丹、高岗等人，还有郭洪涛的身影。郭洪涛是陕西米脂人，16岁时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1935年，他已担任西北工委秘书长，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西北地区的领导班子并非凭空形成，而是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出代表组成的。1935年3月，北方局派出了朱理治，临时中央局派出了聂洪钧，两位中央代表组成了西北的领导核心。
当时，这些“中央特派员”的权力非常大，他们到达一个地区后，几乎可以充当该地区的最高领导。徐向前元帅回忆说，张国焘被派到鄂豫皖时，大家原本十分尊敬他，但没想到他到任后迅速展开强硬手段，甚至直接批斗了曾中生。这种情况也出现在西北，朱理治在到达陕北后，带着对地方领导的偏见，开始了与地方领导的合作。而郭洪涛恰恰是当时西北工委的秘书长，他所向朱理治报告的情况，也加剧了这种偏见。
随着中央的到来，刘志丹等人被释放，但他们并未得到重新委以重任。刘志丹被安排了一个条件差的部队和一些游击队，而高岗则被调派到了内蒙古，领导一个只有十几人的陕北骑兵团。在当时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许多干部都认为，郭洪涛和朱理治对被关押干部的安排明显存在问题。马文瑞同志直言不讳地指出：“把高岗派到草地上做蒙古的工作，这简直就是流放，像苏武牧羊一样。”
高岗在他的《我的反省》一书中也提到，自己当时觉得是被“流放”了，并曾觉得自己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高岗的经历也帮助我们反推刘志丹的处境，贺晋年对刘志丹死时所给部队的无力感到愤慨：“为什么只给他一个烂部队，一点游击队？如果给他81师、78师，或许他今天还不会死。”
从历史记载来看，即使在中央的领导到来后，陕北的领导同志依然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导致了在纠正错误时的行动不到位，效果也自然未能立竿见影。刘志丹在赴东征前曾对张秀山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让他们在战场上看。毛主席一定会弄清楚的。”抱着这个信念，刘志丹英勇参战，在三交镇与阎锡山的晋绥军激战，最终壮烈牺牲，年仅34岁。刘志丹的死，留下了一个未解的谜团，至今让许多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