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从齐地出发的使者,风尘仆仆地来到汉军在正面战场的屯兵地——广武城,将随身所携带的韩信书简呈送刘邦。
在书简中,韩信汇报了潍水之战及平定齐国的经过,刘邦早已经得到了相关情报,就算是兴奋也兴奋过了,所以情绪上并无太大波澜。但是再往下看,他的眉头却皱了起来,随后竟至勃然大怒。让刘邦突然为之震怒的,是韩信在书简中提出的要求:请刘邦允许他自立为齐国的假王。
所谓“假王”,即“代理齐王”,但在刘邦看来,“真王”“假王”并无多大区别,他当即大发雷霆,骂道:“我被围于此,日夜盼望他(指韩信)来助我退敌,他倒要自立为王!”
从书简的字里行间,刘邦还发现,韩信在平定三齐之后,事实上已经先斩后奏,在齐地自称“齐王”了,写信过来不过是希望他能予以确认。这下子更是如同火上浇油,刘邦怒不可遏,甚至打算立刻派兵攻打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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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拒
韩信请封假齐王是楚汉战争史上一桩有名的公案,古往今来评论者众多,其中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的观点比较典型,他认为:齐地初定,韩信就迫不及待地请封王于齐,显而易见,目的是相当不纯的。说难听点,他这不就是在以市井小民做生意的心机,来向主上(刘邦)讨赏吗?而主上(刘邦)又岂能看不穿他的心思,最后即便应允其求,双方之间亦将因此留下怨隙。
对于韩信请封案,人们的意见虽然有所出入,但以王夫之为代表,大多数人还是把它当作韩信居功自傲,邀功请赏的“愚蠢举动”,或者是在“借机要挟争权”。问题的关键是此案发生时,刘邦真的被项羽围困在荥阳,急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韩信来给他解围吗?
实际上,自刘邦“夺印窃符”,强行接收韩信在赵地的全部人马起,战争的天平就已开始向他倾斜。直到项羽抽兵援齐之前,楚军在正面战场上虽然仍稍占优势,但除荥阳外,成皋、广武、敖仓等战略要地都已被汉军抢占和控制。
成皋关即著名的虎牢关(也称汜水关),它与敖仓附近的广武城一样,都是依山傍水、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敖仓作为当时关东最大的粮仓,与成皋和广武城三者相互依托、互为掎角,形成了坚固的防线,使得楚军始终难以获得突破性进展。项羽对此也无计可施,最后他甚至不得不放下贵族固有的矜持,把刘邦的父亲刘太公也押到广武城下,试图以杀刘太公来威胁刘邦投降,结果亦毫无作用。
项羽顿兵坚城之下,旷日持久,但后勤供应却得不到稳定保障。在楚军后方,彭越等人又不断袭扰,他们利用项羽回援的间隙逃跑,待项羽返回前线又迅速折回,持续截断楚军的粮草供应线。相比之下,正面战场上的汉军有敖仓提供军食,后方萧何还在关中不断地调发粮秣、士卒,源源不断地支援前线,加上韩信转战千里,陆续攻取或逼降的魏、代、燕、赵、齐等地,使得汉军的战争资源更加充裕,恰与楚军的匮乏不足形成强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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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派龙且援部支援齐国,本希图改变这一分崩离析、“少助食尽”的尴尬局面,不料龙且出师未援,全军覆灭。潍水之战后,韩信虽尚未直接出兵援助刘邦,但已基本完成了对项羽东西夹击的战略部署,韩军更是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插项羽之后背。由此可见,无论在时间、地点还是形势上,此时的汉军都已牢牢掌握了正面战场的主动权,根本不存在刘邦所说的被楚军围困于荥阳的情况,刘邦本人也早就摆脱了先前的惊忧状态。否则,以他穷途末路时什么都愿意暂时妥协的性格,又怎么会当着使者的面痛骂韩信,甚至还有余力攻打韩信呢?
情势既没有那么紧张,刘邦却表现得如此气急败坏,说到底,还是因为韩信求封假齐王这一要求本身,触及到刘邦预设的底线,他对此非常抗拒。刘邦一心只想着坚决不能给韩信封王,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韩信对于其请封的解释,实际上,只有把此解释与请封放到一起,韩信所要表达的意思才完整:“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
齐国是狡诈多变、反复无常的国家,过去曾经屡降屡叛,而且它的南边又与楚国相邻,如果不设一假王压住阵脚,局势难安,故才斗胆请命,请大王能够允许臣自立为假王,以镇抚齐国。韩信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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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表演
虽然经过潍水之战及之后的横扫,田氏大多数当权者及效忠于田氏的齐军主力已被暂时荡平,但田横依旧逃亡在外。与此同时,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号称“诸田宗强”的田氏家族,即便在齐地也还保存着盘根错节的势力,短时间内很难完全清除,加上齐民也依旧拥护田氏,如果他们与田横里应外合,东山再起也不是不可能的。
倘若田氏死灰复燃,毫无疑问,与项羽结成死党实行彻底的楚齐联合,是其唯一可选的道路。届时,刘邦这边是没办法派援兵的,“二千里客居齐地”的韩信军可能既守不住齐地,在当时交通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又撤不出来。若如此,龙且军在齐地的命运,也许就是韩信军在齐地最后的命运,而一旦齐地得而复失,韩信军又遭遇失败乃至被终结,不但原有东西夹击楚军的战略部署势必化为乌有,楚汉形势也将再度翻转。
以齐地的实际情况来看,就算田氏不出什么问题,人心长期不能归附也是一个极大的隐患。按照明代史家于慎行的分析,齐地不是别处,此地若是发生冲突,非常容易引爆遍及全国的反抗,像陈胜、吴广那样规模的起义再次发生是不难的,到了那个时候,汉国纵然已据有关东,又能如何?
刘邦对此岂能不知,只是一时冲动,居然把这些要紧事都忘了。至于他说要派兵攻打韩信则更不靠谱,以韩信当下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及其军事实力,一旦双方真翻了脸,刘邦究竟派谁去才能打得过韩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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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当局者迷,彼时身处现场的张良、陈平却是旁观者清,二人一看不好,不约而同地赶紧踩了刘邦一脚(“蹑汉王足”),暗示他不要再继续讲下去了。张良凑到刘邦耳边,压低了声音说道:“汉军目前正处在不利的形势中,这种时候,哪能禁止韩信擅自称王啊!倒不如趁势立他为王,善待于他,使他自守齐地,不然恐生不测。”
刘邦猛然警醒过来。他知道张良所说的“不利形势”,跟他着意夸大的“不利形势”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兴汉灭楚正处于关键时刻,韩信的作用举足轻重,根本就得罪不起。还是张良、陈平提醒得对,现阶段的所有事务,都应为兴汉灭楚的战略总目标服务,哪怕是自己再不情愿,也只能先满足韩信的愿望,如此才能控制和确保齐地。
虽然刘邦反应已经相当之快,在醒悟的瞬间就及时闭住了嘴、收起了脾气。但他毕竟刚刚才当着使者的面大骂韩信,还放了狠话,正所谓“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想收是收不回来的,就怕这些话被韩信的使者传回去后,把韩信逼急了,真的发生足以动摇局势的重大变故。
好个刘邦,眼珠一转,心中已有了计较,随即便换上一副“责备”的口吻,但语气中却透露出几分宽容与认可:“大丈夫平定了诸侯,要为王就做真王,干什么请求当’假王’?”这种即兴
表演正是刘邦的拿手好戏,不仅巧妙地掩饰和化解了自己的愤懑情绪,而且把前面那些不该当着使者面说的话,也给圆了回来。你还别说,这等功夫,换作一般人,确实难以企及。
刘邦接受张良的建议,决定顺水人情做到底,索性任命韩信为真齐王。后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又特意派遣张良带上专为韩信制作的齐王印信,前往齐地,宣布对韩信的任命。此时,远在齐地的韩信,内心注定既忐忑不安,但同时又充满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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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也
在明代小说《两汉开国中兴传志》中,韩信攻克齐国后,李左车仍在其军中效力,他向韩信提出建议:“田氏家族在齐国宗族众多,地方势力强大且富庶,元帅(指韩信)您应该向汉王请求,授予您齐王的印符,以此权威镇守齐国,这样才可以确保齐国不发生变故。”
“非也。厨师烹饪食物,但他自己却不能直接享用,因为厨师的职责告诉他不能这么做;同样,作为将领,如果自行夺取州郡并自立为王,那也不是将领应有的行为。如今我们攻取了齐国,如果就借此向君索取齐王印符,那岂不是在欺君吗?”韩信如此作答。在他看来,请立为齐王,非臣子之义,有欺君之名,是万万使不得的。
见韩信未能接受李左车之议,谋士文通(应是以蒯彻为原型)又进一步劝谏道:“齐国在诸侯国中最为强大,如果不派重兵镇守这三齐之地,万一内部发生变敌,将来怎么办?元帅您不能因为拘泥于小节而误了大事!”
最终,在李左车、文通的反复陈说下,韩信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决定不再拘泥于个人的名节,而是从大局出发向刘邦上书请封,以稳固齐国局势。
这是小说就韩信请封案中韩信一方的内情,呈现给读者的面目。应该说,情节虽然虚拟,但李左车、文通所说的话的确也道出了一部分实情,即韩信关于请封假王的解释,确实是基于对齐国以及当时战争形势的分析:齐地新定,远处东陲,面临强楚,需要一位超重量级的军事人物进行镇抚,而通过破齐之役、潍水之战,令齐楚两地均望而生畏的韩信显然应是不二人选;眼下如果要选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配合正面战场,从齐地出发对项羽作进一步的战略包围,这样的人选同样非韩信莫属。问题是,韩信真的如小说作者所塑造的那样,只有公心公义,而毫无个人私欲吗?回答恐怕也只能借用小说中韩信的台词,两个字: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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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说到平民出头之难。事实上,从春秋开始算起,一直到战国初年,数百年间,官制的基本特点都是“世袭爵禄”制,即职位、爵禄均由大小贵族世袭,政府选官用人主要看出身。直到魏国的魏文侯率先对此进行改革,普通百姓才拥有了更多出人头地的机会,平民庶人以功求赏、以功求贵进而跃入上层社会,也逐渐成为一股新的历史潮流。
不管韩信的祖父辈从前是否为贵族,也不管韩信是否曾拥有秦朝所赐予的较低爵位,他在淮阴生活期间,就是个地地道道的贫民。然而这并不影响韩信内心对贵族荣耀的向往,他也一直以此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葬母时一定要把母亲的墓地置于又高又开阔的地方,接受漂母饭食许诺将来要加倍报答漂母,都是以日后建功立业、荣归故里为前提的。
韩信将其母葬在可安置万户人家的高地,想着将来能当个“万户侯”就不错了,说明他当时还没有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定格在很高的位置上。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他的人生目标才有了调整和变更,特别是秦末农民起义后的封王建国思潮,对他有很大影响。
项羽自称西楚霸王,为天下共主,然后分封十八人为诸侯王。这十八人除原六国的贵族后裔外,亦不乏平民出身的武将,最为典型者即被封为汉王的刘邦本人。韩信并不反对项羽以功封王,恰恰相反,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军人的积极性,激励像他这样的人争相在疆场建立战功。韩信所不能认同的,是项羽的封王标准,即只把多数机会留给他的亲属或者他喜欢的人,而对真正有能力和有战功者却吝于封赏。
无独有偶,张良在与刘邦谈话中也曾提到,英雄豪杰们背井离乡,抛妻别子,追随各自的领袖转战南北,出生入死打天下,目的无非求得一席之地。
《两汉开国中兴传志》不惜改造部分史实,意图塑造韩信“全忠”的形象,与王夫之将韩信批评为市井小民之间,虽然看似一褒一贬,但实际都隐含了对韩信以功取封行为的不认同。追根溯源,此种认识恐怕都还是明清皇权至上观念的必然反映,殊不知,在韩信生活的年代,以功取封乃是普遍且无可厚非的做法,谈不上过失,更无须大加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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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印斥郦”
即使在“汉中对”中,韩信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以功取封的高度认可,他希望刘邦能够摒弃项羽式的狭隘观念,严格按照军功封赏的原则,以此激励并笼络包括自己在内的众多军事将领,使大家甘心为兴汉灭楚的事业赴汤蹈火。
刘邦在听取“汉中对”时,至少在表面上并未表示出任何异议,彭城大败后,更是向韩信、彭越、英布许下重诺,承诺以关东之地作为奖赏,允许他们裂土封王。这实质上意味着韩、彭、英三人,只要在关东战场建立可观的军功,无须其他任何附加条件便可直接获封王爵。
裂国分封由此成为韩信卖力攻伐的最大动力,与此同时,随着所取得的功劳越来越多,贡献越来越大,他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距离刘邦兑现承诺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灭赵之后,韩信请封张耳为赵王,除了镇抚赵国的现实需要,也不能不承认其中确有提醒刘邦尽快履行“关东之诺”的用意,因此在刘邦同意所请后,他可能一度心中暗喜:大王已经封了两个异姓王,一个韩王信,一个赵王张耳,凭功而论,他俩可都还远不及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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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料,紧接着就发生了“夺印窃符事件”,此事一出,就算韩信政治上再迟钝也明白刘邦非常不悦,此举是在找借口刻意打压和警告他。左思右想,自己并未犯下什么过错,值得刘邦如此大光其火。若真要找出错处,或许就是不该主动提及封王这个话题了。
这个时候,关于刘邦“毁印斥郦”的事应该也已经传到了韩信耳中。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楚军屡次袭击截夺汉军粮道,致使汉军粮食短缺,正面战场极为困难,刘邦苦思无计,便把郦食其找来商量对策。郦食其给他出了一个重新扶立六国后裔,并封他们为王,以此来削弱楚国实力的计策。刘邦病急乱投医,觉得此计不错,就让郦食其赶紧刻制印玺,然后带印前去出使各国。
印刻好了,郦食其正待出发,张良从外面回来谒见刘邦。刘邦正在吃饭,就问张良的意见如何,张良问明情况后,当即表示反对,认为郦食其出的完全是个馊主意,其结果只会引发新的诸侯纷争,根本不利于兴汉灭楚大业。刘邦听后如梦初醒,顿时连吃饭的胃口都没了,一边把口中的食物吐出来,一边大骂郦食其:“这个书呆子,几乎坏了老子的大事!”他马上下令销毁印玺,自然郦食其也被弄了个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毁印斥郦”所涉及的,虽然只是六国后裔的封王问题,但它却不啻于也向所有汉将传达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即刘邦及其手下张良等幕僚,对于封王事宜是很敏感、很排斥的,封王这件事以后最好还是少提乃至不提为妙。
有一段时间,韩信确实没敢再主动提及封王,但那是在破齐之前。而之后的情形是,关东的主要诸侯国已经都被韩信打了下来,他愣是以一人之力,几乎为刘邦夺取了半个华夏。试问,这么大的功劳难道还不配封一个王吗?刘邦其实一直都强调有功必赏,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为什么封王就一定要被划为禁区呢?
韩信终究按捺不住,他觉得若在此时重提封王问题,应该不会显得突兀了,而且出于管理齐国之便,也确实需要他挺身出来主持大局,因此他才派使者向刘邦请封。需要指出的是,韩信此举并非刘邦等人所认为的乘汉之危,居功要挟以求利,也不是借机争权,说到底,仍不过是希望刘邦说话算话,不要真的把“关东之诺”当作空头支票。
实际上,韩信对于此次请封还是留有余地的,他在给刘邦的书简中,求封的只是假王而不是齐王,用的也是委婉、请示、建议的语气。没想到即便如此,也还是触怒了刘邦,甚至差点令刘邦欲与之兵戎相见。
后世因为皇权至上观念等影响,不少人都偏袒刘邦而怪罪韩信。连史学大家司马光也不例外,在司马光看来,韩信在消灭齐国后,应及时回报刘邦,而不是趁机为自己求王索地,结果“逼”得刘邦不得不弄假成真,封他为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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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站在韩信的立场,灭齐以及之前的一系列战功,难道还不算“及时回报”刘邦吗?再说,韩信请封假王,也确实有镇抚齐国等客观需要。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韩信提前先在齐地行使假王的职权,事后再告知和请示,整个过程并没有明显的违规越纪之处,可以说办事都是按程序进行。
刘邦临时将韩信由假王升为真王,本有他的用意,能因此就责怪和怨恨韩信吗?只能说刘邦自己太过算计,不把承诺当回事,以致一翻脸再翻脸才造成了“撤假成真”这样连他自己私下里都觉得窝囊、窝火,同时又愈加迁怒于对方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