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作为汉朝的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在诸多的历史记载与评价中，其绝大多数的评价是正面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汉文帝之所以能有一番作为，主要是他在位时求贤若渴，任用了一大批贤能的人，使得国家从危局逐渐走向稳定，为汉朝后期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也有一些历史学者，并不完全认同汉文帝是一个真正贤明的君主。他们认为汉文帝刻薄寡恩，对于很多真正有才能的人，不能重用。汉朝曾出现过一位非常有才能的人，姓贾名谊，是汉初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政论一流，写下过千古政论名篇《过秦论》。
《过秦论》由于文辞严谨、文学性突出，还被收录在现在的教育大纲之中。从贾谊的际遇来看，如果他没有得到汉文帝的赏识，他绝不能成为闻名天下的大人物。而贾谊在得到赏识之后，为了报答汉文帝的知遇之恩，不仅做好本职工作，还总是给汉文帝提出很多好的意见。
但汉文帝也并没完全听从贾谊的意见，他对于贾谊的一些意见，能够虚心接纳，并且很快去进行改变。但贾谊的很多意见，却并没有被汉文帝采纳。从贾谊短暂的一生来看，汉文帝对于贾谊并没有真正被重用，对他的态度也是忽冷忽热。那么贾谊是汉朝的一代名臣，汉文帝为何要对贾谊的态度忽冷忽热？
汉朝历经数百年的时间，有着非常厚重的文化积淀。汉朝的建立者刘邦，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他能创造出一个如此伟大的王朝。汉王朝到了汉武帝时期，其文化影响力与经济实力达到顶峰，使得中原文明登上一个新阶段。
汉武帝时期的汉朝之所以能到达一个鼎盛的阶段，一方面是由于汉武帝自身的改革，而更重要的一点是，汉文帝与汉景帝为汉武帝时期的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朝从建立之后，一度出现了非常混乱的局面。
首先，汉高祖刘邦在与匈奴单于战争的过程中，遭遇白登之围，导致汉朝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与匈奴媾和，这便使得汉朝初年比较羸弱的国力，又遭遇重创。其次，汉高祖刘邦还要受到内部异姓诸侯王对自己政权的威胁。
刘邦晚年时期为了把异姓诸侯王对王朝的威胁降低，不得已提高了吕后和同姓诸侯王的地位，而这也导致，在刘邦去世之后，吕氏势力和刘氏诸侯王势力的兴起。刘邦去世之后，先是吕氏之乱造成汉朝皇族内部的一次洗牌。
当吕氏势力被朝臣势力与刘氏贵族势力清除之后，刘氏诸侯王势力又成为汉朝势力的最大威胁，而在刘氏诸侯王势力之下，朝臣势力也逐渐开始成为汉朝君主施政的重要障碍。在内有强臣势力，外有强势的诸侯王势力的威胁之下，新君主已经成为一副傀儡。
吕氏势力被清除之后，在朝廷内部形成一个相对短暂的真空状态，而要填补这个权力的真空，就需要各个势力进行激烈的博弈，而汉文帝的上位，就是这个博弈最后的结果。汉文帝原本是一个没有机会成为皇帝的人，他能成为皇帝，不是因为他最强势，恰恰是因为他最弱势。
汉文帝姓刘名恒，是汉高祖刘邦第四个儿子。他从小就不受刘邦的重视，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刘恒的母亲薄姬地位很低，而且姿色平平，汉文帝刘邦只宠幸过她一次。汉文帝刘恒因为母亲地位的低微，最终使得他成为皇室内部一个非常不被重视的一位皇子。但也是因为汉文帝不受重视，最终反而躲过了善于嫉妒的吕后对他的加害。
吕后上位之后，相对来说对刘恒母子比较照顾，甚至允许汉文帝在成为藩王后，带着自己的母亲到自己的属地就藩。由此可见，吕后对于出身于刘氏贵族的刘恒是一种十分轻视的态度。
汉文帝这样一个非常弱势的人，本没有机会争夺皇位，但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之下，众多势力的激烈角逐，使得刘恒成为一个没什么实权的君主，反而成为当时各个势力的需求。因为支持一个弱势的君主，各个势力则可以继续维系自身的能量。
汉文帝也非常聪明，虽然上位时像一个傀儡，但由于汉文帝懂得忍耐与等待时机，逐渐通过调动内部的势力之间博弈，通过不断任用自己的势力，最终使得汉朝权力开始逐渐重新回归到皇帝手中，使得汉朝岌岌可危的政权开始重新恢复稳定。
贾谊之所以能得以被重用，正是因为当时汉文帝需要一些自己可以使用的人才。汉朝时期还没有后来的科举制度，贾谊能被皇帝所重用，还是因为他的才能得到了河南郡守吴公的赏识。河南郡守吴公向汉文帝推荐了贾谊，使得贾谊有了施展才能的机遇。
根据《史记》记载：“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
汉文帝当时正是求贤若渴，需要一位贾谊这样的人才，来为自己效命。所以，贾谊在一开始便做了博士官，而后仅在一年的时间内，就当上了太中大夫。
汉文帝重用贾谊的第二个原因，还是因为贾谊的“狂”。贾谊在后来有一个名号为“狂生”。他之所以有这个名号，主要还是他有一些在当时看起来很“狂”的言论。其实，贾谊“狂言”的背后，是想要推动汉朝整体改革。但从当时局势来看，他想要推动的改革，非常不切合实际。
但汉文帝并没有因为贾谊提出来一些不切合实际的观点，就把他罢免，还是让他继续发言。汉文帝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要顾及他的外在形象，他要表现出一副仁君形象，要表现得礼贤下士，他也要告诉天下的才子，他连贾谊这样的“狂生”都能容忍，就不会嫉贤妒能，让广大的才子放心加入他的势力之中。
除了维持仁君的形象，汉文帝重用贾谊还是因为他要让贾谊成为制衡众多群臣势力与大贵族的一个点。虽然贾谊当时提出的改革不太切合实际，但这些都是汉文帝想要做到的，只是当时时机不成熟，而贾谊把这些建议说出来，虽然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但可以“敲山震虎”，使得之后的改革有了基础与方向。
汉文帝重用贾谊，但一直不听贾谊给出的意见，这让贾谊非常的苦闷。
根据《史记》记载：“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议。”
贾谊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追求者，在历史上，还有一位大文学家与他十分相似，那就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屈原。
贾谊与屈原都坚持着理想主义，但都不被当时的君主所重用。贾谊因为在性格上与屈原有着很多的相似，所以他也十分尊崇屈原的理想主义。贾谊在被贬到长沙的路途中，到湘水时，便一时感慨万千，作了一篇赋，名为《吊屈原赋》。
贾谊的《吊屈原赋》看上去是凭吊屈原，其实也借由屈原的不幸遭遇，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委屈。在历史上屈原与贾谊的瓜葛也并不仅此，汉朝的历史评论大家司马迁在他的著作《史记》中，便把屈原与贾谊放到了一起，也就是《屈原贾生列传》。
屈原在历史上是理想主义与忠臣的代表，而贾谊能与他齐名，一方面是因为贾谊有一定的才能，而另一方面，贾谊的人生境遇与屈原也十分雷同。屈原与贾谊都是具有才能的人，但都没有受到君主的重用，从而最终造成他们人生的悲剧。
屈原与贾谊的人生悲剧都在于他们心中的理想与现实的不符。屈原所处的时代属于战国时期，他所理想的是与齐国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但从地缘环境上来看，齐国与秦国并没有接壤的地区，而齐国更忌惮的反而是楚国对他的觊觎，所以，从决策的角度来看屈原的理想很难实现。
贾谊与屈原也是类似的情况，贾谊在当时想要让汉文帝建立起一整套的法度，加强中央集权，让中央像驱使手臂一样驱使地方。贾谊的这种想法确实是利国利民，也有利于君主，但我们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汉文帝整个执政时期，汉朝的整体局面就是藩王强中央弱、群臣强而君主弱的局势，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推行推恩令之后，汉朝中央权力才迅速强大起来。
从汉文帝的角度上来说，汉文帝不是不想听从贾谊的建议，而是他不能听从贾谊的建议。因为汉文帝如果按照贾谊的方式来进行改革，那么他所面临的风险将会是无法估量的，但这种改革又是对国家整体有利的。
这里面就有王权时代解不开的一个矛盾，那就是王权与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中原王朝始终困在这种矛盾之中，所以数千年没法打开新的时代。从王朝时代拥有王权的人的角度来说，王权既要保障王权，也要保障王朝发展。
如果王朝是顺利发展的，那么王权与王朝都会在逐步发展中走向强盛，这便是王朝的强盛期。但随着王朝的发展，王权所有者就会发现，王朝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王权与王朝开始出现背离。也就是王朝要想进一步发展，王权就需要受限，王朝在发展的同时，王权却在逐渐萎缩，那么，几乎所有的王权的所有者，都是先保障王权，然后才是国家的发展。
因为对于王权来说，如果国家发展了，王权受限甚至王权受到威胁，那么王权就会损害国家发展，从而保证王权稳定。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王权最开始有利于国家发展，但随着国家的体系化程度越高，王权就需要通过破坏国家发展，从而获得权力。我们从汉文帝的角度出发，推动改革，对王朝有利，但其本身的王权却要遭受巨大的风险，所以汉文帝不支持贾谊的过激的改革建议。
汉文帝对于贾谊而言，既是伯乐，也是造成其人生悲哀的始作俑者。汉文帝对贾谊的态度，从整体上来看是从重视最后到忽视，而中间的一大段时间，汉文帝对于贾谊的态度是忽冷忽热的。
从汉文帝对贾谊的态度的变化中，我们便能比较清晰地知道汉文帝整个执政时期治理国家的心态与变化。汉文帝从开始重用贾谊的时候，是对于整个国家的改革，充满着一种憧憬，就如同年轻时期的贾谊一样，对国家的发展，对于自身的发展，充满着理想。
在开始的这一阶段，汉文帝对于贾谊这样的才子，是非常看重与支持的，这也便是贾谊能在一年之内，从一个博士官晋升为太中大夫的原因。在汉文帝提拔贾谊的初期，便是汉文帝与贾谊关系的蜜月期。
但甜蜜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无情的现实却是长久的。随着汉文帝逐渐开始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之后，他真正碰到艰难问题、遇到改革的困难之后，他内心的理想主义开始走向破灭。而在这个时期，贾谊还在坚持理想主义，所以这就造成汉文帝与贾谊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从贾谊的角度来说，贾谊一方面可能不知道汉文帝所处的艰难局面。因为从汉朝开始，王权与士大夫之间的文化隔阂其实已经开始形成。王权与士大夫由于受到的教育完全不同，所以在王朝迅速发展的时候，他们可能还可以合作，但到了王朝需要进行改革，王权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便会凸显。
而以贾谊的聪明，他可能也很清楚汉文帝的处境，但贾谊所受到的教育是士大夫的教育，如果他按照汉文帝的需求来办事，那么贾谊不只是背叛了士大夫的精神，更是背叛了当时的士大夫群体。
在中原王朝的发展过程中，士大夫群体真正形成，虽然是在宋朝之后，但从上古时期，甚至是王权形成之前，士大夫势力的前期状态其实已经形成。其实，中原王朝士大夫势力的初始形态，便是贵族势力。
我们从屈原的身份中，就能看出来。根据《史记》记载：“屈原，芈姓，楚武王熊通后代。”在汉朝，由于没有科举制度，导致王权没办法选择底层势力为王朝服务，所以从总体上而言，汉朝还是一个贵族的时代。
所以，汉文帝当时最大的矛盾，其实是君主与贵族之间的矛盾，而贾谊支持汉文帝打败贵族，虽然看似是站在汉文帝一边，但从实际上来看，他给出的测了相当于是给汉文帝灌“虎狼药”，虽然有可能“治病”，但有很大可能“致命”。所以从汉文帝的角度来说，汉文帝便只能把贾谊当作一个“威胁”来使用。
当众多贵族势力对汉文帝逼迫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汉文帝便会冷漠对待贾谊。而当众多势力对汉文帝逼迫比较紧张的时候，汉文帝便使用贾谊来对他们进行威胁。所以，汉文帝之所以对贾谊的态度忽冷忽热，主要还是要利用贾谊来与其他势力制衡。
从汉文帝的角度来看，只要有了足够的时间，王权掌握的社会资源便会逐步超过其他贵族，等到之后，便可以对贵族发起反击。汉文帝在其一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汉景帝与汉武帝时期，汉朝的王权终于得以崛起。
汉文帝之所以被称之为一代贤君，不仅是因为他能稳定住汉朝初年混乱的局势，更是因为他能隐忍不发，为后来的改革奠定基础。
从贾谊的角度来看，由于时代的局势所限，汉文帝不能重用他，也就造成他最终都没能使自己的人生理想变成现实，一生也没有受到重用，是一个悲剧的结局。
但从更长远的历史评价来看，他因为坚持理想，在后来成为士大夫们的楷模，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参考文献：
《浅谈贾谊的治安之策》
《汉代皇权主义意识形态初论》
《试析贾谊礼治思想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