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2～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石峁遗址皇城台墓地进行了发掘，该墓地是石峁统治者于宫城腹地专设的一处高等级贵族墓地，为迄今所见石峁文化最高等级墓地，主体年代为石峁文化中期。文章以皇城台墓地资料为基础，并结合其他石峁文化墓葬资料分析研究认为：以棺入殓、棺外殉葬、壁龛内随葬陶礼器是石峁文化高等级墓葬的主要特征，其葬仪高度相似意味着制度化的葬制已经存在，且最迟形成于石峁文化中期，并在之后一定时间内维持着较为稳定的葬仪传统。

石峁文化是河套地区龙山晚期至夏早期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以秃尾河东岸的石峁遗址为都邑性聚落[1]。皇城台位于石峁城址内城偏西居中部，是一处相对独立的山峁，顶部平坦开阔，南、北、西三面临沟，南北两侧坡陡沟深，西侧坡地平缓。2016～2019、2022～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石峁遗址皇城台地点进行了发掘，确认其为遗址核心区，性质为“王的居址”[2]。

皇城台墓地处于皇城台台顶偏西的坡地上，从行进路线上来看，墓地处于台顶居后的位置（图一）。墓地有明确的茔域限制，现已发掘墓葬49座。11座石棺墓年代跨度大，部分可能晚至朱开沟时期，应是墓地最晚阶段及废弃后埋入的墓葬。38座石峁文化墓葬年代确凿，墓葬排列有序，形制清晰，内涵丰富，为窥见皇城台墓地的全貌提供了初步认识，也为深入探讨石峁文化墓葬提供了重要资料[3]。

图一 皇城台墓地位置图

一、墓葬分级和墓地布局

（一）墓葬分级

石峁文化墓葬已多有发现，主要有石峁后阳湾地点[4]、韩家圪旦地点[5]、府谷寨山[6]、神木神圪垯梁[7]、神木新华[8]、神木寨峁[9]、忻州游邀[10]、伊金霍洛旗朱开沟[11]及白敖包[12]等遗址。裴学松根据葬具、壁龛、殉人三个标准将石峁文化竖穴土坑墓分为四类墓葬，一至四类墓葬数量由少到多，墓葬规模由大到小，随葬品由多到寡，葬仪葬俗由复杂到简单[13]。石峁遗址皇城台墓地的发掘，证明了此分类标准的可行性，并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分类体系。

皇城台墓地新确认7座墓葬，除具备葬具、壁龛、殉人三个要素外，还有殉狗。此前，石峁遗址内城韩家圪旦墓地规格最大的墓葬M1已发现有殉狗[14]，但为孤例，不成规制。皇城台墓地的发掘确认石峁文化墓葬殉狗有明显规范性，是石峁文化墓葬的重要特征。因此将殉狗增加为新的石峁文化墓葬分类标准，划分出了具备葬具、壁龛、殉人、殉狗四个标准的新一类墓，原有分类不变（表一）。凡殉狗的墓葬墓室面积大，葬具体量大，殉人数量增多至2～3人，随葬品数量和类别更为丰富，规格明显更高，因此新分类体系下的墓葬等级依然逐类下降。
表一 石峁文化墓葬分类表

裴学松指出石峁文化社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分化，展现了以石峁为核心都邑，以后城咀、碧村、寨山等为区域中心，以寨峁、寨峁梁、新华等为一般性聚落的聚落形态[15]。清晰的聚落等级架构结合等级差异明确的墓葬分类体系使得判定石峁文化高等级墓葬成为可能。

聚落等级越高，组织结构越复杂，居住的社会上层人员越多，相应的表现墓主身份重要性的高等级墓葬越多，反之亦然。目前，石峁文化一类墓仅见于核心都邑石峁城内，以皇城台墓地为主；二类墓多见于石峁城内，少见于区域中心聚落，罕见于一般性聚落，是石峁城内的次等级墓葬、周边及一般聚落的最高等级墓葬；三、四类墓多为一般性聚落的最高等级墓葬；五类墓各层级聚落均有发现，是一般性聚落墓地的主要构成（表二）。
表二 石峁文化典型遗址墓葬分类

综合来看，一、二类墓葬主要见于高层级聚落，墓室面积大，葬仪复杂，可认定为石峁文化高等级墓葬，具体指以棺敛尸、棺外殉葬、壁龛内随葬成套陶礼器的大型墓葬。皇城台墓地高等级墓葬数量最多，占比最高，为目前所见石峁文化最高等级墓地。

（二）墓地布局

根据墓葬分布情况，将皇城台墓地已发掘区域暂划分为南、中、北三区。中区应为墓地核心区，大致呈扇形，墓葬埋葬密集；墓地南侧为深沟，受限于空间，布局朝东南侧平坦地带延伸，即墓地南区；北区地势虽平坦，但分布多道石墙，最早或有其他用途，后期于东侧空白区埋入少量墓葬。结合地形推测皇城台墓地总体规模不大，墓葬呈现中区集中、边缘零散的分布态势。

墓地虽未完全揭露，但Q2、Q4合围的高台上已发掘的M8、M35～M38表明中区未揭露区域仍然为高等级墓葬，因此，可以基本确定皇城台墓地以高等级墓葬为主体。墓向基本朝东，有成排分布的趋势，小区域埋葬，两两埋葬的特征明显，体现了墓葬间的亲疏关系。以中区为例，已揭露区域可细分为A、B、C、D四个群组，群组内墓葬形制相近，随葬品偏好一致，应代表了不同的家族。C群组内M17、M22、M23、M25墓葬规模相对较小，壁龛均靠近或直接开凿于墓室转角处，随葬器物组合相近，以盉、豆、低矮的折肩罐为代表（图二、三）；A群组主要为一类墓，两两埋葬迹象明显。其中M2与M3、M5与M6位置分别相邻，棺外均殉3人、1狗，墓葬形制、葬仪高度相似，应是埋入时间相近、关系极为紧密的血亲（图四）。

图二 皇城台墓地中区C组M17壁龛内随葬陶器

图三 皇城台墓地中区C组M25壁龛内随葬陶器

图四 皇城台墓地中区石峁文化墓葬分类、分组

二、年代和性质

（一）年代

皇城台墓地已发掘的38座石峁文化墓葬，均开口于石峁文化堆积层下，年代下限为石峁文化晚期。部分高等级墓葬虽打破年代较早的垫土坑，但垫土坑填土较为纯净，因此年代上限的确定还需依据石峁城内其他地点及周边聚落年代信息较为明确的墓葬。

石峁内城韩家圪旦地点发现墓葬41座。M1为一类墓，长约4、宽约3、深约6米，壁龛、棺内遭盗扰，棺外南侧殉一成年女性，西侧殉一小孩，其下压一动物似为狗，面朝墓壁[16]；M2（二类墓）棺内、壁龛同样被盗扰，棺外殉16～17岁女性，侧身曲肢面向墓主[17]（图五，3）。
1.石峁遗址皇城台墓地M13 2.寨山遗址庙墕地点 2020M4 3.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M2　4.神圪垯梁遗址M7

图五  皇城台墓地与周边地区高等级墓葬形制、葬仪对比图

陕西府谷寨山遗址庙墕地点发现石峁文化墓葬24座。二类墓2020M4长4、宽2.5、深3米，男性墓主仰身直肢躺于木棺内，左手侧棺外殉葬一女性，侧身面向墓主，墓主右手侧壁面凿一壁龛，内置一组带石器盖陶器、石刃[18]（图五，2）。

陕西神木神圪垯梁遗址发现石峁文化墓葬28座，最大的墓葬M7（二类墓）平面呈圆角方形，墓底长4.1、宽3.3、深3.2米，男性墓主仰身直肢斜置棺中，右手侧棺外葬一女性，四肢被捆绑，侧身曲肢面向墓主，壁龛内置6件带石器盖陶器[19]（图五，4）。

上述墓葬形制、葬仪、出土器物与皇城台墓地高等级墓葬相似（图五，1），年代均不早于石峁文化中期。因此判断皇城台墓地目前所发现的石峁文化墓葬年代应在石峁文化中期至晚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100～1800年。皇城台墓地以高等级墓葬为主体，打破M17、M22的灰坑H7出土高尖足、尖瘤裆双鋬鬲，指证墓地主体年代偏向石峁文化中期。

历年考古发掘显示皇城台有清晰的功能分区，已明确的有构造复杂的门址、巍峨的护墙及宏大的宫殿区[20]。主体建筑大台基的使用年代不晚于龙山晚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沿用至公元前1800年后废弃[21]。墓地与这些建筑存在共时性，共同勾勒出皇城台前宫殿—后墓地的宏观布局。

（二）性质

皇城台墓地所在位置的至高性意味着其独异于其他石峁文化墓地。首先，皇城台墓地有一定的规划管理，墓地边界较为明确，墓葬朝向一致，排列相对有序。石峁文化已发现等级较高的墓地如韩家圪旦墓地、寨山庙墕墓地规模小，墓葬排列无序，低等级聚落墓地与居址多交错分布，排列散乱[22]。其次，已发掘的墓葬显示皇城台墓地有明显的专设性。墓地内主要为一～三类墓葬，其中三类墓壁龛内随葬成套陶礼器或有殉人，规格高于周边地区所见三类墓，有效仿高等级墓葬的倾向。四、五类墓数量相对较少，且有打破高等级墓葬的现象，部分年代偏晚。可见皇城台墓地设置初衷明显脱离了聚落公共墓地的理念，而是有选择性的埋入身份等级高的族群，表现出极强的专设性，级别远超以往所发现的石峁文化墓地。陶寺早、中期大墓仍然与普通家族成员的小墓混葬在同一墓地、同一片区，高等级权贵仍然受到血缘族群的限制[23]。相比较下，皇城台墓地仅供社会上层权贵族群埋葬，专设性更强，应为石峁统治者于都邑宫城专设的一处高等级贵族墓地。

三、石峁文化高等级墓葬葬仪窥探

殉狗虽为新确认的石峁文化一类墓葬仪，但未突破以往对于石峁文化大型墓葬三处丧葬空间的认识[24]，即棺内、棺外、壁龛。三处空间对应三大丧葬仪式，即墓主敛以木棺、棺外殉葬、壁龛内随葬成套陶器，这些共同构成石峁文化高等级墓葬的重要标识。

（一）敛以木棺

石峁文化高等级墓葬葬具基本为木棺。使用木质葬具安葬墓主是这一时期高等级墓葬的普遍特征，尤以海岱地区最具代表性，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用以表示墓主身份等级的棺椁制度逐渐发展成熟[25]。陕北地区龙山早期庙梁遗址[26]、贾大峁遗址[27]发现的墓葬均为小型竖穴土坑单人葬，未发现葬具，石峁文化墓葬所用木棺为这一区域最早出现的木质葬具。

石峁文化高等级墓葬所用木棺尺寸大、棺板厚。皇城台墓地一类墓M2木棺长2.4、宽1.44、残高1米，棺板厚度近0.18米；寨山二类墓2020M4木棺长2.92、宽1.04米[28]；神圪垯梁二类墓M7木棺长2.88、宽1.4米，棺板厚度为0.14～024米[29]。增大的棺内空间通常是为合葬或放置更多随葬品，但石峁文化高等级墓葬均为单人单棺，棺内仅随葬象征墓主身份的玉器、海贝等珍贵物品。皇城台墓地M19墓主残存的下半身并未发现随葬品，棺内空间未被充分利用；寨山2019M2棺内仅随葬5件玉器[30]；神圪垯梁M7甚至无随葬品[31]。可见石峁文化社会上层将大尺寸、制作规整的木棺看作是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

另外，皇城台墓地多座墓葬木棺结构清晰，为研究石峁文化墓葬木棺形制提供了重要资料。皇城台墓地所见木棺均由木板拼合而成，木板虽已腐朽，但板灰痕迹明显。根据平面样式可分为“井”字形、“Ⅱ”字形、长方形三类。其中长方形、“Ⅱ”字形木棺应为内榫卯，腐朽后不可见。“井”字形木棺，数量最多，结构清晰，以皇城台墓地一类墓M2最具代表性（图六）。M2木棺底板由5块木板纵向拼合，壁板、挡板分别由3块木板侧立拼合，壁板、侧板以榫卯结构搭建，每块壁板两端凿出卯眼，挡板两端出榫头，咬合而成，稳固置于底板上（图七）。根据M2残存的盖板痕迹观察，盖板仍由木板拼合而成，纵向搭于挡板之上，复原如图（图八）。据木棺结构推测此类大型木棺或于墓底组装而成。

图六 皇城台墓地M2木棺清理后

韩倩 | 关于石峁遗址皇城台墓地的几个问题

图七 皇城台墓地M2木棺侧板、挡板、榫头痕迹

图八 皇城台墓地M2木棺形制复原图

（二）棺外殉葬

史前时期，殉人且殉狗的文化因素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32]，龙山时期殉人葬俗进一步发展，齐家文化、石峁文化、清凉寺遗址[33]墓葬中均发现有殉人。相比而言，石峁文化殉葬葬仪呈现明显的规范性、制度性。从殉葬数量和类别看，一类墓葬殉2～3人、1狗，二类墓葬基本殉1人，无殉狗。从摆放姿势及位置来看，殉人多位于墓主棺外两侧，殉狗位于脚端，即使殉葬人数增多，也非常注重多个殉人的摆放位置和姿势，避免乱置，体现了丧葬仪式的秩序与规范。另外，葬仪有其固定流程，殉人、殉狗肢体多紧贴木棺，应为放置木棺后再于棺外放置殉人、殉狗。
1.殉人
多数殉人裹有织物，织物外多涂朱，手腕及脚踝处多被绑缚，被摆放成侧身面向棺内墓主的姿势，被支配和胁迫性明显。高等级墓葬墓主普遍为男性，殉人多为女性，很大程度上说明这一时期社会关系以男性为主导。石峁文化墓葬殉女现象被认为与齐家文化关系密切[34]，陈洪海认为齐家文化合葬墓是仰身直肢葬群体征服屈肢葬群体的表现[35]，钱耀鹏等人认为磨沟墓地齐家文化墓葬殉人多为女性和儿童，应是与战争相关[36]，均说明殉葬并非表示简单的男尊女卑观念。朱开沟M6011[37]等女性墓主的高等级墓葬的存在，表明石峁文化殉人同样并非单纯的性别压迫。与如此大规模殉葬类似的现象，还见于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筑城时以大量人头骨奠基[38]。此类殉葬和被奠基的人群应同是社会上层所掌控的特殊资源，成为社会上层彰显权威、表达权力的工具，构成复杂葬仪与祭祀仪式的重要一环。

2.殉狗

史前时期，狗被饲养和驯化后有作为食物、宠物、猎犬、警卫犬的功能，同时还在祭祀、随葬中发挥过特殊的作用[39]。新石器时代淅川下王岗[40]、邳县刘林[41]等遗址部分墓葬殉狗，更多地表达狗与墓主的亲密关系，行为具有偶发性，不构成主体文化丧葬习俗。而石峁文化一类墓中殉整狗，与殉人同样摆放规整，有极强的礼制化、等级化特征。

龙山晚期榆林地区畜牧经济发达，绵羊、山羊和家养牛的大量出现和饲养，为人类提供肉食及次级产品[42]，一类墓殉整只狗并非为满足墓主肉食需求，而是指代更为重要的意义。从埋葬背景来看，殉狗多位于墓主脚端棺外，这是史前所见殉狗墓中殉狗的常见位置，应与狗作为生产生活助手生前常伴人脚侧有关。大汶口文化殉狗墓中墓主多随葬武器、工具类，许永杰认为这些殉狗生前应是参与战事的军犬[43]。石峁文化已发现的一类墓均遭盗扰，随葬品与殉狗现象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晰，但皇城台墓地一类墓M6的发掘为指明殉狗的意图提供了重要埋葬环境。M6棺外殉3人，墓主脚侧棺外殉1狗，侧躺于墓底，面向墓壁。殉狗脚侧发现6枚骨镞（原可能配有木制箭杆，腐朽不见），镞尖朝下插于距墓底约16厘米的填土中，贴靠于墓室西壁（图九）。石峁文化高等级墓葬棺外基本不放置随葬品，殉狗旁放置的骨镞与殉狗应有极强的绑定关系，狗与箭的组合代表狗的狩猎能力或武力价值，表明所殉之狗可能为猎狗或战狗。

图九 皇城台墓地M6殉狗及骨镞位置

大型墓葬给权力及表达权力的仪式预留足够的空间[44]。高等级墓葬墓室面积普遍较大，尤其是一类墓，主要为在棺外放置殉人、殉狗。说明社会上层更为尊崇充满血腥暴力的殉葬葬仪，映射出权贵族群权力的获取与武力关系紧密。石峁文化城址完善的防御措施很大程度上证明该时期冲突加剧，战争频繁，因此石峁文化统治圈层应拥有绝对的军事权力。一类墓殉狗应是强调墓主所拥有的武力及军事权力，区别于同为高等级墓葬的二类墓，是目前最接近石峁文化最高统治者级别的墓葬。另外，殉人、殉狗也是商人的重要葬俗，且使用范围和规模空前扩大，石峁文化的高等级墓葬殉狗的发现填补了从史前时期到商代，殉狗葬俗从原始质朴的随葬方式演变为商王朝礼制化一环的空白。

（三）凿龛置器

壁龛作为专设的葬仪空间，有且仅有一个，位于墓主右手侧墓壁，内多置6件带石器盖陶器，以斝（盉）、折肩瓶、双耳盆（豆、尊）、双耳罐、2件小罐为常见组合，炊煮类、饮食类器具齐全。绝大多数陶器未见使用痕迹，体量小，烧制温度低，易碎裂，部分还涂红彩，是专为随葬而烧制的明器。多数壁龛内还放置燧石质打制石刃及若干动物骨头（多为羊肋骨）一般是置于陶器前方，如皇城台墓地M13壁龛所见（图一〇），韩家圪旦M2盗洞内发现石刃[45]，寨山2019M3、2020M4壁龛内均放置石刃[46]。这一组合生动地还原了石峁贵族以石刃为餐具，食肉的生活方式，陶寺大型墓葬棺外随葬木俎、石刀、猪肉[47]用以表达宴饮的场景与此类似。朱开沟遗址高等级墓葬壁龛多位于墓主左手侧墓壁，壁龛内器物数量和组合不定，单把鬲、绳纹单耳罐不见于其他高等级墓葬，应与其居于石峁文化分布区边缘地带有关。

图一〇 皇城台墓地M13壁龛内动物肋骨及石刃

极具特色的是，壁龛内陶器配置有打制成型的砂岩器盖，其中双耳陶盆（豆）器盖一侧有凹槽，应是便于放置木匙。从残留的石器盖和石刃来看，高等级墓葬壁龛全部随葬成组陶器且多有肉食献祭，陶器组合差异小（图一一）。皇城台墓地所出陶器多涂红彩，而周边聚落所出多为素面。高等级墓葬壁龛均随葬陶器印证了裴学松认为随葬猪下颌骨是中下层人群丧葬行为的观点，府谷寨山庙墕地点三类墓壁龛内整齐放置多件猪下颌骨[48]，或是替代高等级墓葬壁龛内成组的陶器。

图一一 石峁文化高等级墓葬壁龛内陶器组合比较

专设壁龛来随葬器物还见于陶寺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陶寺文化的壁龛墓数量少，M2384口小底大，墓主右手侧壁面设壁龛，内随葬折肩罐、双耳壶[49]，形制与皇城台墓地所见三类墓相似。陶寺中期大墓M22还设有多个壁龛以增加随葬空间[50]。闫红贤认为陶寺壁龛墓年代较石峁早，因而石峁文化墓葬设壁龛是受陶寺文化的影响[51]。相比而言，石峁高等级墓葬壁龛形制统一，体量小，随葬器物组合等固定，放置盛装食物、酒水的明器，与肉食及餐具一并供奉给墓主，为其逝后享用，仪式性和规范性极强，具有明显的身份标识和礼制特征。大甸子遗址壁龛功用与此相似，M672壁龛位于墓主脚端，内置鬶、爵、觚、鬲、罐、壶等陶礼器，还放置猪蹄作为肉食献祭[52]。

四、结　语

皇城台墓地为迄今所见石峁文化最高等级墓地，大量高等级墓葬的发现丰富了石峁文化墓葬内涵，等级差异明确的墓葬分类体系进一步印证石峁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目前所见一类墓为最接近王一级别的墓葬，二类墓则可能是王室贵族与地方首领之墓。相较于陶寺中期M22[53]、西朱封M202[54]这样十分显赫的高等级墓葬，石峁文化高等级墓葬随葬品相对较少，尤其是一类墓不显张扬，注重木棺、殉人、壁龛随葬陶礼器这样规制化葬仪的有无，这一现象被认为是重贵轻富丧葬观念的体现[55]。高等级墓葬这一特殊的表现形式，除了丧葬观念、文化认同一致的原因外，很大可能是因为制度的约束。

目前，石峁高等级墓葬主要见于以石峁遗址为中心的石峁文化核心区分布区，墓葬形制、葬仪、随葬器物呈现高度相似性，这是同时期其他区域文化所罕见的，进一步说明石峁文化社会上层建立了规则清晰、程序严谨的丧葬制度以保证葬仪规范性。白敖包遗址[56]位于石峁文化分布区西北边缘，规格最大的墓葬M23为竖穴土坑木棺墓，双人单棺合葬，棺内随葬斝、双耳罐、折肩罐、豆、尊5件陶器，棺外殉3人，墓主脚端棺外殉2只狗，其随葬器物及殉葬葬仪明显是受到石峁文化核心区高等级墓葬葬制的影响。

石峁石城及皇城台核心区大型建筑群的兴建，昭示了北方高原第一个早期国家的诞生，并很快达到鼎盛期[57]。石峁文化高等级墓葬三要素葬具、殉人、壁龛并无本地文化传统，这应与石峁早期国家快速兴起过程中吸收外来文化有关。最迟至石峁文化中期，高等级墓葬葬仪形成了固定的制度规范，并在之后一定时间内维持着稳定的葬仪传统。最为明显的是，皇城台高等级墓地不仅存在家族划分，打破关系也证明墓地有一定时间的延续，但高等级墓葬形制、葬仪之间的相似性远大于差异性，不仅表明不同家族之间受到集中权力的约束，也体现了葬仪传统的稳定持续，凸显了这一时期石峁文化内部的统一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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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周勇，等.石峁文化的命名、范围及年代[J].考古，2020(8).

[2]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陕西神木县石峁城址皇城台地点[J].考古，2017(7).

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石峁遗址皇城台地点2016～2019年度考古新发现[J].考古与文物，2020(4).

c.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陕西神木市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遗迹[J].考古，2020(7).

[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石峁遗址皇城台墓地2022～2023年度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4(11).文中有关皇城台墓地的资料，均引用于此。

[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后阳湾、呼家洼地点试掘简报[J].考古，2015(5).

[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广电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6(4).

[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府谷寨山遗址庙墕地点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2(2).

[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管办.陕西神木县神圪塔梁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6(7).

[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神木新华[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238-266.

[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神木寨峁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21(3).

[10]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忻州游邀考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46-77.

[11]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125-277.

[12]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内蒙古博物院.白敖包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57-172.

[13]裴学松.石峁文化墓葬初探[J].考古与文物，2022(2).

[1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J].考古与文物，2015(2).

[15]裴学松.石峁文化聚落形态研究[J].考古，2023(10).

[16]同[14].

[17]同[5].

[18]同[6].

[19]同[7].

[20]a.同[2]a.

b.同[2]c.

[21]同[2]c.

[22]同[15].

[23]戴向明.陶寺墓地分析[J]，南方文物，2019(6).

[24]同[13].

[25]栾丰实.史前棺椁的产生、发展和棺椁制度的形成[J].文物，2006(6).

[2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靖边县文管办.陕西靖边庙梁遗址龙山时代遗存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9(4).

[2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史前考古研究室.2008～2017陕西史前考古综述[J].考古与文物，2018(5).

[28]同[6].

[29]同[7].

[30]同[6].

[31]同[7].

[32]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50-54.

[3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芮城县旅游文物局.清凉寺史前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255-259.

[34]同[13].

[35]陈洪海.甘青地区史前墓葬中的葬式分析[C]∥古代文明（第二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38-153.

[36]钱耀鹏，等.磨沟墓地墓道埋人与殉人问题初步研究[C]∥西部考古（第七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72-115.

[37]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207.

[3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J].考古，2013(7).

[39]袁靖.家犬驯化及饲养动机初探[J].南方文物，2017(1).

[4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M].文物出版社，1991：25-29.

[41]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J].考古学报，1962(1).

[42]胡松梅.从榆林地区考古管窥牧业发展——基于榆林地区5000～4000年动物考古与最新测年数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9-14.

[43]许永杰.农耕星火[M].北京：故宫出版社，2020：10-13.

[44]张弛.社会权力的起源——中国史前葬仪中的社会与观念[J].文物，2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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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 2024年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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