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单元：帖盛碑萌
——清前中期江南书家
清前中期，江南书坛为“帖学”所主导，呈现出“帖盛碑萌”的态势。清初，康熙帝推崇董其昌，遂使董氏疏淡秀逸、空灵禅意的书风风行天下，延续了典雅纯正的帖学脉系。至乾隆朝，虽赵孟頫端丽圆润的书风亦受青睐，然帖学内部创造力渐显疲态。与此同时，金石考据之学日兴，碑学意识悄然萌芽。江南书家于帖学醇雅氛围中，已隐约感知到金石古拙的新声，为晚清碑帖融合埋下伏笔。
沈荃（1624—1684），字贞蕤，号绎堂，别号充斋，江苏华亭人。清顺治九年（1652年）探花，授编修，累官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侍郎。卒谥文恪。书法尤有名。著有《充斋集》行世。
行书浪淘沙词轴 纵178.2cm，横44.3cm
绫本墨笔 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为清初沈荃之行书代表作，充分展现其承袭董其昌一脉的秀雅书风。其用笔精到灵动，结字端丽疏朗，行气清通流畅，深得“二王”正统帖学遗韵。通篇以中锋为主，牵丝映带自然，表现出含蓄隽永的文人意趣，堪称清初崇董书风的重要典范。
姜宸英（1628－1699），字西溟，号湛园，又号苇间，浙江宁波慈溪人（今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明末清初书法家、史学家，与朱彝尊、严绳孙并称“江南三布衣”。著有《湛园集》《苇间集》《海防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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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唐人诗册书温庭筠诗 纸本墨笔
台北故宫博物院
姜宸英所书温庭筠诗册，深得晋唐遗韵，笔致清隽秀逸，气格高古，用笔使转自如，点画间可见虞世南、褚遂良之遗风。结字疏朗匀停，章法自然流畅，无雕琢之气。通篇既存唐法之严谨，又具清初文人书风之雅致，展现出姜氏融古出新的艺术追求与深厚的帖学功力。
何焯（1661—1722），字润千，因母丧改字屺瞻，号茶仙、义门，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曾寄籍崇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清代学者、书法家，与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并称“帖学四大家”。著有《义门读书记》。
行书诗轴 117.8×60.3cm 纸本墨笔
北京故宫博物院
本幅录明蔡羽五律诗《张膳部席上》的前六句，诗载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卷十。书法笔力劲健，线条凝练而不失灵动，布局舒阔明朗，行气贯通，既见欧阳询之峻整，又含董其昌之雅逸，为何焯大字行书佳作。
金农（1687－1763），字寿门，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因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以自封“三朝老民”的闲号，布衣终身。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首。
隶书砚铭轴 纸本墨笔
北京故宫博物院
金农此隶书砚铭轴，用笔方整厚拙，如凿金石，显其“漆书”独特风貌。结字紧密凝重，横画粗阔，竖笔瘦劲，于朴拙中见奇崛意趣。通篇布局谨严，字间疏密有致，墨色苍郁如漆，深得汉隶古韵而又自出机杼，为清代隶书中别开生面之典范。
张照（1691—1745），初名默，字得天、长卿，号泾南、天瓶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书法家和戏曲作家。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预修《大清会典》。资学明敏，工诗善文，精音乐、绘画、书法。
行书七律诗轴 纵143.7cm，横54.8cm
纸本水墨 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照此幅行书诗轴，深得颜真卿、米芾遗韵，用笔浑厚饱满，筋骨内含，体势开张而气象雄强。其行笔提拔顿挫，线条凝练，结字宽博，章法疏密有致，通篇在端庄凝重中时见飘逸之趣，反映出张照融汇唐宋、法古出新的书学理念。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清代官吏、诗人、书法家。曾随翰林侍读全魁至琉球。乾隆二十五年进士，授编修，擢侍读，官至云南临安知府。罢归，自此无意仕进。工书法，以风韵胜。有《梦楼诗集》、《快雨堂题跋》。
行书诗轴 1786年 129.8×45.2cm
纸本墨笔 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件作品书法风格俊朗疏秀，笔法精妙妍美，属王文治中年时期代表作。他的书法融合禅理，在清中期与刘墉齐名，有“淡墨探花”之称。其书还曾得到乾隆皇帝的赞誉，《清史稿》载：高宗南巡至钱塘僧寺，见文治书碑，赏爱不已。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因避清仁宗讳，遂以字行，更字顽伯，别号白山人、完白、故浣子、笈游道人、凤水渔长以及龙山樵长，怀宁（今安徽安庆）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碑学大师，是集书法家、篆刻家、画家、文字学家于一生的艺术大师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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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书轴（四条屏） 179.8×56.8cmx4
纸本墨笔 上海博物馆
此篆书轴用笔沉雄朴厚，线条圆劲，深得秦篆法度之严谨，又参以汉碑额篆的婉转流畅，笔势舒展自如。结体匀称端庄中见疏密变化，章法布白虚实相生。全作既存古意，又具己格，充分体现了邓石如“以隶笔为篆”的革新精神。
陈鸿寿（1768—1822），字子恭，号曼生、曼龚、种榆仙客等，浙江杭州人。嘉庆六年拔贡，官至淮安同知。工书法，善山水、花卉，精篆刻，亦擅刻竹。与陈豫钟齐名，世称“二陈”，为“西泠八家”之一。
行书书法 184.8cm x 47.9cm 纸本墨笔
弗利尔美术馆
陈鸿寿行书以碑学为基，融汉隶北碑之峻峭于毫端，结体介于篆隶之间。其风格高古清隽，整体既具金石碑版的刚健雄强，又不失书卷雅致，充分体现其金石书风气的审美追求与创造性转化。
《弘雅书房》编辑部｜雨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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