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鲁峻碑》
《鲁峻碑》拓片
熹平（172—178），东汉灵帝刘宏之纪年。此七载光阴，于历史长河不过弹指一瞬，然于书法艺术，则成千古绝响。其时隶书碑刻，星汉灿烂，若《杨淮表记》《鲁峻碑》镌于二年，《娄寿碑》立于三年，《熹平石经》《韩仁铭》《尹宙碑》刊于四年，皆汉碑之圭臬，书道之极则。
《鲁峻碑》者，熹平二年四月所立，全称“汉故司隶校尉忠惠父鲁君碑”，今藏济宁博物馆。碑无撰书者名氏，独记鲁峻（仲严其字，昌邑人）生平。鲁峻通《鲁诗》《颜氏春秋》，以孝廉进身，终官屯田校尉。既殁，门生故吏三百二十人，感其忠君爱民之德，私谥“忠惠”，立碑颂之。一碑之立，非独旌表个人，实见东汉士林“崇德报功”之风尚。
观《鲁峻碑》，诚可谓汉隶之典范。其运笔如千钧之弩发，厚重中见灵动，波磔若利刃新发于硎；结体似松柏之姿，纵势为主而间以横势，方圆相生；存篆籀遗意，“以”“生”等字犹带古风；匠心独运，“通”字断笔若飞白，“丧”字重构出新意，“南”字嵌篆见巧思。
然白璧微瑕，其书亦有“丰腴过甚”之憾。杨守敬谓其“肥浓太甚，无此气韵”，诚为的评。此不足，反成后世探究唐玄宗、徐浩“肥厚”书风之源流。
“天下汉碑半济宁”。《鲁峻碑》实为此说之明证。其价值一则为艺术之珍，清人郑簠、赵之谦、何绍基等皆奉为楷模，潜心研习；二则可窥东汉之社会制度和风尚，门生故吏与私谥文化其时勃兴；三则为思想之鉴，具现“忠惠”这一儒家政治伦理之实践。
千载之下，碑石虽泐，文脉犹存。此非独书法之瑰宝，实可窥探东汉士人精神世界，于金石、文字、社会诸学，皆具永恒之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