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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家六子多夭，姐姐早逝，苏轼兄弟自幼同手足。在眉山，他们每日相伴读书，探讨诗文，互为师友。

苏洵吸取自己读书晚的教训，对两个儿子的施教非常严格。只要苏洵在家，每天给苏轼兄弟布置具体的功课，并亲自检查。程氏不仅督促他们学习，还注重培养他们的高尚品格。

应一味发掘人才的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张方平之邀，三苏父子于至和二年（1055）抵达成都。张方平请他们住高级客栈，陪他们吃喝游玩，“待以国士”。看他们的文章，听他们的谈吐，张方平不禁拍案叫绝。苏轼简直就是一代奇才，年仅16岁的苏辙也特别出众。三个眉山处士，一跃而成国士，名动成都，士林争相传诵。多年后，苏辙还写诗感慨：“成都多游士，投谒密如栉。纷然众人中，顾我好颜色。”

嘉祐元年（1056）三月，苏轼兄弟告别亲友，跟随父亲前往京城参加进士考试。

宋代科举主要有贡举和制举两种。贡举须经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解试由诸州、开封府、国子监主持，通过的考生成为“举子”或“贡生；因礼部隶属中书省，故称省试，在京城由礼部主持；殿试，实际上是省试的一种复试形式，由皇帝亲自主持。制举（又称制科）是宋代科举制度中的非常规考试，由皇帝不定期亲自主持，用于选拔国家急需的特殊人才。

一到京城，苏轼兄弟便进入紧张的科举备考之中。二人昼夜相伴，刻苦攻读。

解试中，苏轼兄弟首战告捷，双双高中。在1057年正月的省试中，苏轼实为状元，因主考官欧阳修猜测试卷出自他的弟子曾巩之手而避亲嫌，把苏轼的试卷列为第二，导致苏轼名列榜眼，苏辙也榜上有名。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三苏父子在京城正春风得意之时，眉山却传来了程氏病逝的噩耗。

苏轼兄弟在家丁母忧期满后，父子三人商量决定举家迁往京城。嘉祐五年（1060）二月，苏家抵达京城。

听闻仁宗皇帝将于第二年亲自主持制科考试，苏轼兄弟想方设法分别找到大学士欧阳修和当朝重臣杨畋，经他们举荐，得以参加考试。

为准备这次考试，苏轼兄弟在怀远驿（北宋四大对外接待驿站之一）相伴苦读近一年。他们倍加珍惜那美好时光，亲密相处，彼此鼓励，互帮互学。尤其是在苏辙生病期间，本来苏轼就一直对自小就体弱的弟弟关心爱护，这次他更是尽心尽力，周全照料苏辙。

最终，苏轼兄弟有幸按时参加考试。结果苏轼位列三等，实际上是第一名，在有宋一朝，实乃前无古人。仁宗皇帝为此感慨说：“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此语出自《宋史·苏轼传》）。这两位“宰相”，就是指25岁的苏轼和22岁的苏辙。

经此制科，苏轼兄弟的名声进一步传播，比之前出道京师所引起的轰动更为强烈。

苏轼兄弟从不吝惜对彼此的夸奖。

“吾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吾从天下士，莫如与子欢”，“吾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吾从天下士,莫如与子欢”，“念子似先君，木讷刚且静。寡词真吉人，介石乃机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愦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苏轼的这些话语，无不彰显出对弟弟苏辙的称赞与鼓励。

同样，苏辙内心对哥哥充满佩服与赞叹：“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平生笃于孝友，轻时好施，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能以恨”，“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苏轼偏感性，性不容事，心有所感，口必有言，不吐不快。而苏辙沉静内敛，思多言少，遇到困难也不以为意，能随遇而安。

在性情上，苏辙更像个哥哥。苏轼知徐州时，苏辙陪着，“常恐坦率性，放纵不自程”。待苏轼出狱赴黄州，途中到陈州与弟弟相见时，苏辙再次规劝苏轼，要少说话，多做事，慎写诗，免得再生是非。

苏轼兄弟聚少离多，除了为父母丁忧的六年加在京做官的八年，很少在一起。他们只好通过频繁的书信，互寄诗作唱和，探讨时事，诉说思念。

在离京赴凤翔任上，苏轼写诗一首，表达分别后对弟弟的思念：

登高回首坡陇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凤翔任上的九九重阳日，苏轼又想念起在京师的弟弟，写道:“忆弟泪如云飞散，望乡心与雁南飞。”

转任密州途中，苏轼忆起与苏辙的点点滴滴，奋笔疾书《沁园春》：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清清。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在密州的中秋之夜，苏轼又想弟弟了，借酒一气呵成流传千年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之初，为营救哥哥，苏辙向朝廷上书：

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轼狂狷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顷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向者曾经臣寮缴进，陛下置而不问。轼感荷恩贷，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复有所为。但其旧诗已自传播。臣诚哀轼愚于自信，不知文字轻易，迹涉不逊，虽改过自新，而已陷于刑辟，不可救止。

轼之将就逮也，使谓臣曰：“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虽龃龉于当年，终欲效尺寸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臣窃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

昔汉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缇萦，请设为官婢，以赎其父。汉文因之，遂罢肉刑。今臣蝼蚁之诚，虽万万不及缇萦，而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兄轼所犯，若显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怜，赦其万死，使得出于牢狱，则死而复生，宜何以报！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臣不胜孤危迫切，无所告诉,归诚陛下，惟宽其狂妄，特许所乞，臣无任祈天请命激切陨越之至。

苏轼兄弟情谊之真之切，跃然纸上。

在官场上苏轼兄弟同声同气，共同进退。

他们坚决而果断地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辙上书神宗皇帝，请求对新法做出改变，否则会祸国殃民。但神宗因对变法态度坚决，并未理会。因惜才而拉苏辙到变法阵营，皇上把他调入变法核心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三司，指盐铁、度支、户部三个财政管理部门，条例司的职能为制定新法条例）任检详官。但在每次制定新法细则时，苏辙都会提出不同的想法和意见。为此王安石大为恼火，终将苏辙架空，苏辙只好离开。

苏轼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新法，并以激烈飞扬的文字，针对王安石变法中的“聚敛”和“法家”，极尽攻击之能事；他上书神宗，直言新法之害。由此，苏轼成为保守派的最佳使者，连新政派都认为朝中舆论之所以倾向于保守派，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苏轼的鼓动，因而视他为眼中钉。

尽管苏轼兄弟并没有起到阻断新法的作用，但他们确实给革新派下了个大绊子，令王安石及其支持者们头疼不已。

乌台诗案后，苏轼兄弟同时被贬，苏轼贬黄州，苏辙贬筠州。他们在艰苦孤绝的环境里求存活，彼此鼓励，相互扶持，终于度过了那最困难的岁月。

元祐还朝后，苏轼兄弟步步高升，双双成为朝内举足轻重的角。

苏辙担任右司谏，同时弹劾左右二相（蔡确和韩缜）后，上状弹劾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吕惠卿，朝廷即降其职。众谏官以为处理过轻，继续弹劾，苏辙将吕氏出卖王安石的事情揭发出来，朝廷又行责罚。苏轼以酣畅的文笔，历数吕氏罪恶，拟写诏书：

敕。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异论。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具官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覆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奸赃狼藉，横彼江东。至其复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变乱旧章。力引狂生之谋，驯至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践祚之初，首发安边之诏。假我号令，成汝诈谋。不图涣汗之文，止为款贼之具。迷国不道，从古罕闻。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国有常典，朕不敢私。可。

对王安石变法阵营里的另一主力李定，先前因为不服母丧，本已受到责罚，苏轼嫌处理太轻，上状要求加重处分，朝廷如其所请，将李定谪放滁州。

当变法派再度掌权后，苏轼兄弟的命运又一同跌入谷底，苏轼一路贬至儋州，苏辙被贬到雷州。兄弟依然情坚，互通有无，视彼此为最大牵挂。

在生命最后时刻，苏轼写信给苏辙：“即死，葬我于嵩山下，子为我铭”。1101年，苏轼卒于常州。次年，其子苏过运其灵柩至郏城县安葬。九年后，苏辙迁王闰之夫人灵柩于此，与哥哥合葬，完成了苏轼“与子同穴”的遗愿。1112年，苏辙卒于颍昌，其子将他与苏轼葬于一处，称“二苏坟”。

后来，郏城县尹杨允置苏洵衣冠冢于苏轼苏辙冢右。二苏坟从此变为三苏坟，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终于相守。

苏轼与苏辙不只是亲兄弟，更是好朋友。难怪苏轼在二十岁时就感慨说：“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四十三岁时，苏轼再次慨叹：“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故人虽云多，出处不我谋。经历过人情世故，更珍惜这份兄弟之情，朋友来来去去，兄弟始终未变。”

后来，苏轼诗曰：“岂独为吾弟，更是贤友生。”苏辙为哥哥写的墓志铭里，也动情地说：“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宋史·苏辙传》中是这样称赞这两兄弟深切感情的：“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独其齿爵皆优于兄，意者造物之所赋与，亦有乘除于其间哉！”

深受苏轼与苏辙影响，他们两家人亲如一家。两家人彼此既视对方家人为自家人，从不见外，又对于对方的孩子视同己出。

苏轼去世后，两家的交往并未断绝，反而更为亲密。苏迈、苏迨、苏过全都迁到颍川，与叔父苏辙比邻而居。眉山苏轼兄弟两家，自此成为一家。

总之，苏轼兄弟不仅在文学上“文以载道”，互为知音，而且在政治上“以道事君”，同进同退。他们既是血亲，又是道义之友，超越了血缘，升华为精神共同体。他们既和而不同，又守望相助，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兄弟典范，中国士人精神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