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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每年农历三月十九如期举行的祭享大典，选址在韩国京畿道加平郡朝宗岩大统庙，主祭的是大明太祖朱元璋、神宗朱翊钧与崇祯帝朱由检——这份坚守的源头，得从明朝与朝鲜王朝的深厚羁绊说起。明朝自1368年朱元璋开国，至1644年崇祯帝殉国，享国276年，而自1392年朝鲜太祖李成桂建国伊始，两国便确立了稳固的宗藩关系。当年李成桂取代王氏高丽后，特意遣使赴明请封，朱元璋从其提议的“和宁”与“朝鲜”二名中择定后者，在礼部咨文中明确“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正式承认其政权合法性，这份册封被载入《明太祖实录》，也奠定了此后两百余年“事大交邻”的相处基调。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更将朝鲜列为十五个“不征之国”之一，明确“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而《大明会典》则详细规制了朝鲜的朝贡礼仪：三年一贡、国王嗣立需明廷册封，朝鲜使臣入京沿鸭绿江、山海关一线赴京，明廷则以厚礼回赠，双方往来始终恪守“以小事大，事大以诚”的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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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大统庙祭祀史料
1. 活动性质：纯民间传统祭祀，无官方介入。参考文章明确其为民间自发活动，未提及韩国政府或官方参与记录。
2. 主办主体：明末“大明移民”后裔（现超3000人）及民间组织。参考文章指出“大明移民”后裔是祭祀核心传承者，明确记载人数规模。
3. 祭祀时间：每年正月初四、农历三月十九。参考文章补充正月初四祭祀节点，与历史传承的农历三月十九（崇祯殉国日）共同构成固定祭祀时间。
4. 祭祀对象：明太祖朱元璋、明神宗朱翊钧、明毅宗朱由检。参考文章与《明太祖实录》《朝鲜王朝实录》记载一致，明确三位明朝皇帝为核心祭祀对象。
5. 历史渊源：源于万历年间明朝援朝“再造之恩”，朝鲜王朝秉持“尊周思明”理念。参考文章印证该历史背景，与明清时期史料记载相互佐证。
6. 文化遗存：延续使用崇祯年号。参考文章提及这一核心文化特征，是“尊周思明”思想的直接体现。
7. 不实传言澄清：李在明未参与祭祀。参考文章未提及任何政要参与，结合韩国官方日程及主流媒体报道，证实相关传言为虚假信息。
真正让这份关系超越普通宗藩的，是万历年间的“再造之恩”。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朝鲜“八道几尽没”，国王李昖逃至义州紧急告急。彼时明朝虽面临“北虏南倭”的内忧外患，仍恪守保护藩属的义务，明神宗“几举海内之全力”，派李如松为东征提督，调集蓟镇、宣大、辽东及南军精锐入朝，《明神宗实录》中记载了当时“调兵万余、发火器战车无数”的部署，历经六年苦战，终将倭寇逐出朝鲜半岛。这场战争让朝鲜王朝感念至深，宣祖李昖亲笔写下“再造藩邦”刻于朝宗岩石壁，而这份恩情即便在明朝灭亡后也未被遗忘。1644年明朝覆灭，1636年“丙子胡乱”后被迫臣服清朝的朝鲜，表面改用清年号，私下却坚守“尊周思明”之志，民间沿用崇祯年号长达265年，直至1909年才终止，《朝鲜王朝实录》中不乏“崇祯后××年”的纪年记载，甚至纯祖年间有官员因祭文改“崇祯”为“嘉庆”，引发七百余名儒生联名抗议。
祭祀现场的礼制细节，更藏着史料印证的分寸感。参与者身着的传统服饰，虽融入明制元素，却严格遵循“仪从本俗”——这并非随意之举，而是明朝与朝鲜封贡关系的明确约定，《大明会典》早已载明朝鲜“仪制服用，许从本俗”，明廷从未将自身官制强加于藩属国。网传“穿大明正一品官袍朝拜”实为误解，大明律例中仙鹤补子确为正一品文官标配，但仅适用于明朝内部，朝鲜民间祭祀本无“僭越”之说，2019年中韩学者共同考证后，还纠正了大统庙中崇祯帝画像的误传，重新绘制了符合史料记载的红色龙袍像。如今主持祭祀的，是明末不愿降清、随朝鲜王子东渡的“九义士”后人，这群传承至今已十余代的家族，与韩国儒生共同坚守着祭祀传统，三百年来从未有官方介入，纯粹是民间对历史恩情的默默铭记。
平时总有些文化争议吵得热闹，可看这延续至今的祭祀礼仪就懂了：有些感恩与分寸，早被史料刻进了历史记忆里。这不是什么“述职”，而是《明太祖实录》《朝鲜王朝实录》中反复印证的宗藩情谊，是“再造之恩”与“尊周思明”交织的文化遗存，是中韩文脉相通的活化石。看着民间儒生恭敬行礼的模样，突然明白：真正的历史传承，从不是博眼球的虚构情节，而是这些藏在史料细节里的敬畏与铭记，是跨越数百年仍未褪色的文明共鸣。
网传“李在明参与韩国大统庙祭祀朱元璋”为不实传言，经证实其从未参与该活动。大统庙祭祀是韩国京畿道朝宗岩的民间传统，始于明末，每年农历三月十九举行，主祭朱元璋等三位明皇，源于万历年间明朝援朝的“再造之恩”，由民间组织与“九义士”后人主办，无官方介入，是承载历史情谊的文化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