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艺术地位早已深入人心，但围绕它的真伪争议，却在近百年间从未停歇。
近期北京故宫首次公开展出智永《草书兰亭序》原稿，让这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学术论战，再度迎来关键佐证——郭沫若1965年提出的“《兰亭序》伪作说”，或许并非空穴来风。
争议的起点，是1960年南京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与《谢鲲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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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方墓志的书写年代与王羲之所处的东晋高度重合，其书法风格古朴方正、笔势沉稳，与传世《兰亭序》的流逸灵动形成鲜明反差。
郭沫若深耕金石考古多年，通过比对这两件“同时代物证”，发现《兰亭序》的笔法、结体与东晋书法的主流风貌格格不入，更接近南朝以后的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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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郭沫若在《文物》杂志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抛出三大核心论据：
其一，东晋书风以章草为基，而《兰亭序》的行书笔法过于成熟，不符合时代特征；
其二，梁武帝萧衍痴迷王羲之书法，搜集其真迹270余轴，却在记载中从未提及《兰亭序》，若其真为绝世名作，绝无可能被遗漏；
其三，《兰亭序》的文字内容与《临河叙》高度雷同，疑似后人改写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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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却并非首例质疑。早在南宋，书法家姜夔便在著作中困惑：“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唯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
清代学者李文田更是从书风、内容双重角度提出质疑，指出《兰亭序》笔画“流逸过甚”，与东晋笔势相悖，可惜其影响力有限，未能引发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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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郭沫若的研究之所以能撼动学界，在于其构建了完整的证据链——从考古实物到文献记载，从书法风格到文本比对，全方位论证《兰亭序》并非王羲之原作，并大胆推测：“《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
如今故宫公开的智永《草书兰亭序》，恰好印证了这一推测：该帖以章草与小草结合，中锋为主、侧锋为辅，点画圆融醇和，气韵高古质朴，既保留了东晋书法的根基，又兼具灵动意态，与传世《兰亭序》的艺术内核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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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伪作说”论据充分，学界仍未形成最终定论。
毕竟千年时光流逝，原作早已失传，现存版本多为明拓本，缺乏直接的传世证据。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作者是否为王羲之，《兰亭序》的艺术价值毋庸置疑——其章法自然、笔法精妙，“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审美境界，仍是后世学书者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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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故宫公开的智永《草书兰亭序》，更让我们得以窥见《兰亭序》背后的书法传承。
作为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深得王氏书法精髓，其笔下的《兰亭序》既延续了家族书风，又融入自身理解，成为研究东晋至南朝书法演变的重要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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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争议未决，但书法之美永恒。无论是王羲之真迹还是智永依托，《兰亭序》早已超越了作者归属的讨论，成为中国书法文化的精神象征。
如今借着故宫公开原稿的契机，不妨亲手临摹这份复刻珍品，在笔墨流转间，感受晋唐书法的正统脉络与灵动意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