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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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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盛会：为建立中国民族声乐教学体系而奋斗——“1957年全国声乐教学会议”历史追索与学术论评
文 / 郭克俭
郭克俭，浙江师范大学施光南音乐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摘 要】1957年2月5日至21日，文化部在京召开了“全国声乐教学会议”。会议围绕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传统，学习苏联及其他国家声乐教学的先进经验，声乐的生理与卫生的科学基础，声乐课教学大纲的制订和“民族歌唱班”开设等问题，通过聆听声乐专家学术报告、观摩教学现场汇报、畅谈各自声乐研究与教学实践心得等形式，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声乐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七年来的声乐教学工作实绩，进一步明确了高等音乐院校声乐教学方针、原则及今后的主要任务。会议提出建立中国民族的声乐教学体系，创建社会主义民族的新的声乐艺术的奋斗目标。
【关键词】1957年；全国声乐；教学会议；历史追索；学术论评
经过近九个月的周密组织和精心筹划，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主办的中国声乐艺术史上第一次“全国声乐教学会议”于1957年2月5日至21日在首都北京文化部新落成大楼的会议礼堂成功召开。来自全国各音乐（艺术）本专科院校、专业文艺团体、部分师范院校音乐系的声乐艺术教师、表演艺术家、在校生等共计150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顺利召开，得益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艺术主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鼎力支持。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不仅出席了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的预备会①，特别强调了“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对于发展声乐艺术的重要意义”②，还出席了正式会议的闭幕会，代表文化部和大会组委会做了方向性、指导性的报告。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全程参与和指导会议筹备工作并亲自主持正式会议的开幕式，特别是在21日的闭幕式上，从七个方面做了一场既有相当政治高度，又兼具精湛专业学术水准的、高屋建瓴的会议总结报告，对大会的内容和成果给予全面梳理、归纳和总结，充分肯定了会议议程的推进和议题讨论，高度评价会议所取得的成效，认为“大家在思想认识上、在各项方针性、原则性的问题上取得了大体一致的看法。……会议是圆满地达到了我们所预期的结果”③。
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声乐教育工作者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增强信心和鼓足干劲的大会，是全国高等声乐教育工作者第一次大会师，与会代表群情激昂，在“百家争鸣”学术精神的引领下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回望历史，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此次会议对处在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的我国声乐艺术而言，所发挥的方向道路引领和声态形象重塑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鉴往知来，全面梳理首次“全国声乐教学会议”的历时过程，认真总结其为建立中国民族的声乐教学体系而奋斗的历史经验、反思得失，会议成果对当下中国声乐艺术科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建设同样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有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拟从会议召开动因、会前筹备、会议内容、成果意义影响等方面，给予全面的历史梳理回溯和学术论评，就教于方家。
1949年7月2日至7月19日，新中国文艺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胜利召开，文艺工作者们由祖国各地汇聚京城，由战争环境转变到和平建设环境，标志着来自解放区、国统区及沦陷区的新文艺工作者，首次实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会师。其间，文代会音乐演出委员会组织了西北、东北、华北、华东、野战军、工厂、学校等单位共约28个文工团、乐团及合唱团，于7月3—6日连续四天联合举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四场音乐歌舞晚会。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展演，对于来自祖国各地的音乐团体的表演者来说，无疑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交流学习、了解激励的大好机会。但当具有不同人文背景、从艺经历、审美情趣、价值取向和方法技巧的音乐表演者共处同一艺术时空的时候，艺术氛围、表演场所、创作方式和服务对象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亲历和直面各自的表演行为、作品呈现、生命状态和风格特色之后，艺术观念与音乐实践上的相互抵牾便在所难免①，甚至“各方面的意见非常分歧”②。
有鉴于此，7月18日下午，“新音乐社”组织召开了以7月6日招待文代会代表的综合音乐演出③为主题的第四次“漫谈会”，与会22位不同专业领域音乐家就音乐创作、表演、审美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土—洋嗓子”问题首当其冲成为讨论焦点。作为“美歌”学派被邀请的唯一代表，沈湘主张“声音不应有什么土洋的分别，主要的是看乐曲来分别地去运用”④，其核心观点是选择什么唱法由声乐作品的风格决定，而声音则有美与不美、科学与不科学的区别，只有受过科学训练，才能更美一点。基于歌唱家的感性体验和具身实践，沈湘从合唱音色统一审美标准出发，对颇为与会专家赞赏的三野文工团表演的《淮海战役组歌》，给予了“合唱声音很嘹亮，但响亮之余又感到一些可怕”⑤的评价。或许是“可怕”二字用词太过尖锐而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引来了“’三野’的声音’可怕’应该是敌人才感到可怕”⑥的回应，徐焕则对“三野”组歌表演给予“充分表现了大兵的战斗的情感，他在艺术上的任务是完成了的”⑦褒扬。
新音乐理论家李凌扬弃此前在香港“唱法讨论”上所持“发声法……越科学越好，目前西洋的发声方法较为科学化”⑧观点，以“三野”的唱法“能够将《淮海战役组歌》的内容完全表达出来”为根据，赞同其“唱法是合乎科学的”①；关于声音美的问题则以“美”有阶级性、时间性的差别为立论基础，强调“应当以今天（不是昨天）工农兵的标准来判定声音的美不美”②。此后岳松、羊路由、李德伦、牟英等亦质疑沈湘观点，以致漫谈会主席常苏民不得不机智地转换话题：“我们谈声乐问题太多了，我们应该’转调’了吧？”③
文代会音乐演出漫谈会上的激烈交锋与碰撞，是中国首次将“土—洋嗓子”在艺术观念与演唱实践上难以调和的矛盾公诸于世，欲求问题解决，唯有深入研讨。于是，在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问题通讯部”成立后，便立即拟定“唱法问题研究参考提纲”④寄送到各地音乐家协会及相关文艺团体，号召音乐同人讨论参考；《人民音乐》1950年第4期特辟“声乐专号”刊发各方研讨文稿。虽然讨论看似积极踊跃、文论成果颇丰，但“对于土嗓子和洋嗓子的论争只是把各方面的意见排列在一起，既没有个总结也没有个介绍”⑤。凡此种种，都使得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忧心忡忡：“演唱问题上的争论，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结论，不仅使广大音乐工作干部发生工作上的苦闷，也大大影响了这两方面工作的发展。”⑥
在“土—洋嗓子”争论持续数年未果之时，苏联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总局于1954年1月25日至2月4日，在列宁格勒李姆斯基-科萨科夫音乐学院召开了历时11个工作日、主题为“深化声乐教学与培养青年歌唱家”的、被誉为苏联音乐艺术界时年“规模最大的、富有创造性”⑦的全苏声乐教育会议。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刊物《人民音乐》及时报道了全苏声乐教育会议盛况。⑧
是年四月底，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与张洪岛、盛家伦、周小燕三位音乐家入选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钱俊瑞⑨为团长的赴苏联参加“五一”节观礼代表团⑩，在为期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进行了深度参观、访问、座谈并观摩十多场演出。在访苏归国总结报告中，吕骥对在列宁格勒展开的全苏声乐教育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集中地研究了声乐教学上存在的问题，并决定了今后努力的方向：要求明确声乐教学上的科学基础。”⑪并特别强调会议成果“对于我们的教学改革，这些经验都是十分宝贵的”⑫。为了让我国声乐界同人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全苏声乐教育会议概貌，更好地学习会议核心内容，深入地领会其精神，中国音乐家协会编辑出版的《音乐译文》特组织专人翻译，及时刊发了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阿·斯维什尼科夫所作的主题报告《论我国声乐教育的现状与任务》⑬及伊·波波夫所作会议综述《歌唱家的训练——全苏声乐教育会议情况综述》⑭两篇文章。
新中国伊始的音乐艺术是以声乐为主的群众音乐时代①，而肩负着培养声乐表演人才、管理干部人才重任的新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其专业、学制和课程设置上却“基本上延续了南京国立音乐院的教学体制”②。如何才能培养“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去从事歌唱艺术的创造”的歌唱人才？如何才能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和声乐人才培养体系？在什么基础上培养声乐人才？培养什么类型的声乐人才？如何培养国家需要的声乐人才？许多关键问题亟待解决。
苏联以全国性声乐教育会议的形式展开理论与实践的研讨探索的成功经验，无疑为处在十字路口的新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和提高提供了一个最佳的效法范式和成功样板。“特别是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向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提出了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的任务以后，对于我国声乐艺术发展道路上的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就更迫切了。”③有鉴于此，文化部在与中国音乐家协会紧锣密鼓地筹备“第一届全国音乐周”④的同时，有条不紊地开启了召开“全国声乐教学会议”的谋划和筹备进程。
从酝酿全国声乐教学会议到会议召开的十个月时间里，文化部精心准备了以下工作。
1956年4月28日，文化部下发了将召开“全国声乐教学会议”预备会的通知，要求各音乐学院、音乐专科学校务必选派声乐系或声乐教研室主任参会。
1956年5月21—24日，预备会23名正式代表及列席的苏联声乐专家齐聚时年院址设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在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主持下就会议内容和准备工作等展开了热烈讨论，充分交换了意见。经预备会研讨初步确定“全国声乐教学会议”将于1957年1月寒假期间在北京召开，为进一步推动各项准备工作的有效开展和有序进行，讨论决定成立会议筹备委员会办公室。
荣任文化部党组书记的钱俊瑞副部长十分关心预备会召开，于24日莅临会场作指导讲话，强调“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对于发展声乐艺术的重要意义”⑤。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安排与会代表们观摩了学生音乐会及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主要片段演出。
1956年6月20日下发《文化部关于召开全国声乐教学会议的通知》，初定会议将于1957年1月寒假期间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围绕声乐教学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的方针任务的总报告，以及继承和发扬民族声乐艺术传统和教学经验（包括中国语言及其音韵的特点问题），学习苏联及其他国家声乐教学先进经验，声乐的生理与卫生的科学基础，声乐课教学大纲的制订和声乐曲的创作四个主要报告展开充分的讨论，另有专题发言及各种典型经验总结若干。此外，会议还将以多种方式开展自由讨论和经验交流，如举行示范教学和演唱等。
为确保全国声乐教学会议准备工作的有序开展，预备会上讨论通过了全国声乐教学会议组织机构及人选，即于1956年6月20日下发的《文化部关于召开全国声乐教学会议的通知》。筹备委员会由王友唐、王子成、刘芝明、刘仲秋、李劫夫、李元庆、李波、吕骥、应尚能、孟波、周巍峙、周小燕、林俊卿、赵沨、郎毓秀、姜希、郭乃安、马思聪、陶剑心、张非、常苏民、贺绿汀、喻宜萱、舒模、程云、黄友葵26人组成。
9月10日正式成立全国声乐教学会议筹委会办公室，张非、郭乃安担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组织、检查和督促各项准备工作。办公室下设行政组（负责行政、秘书及总务、演出等工作）、宣传组（负责会议的宣传工作，以推动学术讨论）、研究组（负责帮助督促各组按计划进行专题研究，初步研究各组交来的专题报告）和资料组（负责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等工作）。
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结束的前两天即1956年8月22日，文化部办公厅下发了8月23日下午三时在文化部前楼会议室召开全国声乐教学会议筹备委员会的第一次扩大会议的通知，23日与会者除筹委会成员外，另增加白云生、杨荫浏、肖晴、白凤鸣、徐曙、张秀莲、张增年、评剧院①、郭兰英、王昆、郑兴丽、严玲、叶素、劳景贤、韩德章、黄伯春、李同生、黄凛等声乐及音乐史论专家18人，建议增加向隅（中央广播事业局）、白云生（中央实验歌剧院）、白凤鸣（中央广播电台说唱团）等3人为筹备委员，刘芝明副部长任筹备会主任委员。会议首先听取了继承和发扬民族声乐艺术传统和教学经验组、学习苏联及其他国家声乐教学先进经验组、声乐课教学大纲制订和声乐曲创作组工作进展及计划汇报。
全国声乐教学会议筹委会办公室自9月10日成立后的半年多，为确保会议成功召开做了充分的前期资料搜集和准备，组织编辑印刷了多部参考资料。
此论著选于1956年12月印制。该论著选共编选了正文十六篇，附录三篇，总213页。篇目包括李焕之《论如何发展民族的声乐艺术》、周巍峙《努力发展新的中国唱法》、肖秦（西南人民艺术学院教师）《发展新中国的新唱法》、张非《新的中国声乐艺术要我们大家来创造》《“唱法问题”笔谈第一次总结》、贺绿汀《关于“洋嗓子”的问题》、郭兰英《从山西梆子看传统的中国唱法》（瞿希贤记录）、舒模《学习民族声乐遗产的一些问题》、邹环生《演唱风格与民族语言——学习民间说唱音乐演唱的体会》、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整理（汤雪耕执笔）《苏联声乐专家梅德维捷夫声乐教学中几个重要的教学原则》、《苏联声乐专家梅德维捷夫对于发声技巧训练的基本方法和要求》、（苏联）阿·斯维什尼科夫《论我国声乐教育的现状和任务》、（苏联）伊·波波夫《歌唱家的训练——全苏声乐教育会议情况综述》、李书年整理《尤瑟夫·劳特声乐教材》、李同生整理《向苏军红旗歌舞团学习歌唱方法的几点体会》、（苏联）格·克利斯基《词在歌唱中的作用》。
戏曲文献理论家傅惜华校辑，1957年1月印制。该编包括北杂剧、南戏、昆腔等元明清三朝最古老的剧种，选辑校录最具代表性、较有系统性研究的九种重要论著，即元·燕南芝庵著《唱论》、明·朱权著《词林须知》、明·魏良辅著《曲律》、明·王骥德著《方诸馆曲律》、明·沈宠绥著《度曲须知》、清·李渔著《闲情偶寄》、清·毛先舒著《南曲入声客问》、清·徐大椿著《乐府传声》及清·王德晖、徐沅澄合著《顾误录》。该著于1957年9月由音乐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至今仍为研究中国传统声乐理论的必读文献。
此练声曲共25首，由汤雪耕、陈林、喻宜萱、吕水深、曹悦孙等编曲，罗忠镕、赵启雄、钟英、瞿希贤、汪敏和、田保惠等配伴奏，均为中国传统音调改编或民族调式创作，凸显浓郁的中华民族音乐风格。
据《工作简报》第二期报道可知，东北音专也编写了一本“声乐乐句”练习，并为之编配了钢琴伴奏，正在进行修改和补充信息②，但未见到纸质材料。
此大纲集萃内容包括《独唱教学大纲》、室内歌唱班教学大纲、视唱课程教学大纲、舞台训练课程教学大纲、舞台动作基础教学大纲、舞蹈课程大纲、化妆课教学大纲③等，共83页，苏联音乐学院教学大纲对授课内容难易程度、知识范围要求特别细致，特别是独唱教学大纲，具体到年级、学期、男女声部、声音类型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
据《筹备工作简报》介绍，筹委会办公室将从1956年10月起，陆续组织我国声乐专家到各地音乐院校视察准备工作进展。①《筹备工作简报》第二期则报道了声乐教学会议办公室的同志们于十月期间，先后访问了在京的几个主要专业团体、艺术学校的声乐教师和其他有关负责同志，交流了声乐专业培养目标、声乐教学质量及院团声乐教学与工作矛盾问题。②此外，还召开了一次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院校声乐专业毕业生的座谈会。
《筹备工作简报》第三期报道了全国声乐教学会议筹委会主任委员、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带领时任文化部首席顾问的苏联声乐专家谢维林、民族歌唱家郭兰英、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喻宜萱等一行于1956年11月中旬，赴东北音乐专科学校、辽宁省人民艺术剧院、沈阳市民间歌舞团以及前进歌舞团等单位考察调研的信息。
专家组通过听课、参加会议、个别访问、听学生音乐会等，深入了解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声乐教学成绩与存在问题，民族演唱专业的教学和问题，参加全国声乐教学会议准备工作落实情况及对声乐教学会的希望。考察调研结束后，领导专家对东北音专“民间演唱的专业教学给予了热情鼓励和高度赞扬”③，指定民族音乐系“民间演唱班”于来年春天进京，就民歌演唱教学问题作交流汇报。
在“全国声乐教学会议”筹备期间，于1956年9月27日在北京胜利闭幕的党的八大，在文化艺术与科学建设发展方面，确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了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任务目标。为贯彻党的“八大”文化艺术精神，在筹委会办公室11月15日编印的《全国声乐教学会议筹备工作简报》④第二期的末页，以“立即展开一个全国性的大讨论”为题，号召大家就声乐上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展开一场全国性的讨论，期待《简报》能够成为声乐工作者“争鸣”的园地。至1957年1月，《简报》共推出三期内容。筹委会办公室先后完成了中外名歌唱家演唱之著名歌曲目录、戏曲名演员演唱之典型剧目、曲艺名艺人演唱曲目编选，编选《戏曲曲艺名演员唱片目录》并印制成册，同时收集了自五四以来的有关声乐文献（包括学习民间、问题争论、教学和经验交流等）及西洋传统声乐书目等。
1957年2月5日，“全国声乐教学会议”在文化部刚刚落成的大楼礼堂隆重举行，会议分预备会和正式会议两个阶段举行。
2月5日至10日第一阶段预备会召开，共六天，主要完成以下三项任务。
一是交流声乐教学经验。首先由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东北音乐专科学校、中南音乐专科学校、西南音乐专科学校、西北艺术专科学校等音乐艺术院校声乐负责人分别汇报各自院校近年来在声乐教学方面采取的方法措施，取得的成绩，行之有效的做法及教学过程的困惑，然后通过小组会议交流意见并展开充分讨论。
二是汇报《声乐课教学大纲》。按照此前拟定的全国声乐教学会议各项报告的研究组负责单位及主要负责人名单，《教学大纲》制订小组由上海音乐学院周小燕主要负责，成员包括劳景贤（上海音乐学院）、丁善德（上海音乐学院）、严玲（东北音专）、叶素（中南音专）、许芝兰（西北艺专）等五人。《歌剧与音乐会独唱专业教学大纲》负责单位是上海音乐学院，《民间歌唱专业教学大纲》负责单位是东北音专，《四年制中等音乐学校声乐专业教学大纲》负责单位是中南音专。
三是讨论重要报告。预备会就将要在声乐教学大会正式会议上宣读的《继承与发扬民族声乐艺术优秀传统》《几年来音乐院校声乐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两个重要的主题报告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两个报告将分别由中国戏曲研究院艺术处音乐组组长舒模、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喻宜萱宣读。
预备会总体氛围较为平稳，但在音乐学院声乐教学大纲总则表述与“民族歌唱班”创立两个关键问题上讨论较为热烈，发言十分踊跃，持续时间最长。关于音乐学院声乐教学大纲讨论的核心问题：中国声乐人才培养的民族独特性是什么？换言之就是在什么基础上育人？基于何种声乐艺术传统而创立中华民族特色的声乐教学体系？培养何种文化类型的声乐人才？具体意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独特性不突出，认为教学目标、方法内容特点不够突出，用在任何一个学院甚至京评梆剧院都行；二是表述与事实不符，如草案总则要求“在继承和发扬民族声乐艺术的传统上，同时学习苏联和西欧声乐艺术而建立中国民族的声乐教学体系”，与各音乐院校声乐教学“在西欧传统声乐基础上吸收民族唱法的优秀部分”的时年教学现状完全相悖。
如何开设民族歌唱班，因为是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高等声乐人才培养的创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关于民族歌唱班开办与否、性质定位、教学方式、方法内容等问题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从上海音乐学院、东北音专初见成效的探索来看，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开设民族歌唱班事不宜迟，虽然从属于声乐系不太合适，但至少可以划归民族音乐系或单列民族声乐系进行教学实践探索。
正式会议于2月13日召开，至21日结束，共九天时间。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教学会议报告研究第二组继承和发扬民族声乐艺术传统和教学经验组①主要负责人舒模作题为“继承与发扬民族声乐艺术传统”的报告，内容包括历史悠久的声乐艺术、多种多样的演唱风格、表现语言与美化语言、气息的运用、声乐教学的经验、继往开来的艰巨工作等六个方面。②传统声乐表演理论家肖晴从教学实践方面作《民族传统声乐的教学方法》补充发言，内容包括亲如父子的师徒关系、教学上的几个原则、在几个主要问题上传统所用的方法。③两个报告分析了中国传统唱法高超的气息运用技巧，变化万千的语言表现手段和鲜明浓郁的民族风格特色；在与西欧传统唱法共性与个性的比较中，凸显中国传统歌唱教学方法的丰富与独特性。与会代表惊异于中国传统声乐发展历史之久远、理论成果之丰厚、方法经验之宝贵，纷纷表示要加强学习和深入整理。
二是教学会议报告研究第三组学习苏联及其他国家声乐教学的先进经验组④主要负责人喻宜萱作题为“几年来音乐院校声乐教学中的几个问题”长篇报告，内容包括基础训练、教学原则⑤、启发式的教学方针、教学质量问题、西欧传统唱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几个问题及对教师的要求等六部分内容。⑥此报告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八年来我国音乐院校声乐教学中取得的成绩、积累的经验及存在的不足，所述内容客观充实，分析总结细致全面，特别是对时年声乐教学中所存在的学生失声、半途转业、“温汤水”现象等质量问题的反省，及对西欧传统唱法与中国实际结合要在努力学习掌握西欧传统唱法同时，更好地学习吸收我国民族民间唱法精华，不断运用在高校声乐课堂教学和演唱实践之中的问题的反思，既有理论高度亦有学术深度。
客观地说，此报告文稿是在广泛征集材料、充分实地调研、深入专题采访和周密分析思考基础上撰写成的，其中主要来源于喻宜萱先生本人出类拔萃的演唱经验、丰富的教学实践积累及对声乐教学时况成竹在胸的观察，闪烁着个人声乐才华和学术才力的理论光华。当然亦不可否认，其中一定凝聚着全国声乐教学会议报告研究第三组学习苏联及其他国家声乐教学的先进经验组的全体成员及秘书组反复酝酿和充分讨论的集体智慧，饱含团队共同努力的学术结晶。
三是教学会议报告研究第五组声乐课教学大纲的制订组负责人上海音乐学院周小燕作的《歌剧与音乐会独唱专业教学大纲》报告，东北音专严玲作的《民族声乐系教学实施纲要》报告，中南音专叶素作的《四年制中等音乐学校声乐专业教学大纲》报告。
西洋传统唱法专家蒋英所作《西欧声乐技术和它的历史发展》①报告是由大会精心安排的。因长期留学欧美的经历和艺术积淀，蒋英熟稔西欧传统唱法艺术特征及嬗变轨迹，从西欧声乐作品体裁类型由民歌、教堂音乐、歌剧、德奥艺术歌曲的嬗变，考察其声乐发展道路和历史进程，进而从古典唱法（美唱）歌声纯和美、控制呼吸的技巧和有表情的道白的基本要素出发，阐述其在西欧各国传播中唱法的现代演进，及其逐步形成的不同声乐学派的技术特点、声音要求、艺术风格与艺术审美修养。最后结合我国声乐教学实际，对怎样吸收西欧声乐的成就，并与我国丰富的民族声乐结合起来谈了自己的看法。
另有医学博士林俊卿以“声乐艺术的科学基础”为题②，苏联莫斯科音乐学院B·И·彼德洛夫教授以“论歌唱者的工作制度和嗓音的保护（摘要）”③为题，分别向大会介绍了各自声乐发声科学原理、歌唱研究工作经验心得及人声嗓音保护知识与注意事项等内容。在华的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声乐专家们亦作了发言，丰富了声乐教学会议的内容。
中国民族民间表演艺术家、理论家白凤鸣、傅雪漪、白云生、丁喜才、郭兰英、李惠年、张武敏等，分别作《谈京韵大鼓》④《京剧的练声方法》⑤《谈民族传统唱法》⑥《我的希望》⑦《我的感想》⑧《用传统方法教学的体会和问题》⑨《全国声乐教学会议小组会旁听记》⑩等会议发言，使与会者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传统声乐表演的方法技巧、风格特征及教学艺术堂奥。
西洋声乐艺术专家应尚能、黄友葵、郎毓秀、嵇振民等分别作《向西洋唱歌法学些什么？》⑪《学习马列主义对我教学的帮助》⑫《对学习民间唱法的一点体会》⑬《欧洲传统唱法民族化的问题》⑭发言，令人欣喜地看到深谙欧洲传统唱法三昧的声乐家们，致力于将西洋唱法与我国民族传统唱法相结合，为“声乐民族化”探索而努力。
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从事“民间歌唱”人才培养和试验的专门音乐院校仅有三所，授课方式、内容各有特点。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周小燕、鞠秀芳师生的教学方法是声乐教授训练声乐技巧，聘请民间艺人丁喜才辅助传授榆林小曲等民歌。⑮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喻宜萱与李㭠师生的教学方式，是声乐老师负责声乐技巧训练与中外歌曲演唱，另在民间音乐大课跟随说唱演员石连城学习单弦等。①东北音专民间音乐理论家路逵震、声乐教师程浩和学生丁雅贤等师生教学是“主科采用联合授课方式。即由民间音乐课的老师和声乐老师共同上主科，教材用自己按民间演唱’十三道辙’编的’带字练声曲’”②。
三位年龄相仿但分别来自东北、华北、东南三所不同音乐院校、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女声民间歌唱学子，虽然授课学习方式各有特色，但均取得了骄人成绩，成功经验值得推广，尤以上海音乐学院鞠秀芳成绩最为突出。1954年，鞠秀芳灌制首张榆林小曲《五哥放羊》唱片，得到音乐界普遍赞誉；1956年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演唱榆林小曲《走西口》获青年优秀歌手荣誉；1957年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荣获金质奖章，为我国民族声乐赢得了国际声誉。李㭠、鞠秀芳均入选全国声乐教学会议“继承和发扬民族声乐艺术传统和教学经验”报告研究组所下设的第二小组即说唱组成员，两人分别负责单弦和榆林小曲的演唱与曲谱资料整理工作。
而以民间歌唱专业招生为东北音专首创。1956年2月6日，文化部批复同意东北音专创建民族音乐系，招收民族乐器、民间演唱两个专业。3月16日民族音乐系正式成立，民间演唱教研组代主任路逵震率先拟订《民间演唱专业教学实施方案》，报请校领导李劫夫、乔振民等审核通过后，首届民间演唱专业五名学生于秋季入学，学校为之配备雄厚的师资力量，教学初见成效，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路逵震带着东北音专校领导的嘱托，赴京在“全国声乐教学会议”上作《民间演唱教学工作小结》发言，内容包括东北音专民族演唱专业招生与教学情况，及戏曲演唱、曲艺演唱、唱词表现、形体舞蹈、戏曲打击乐等专业课的设置；民间演唱专业学生丁雅贤在会议期间的音乐会上演唱汇报，为专业音乐院校培养民间演唱专业人才提供了成功的例证。
乘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③的东风，精心组织筹备了近九个月、持续两周多时间的“全国声乐教学会议”于1957年2月21日落下帷幕，时年已升任文化部代部长的钱俊瑞④同志出席了闭幕式并致闭幕词。钱部长号召全体声乐工作者积极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文化艺术遗产，认真开展科学研究舞台艺术实践，在努力把西洋传统唱法学深学透的基础上，将其与我国优秀民族民间传统唱法和生活实际紧密结合，逐步实现民族化，“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搞好团结，为繁荣声乐艺术而努力”⑤。
文化部副部长、“全国声乐教学会议”筹委会主任刘芝明从历史任务、音乐院校的声乐教学、教师的提高和教研室的活动、开展科学研究和艺术实践、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作长篇会议总结报告。
此次会议就新中国成立之初声乐教学的重大观念方法、理论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重点解决了声乐教学领域中具有方向性的方针措施问题，较为圆满地完成了会议任务，成效显著，意义重大，影响广远，具体体现在：
一是提出了“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声乐新文化”⑥的声乐教育总目标，以逐步建立中华民族的声乐教学体系为理想的终极关怀。
二是确立了声乐工作者在未来的工作中要担负起的两大任务，即一方面继续深入学习欧洲传统唱法，与我们民族艺术传统及中国实际相结合（即“民族化”）；另一方面虚心向民族民间歌唱家们学习，同时吸收外来有益经验，整理我国民族传统唱法经验，逐步科学化、系统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在保存欧洲传统唱法的基本特点及其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表达我们民族的语言、风格和思想感情方面，力求其深入、完善，达到真正地为我国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⑦。
三是明确了音乐院校声乐系人才培养的类型应为音乐会独唱者、歌剧演员、合唱队员和未来声乐教师。
四是声乐课堂教学中要注意遵循“循序渐进”、“因材施教”、“艺技结合”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原则，确保声乐人才培养质量达到应有的规格。
五是要求各音乐院校都应积极创造条件，开设“民族歌唱班”。关于民族歌唱班的教学方式种类亦有完全艺人教型、以艺人为主声乐教师辅助型、有声乐教师先向艺人学习掌握后单独教型、懂欧洲发声及音乐理论的民间艺人独立授课型等不同认知。但作为初步实验探索，绝不能急于求成而企望一蹴而就，要长期耐心深入学习、努力探索、刻苦奋斗，才能实现理想目标。不同类型教学方式并存，在平行竞争中总结经验，择优而行，成为与会代表的共识。要大力提倡和支持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音乐文化素养的人，虚心向传统唱法和民间艺人学习，相互合作，整理中国传统唱法的宝贵经验，使之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使这枝古老的花朵开放得更加灿烂，这是繁荣声乐艺术的关键所在。
全国声乐教学会议圆满达到了预期结果，“大家在思想认识上、在各项方针性、原则性的问题上取得了大体一致的看法”①。特别是对旷日持久的“土—洋之争”问题，“从理论上做了些初步工作，因而提高了大家认识，这对于今后声乐理论工作做了良好的开端”②。囿于认识上的局限性，大家对在什么基础上、继承什么而建立中国民族的声乐教学体系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如教学大纲草案明确提出的“在继承和发扬民族声乐艺术的传统上，同时学习苏联和西欧声乐艺术而建立中国民族的声乐教学体系”③，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很大争议。“要谈结合，就必须首先肯定西欧的传统，在西欧传统唱法的基础上来谈结合。这一点，以前有很多同志不明确。如果不肯定这一点，就会出偏差。”④有这种认知的人是较为普遍的，甚至有人提出应该“在西欧传统声乐基础上吸收民族唱法的优秀部分”⑤。建立中国民族的声乐教学体系，当时的中国声乐界对欧洲传统声乐精髓的理解并不十分透彻，对其艺术规律的把握亦不准确到位，这种带有“化民族”意味的非民族化声乐观，反映了时代局限性。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⑥。而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同志所发表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⑦要明确回答新中国音乐院校声乐教学立足于什么艺术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什么，吸收和借鉴什么，新中国声乐发展的正确路向在哪里，教学大纲总纲讨论后的“教学要在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的传统声乐唱法上，吸取民族声乐艺术的优秀传统……。同时学习苏联和西欧声乐艺术和声乐教学的优秀成果和经验，使西欧传统的唱法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逐步建立中国民族的声乐教学体系”⑧的表述实际上可以视作为了争取广泛的团结而做出的一种折中处理和策略权宜。但无论如何，“建立中国民族的声乐教学体系”的目标十分高远且富有前瞻性，对新中国民族声乐教育教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今天，依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文化战略意义。
诚然，声乐演唱与教学必定是一项精密繁复的重大人文工程，声乐艺术审美亦天然存在迥然不同的差异性，面对曾经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中发挥巨大宣传鼓动作用的声乐艺术武器，不能奢望一次会议解决所有的问题。
毋庸置疑，全国声乐教学会议通过重要报告、大会发言、小组讨论和演出观摩，全国声乐人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声乐教学的方针任务和人才培养目标。大家不仅对西洋唱法的优长与局限认识得更加清晰，避免了一叶障目，更对我国古老民族声乐遗产及其蕴含的丰厚文化与艺术宝藏有了亲身感悟和深入了解，特别是对中华优秀民族传统唱法语言、风格和韵味等方面提高了认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极大地坚定了向民族民间传统声乐艺术学习的信心和决心。凡此种种，对于此后民族声乐艺术的健康发展，对于创建中国民族声乐教学体系，繁荣社会主义民族的新的声乐文化，无不起到促进作用。
总之，“全国声乐教学会议”主题重大，关乎长远，《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权威媒体分别对开闭幕式及会议取得的瞩目成效给予详细的追踪报道，特别是《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专题发表了《繁荣声乐艺术》的长篇社论及《声乐教学会议提出任务》的会议总结①，促使此次盛况空前、内容丰富、成绩斐然的全国性声乐教学会议，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得到充分宣传并引起广泛关注，由此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毫不夸张地说，此次会议是迄今为止中国声乐艺术发展史上举办的行政级别规格最高、与会人员最具代表性、会期持续时间最久、讨论问题内容最为丰实、声乐学术影响价值意义最大、声乐教学改革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空前的声乐教学学术盛会，必将永载中国声乐艺术史册。
附言：本文系202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民间音乐探源溯流与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研究”（24ZD0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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