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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保密局里，毛人凤是说一不二的局长，可没几个人知道，那个管技术方案审核的范纪曼少将，早就是咱们的人了：从1926年入党潜伏，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逃脱，他在敌人堆里23年，最后暴露时，靠一块木板从监狱后墙跳河跑了。

范纪曼1926年他在上海艺术大学读书，跟着同学搞进步活动，入了党。年底组织找他谈话，说“国民党那边缺个能摸清技术线情报的人，你心思细，去最合适”。他没多问，收拾了几件衣服就去南京，托中学老同学的关系，进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当干事，每天假装整理文件，实则把国民党要抓进步学生的名单记下来，趁买菜时塞给接头的菜农：那菜农是地下党外围成员，专门负责传消息。

一开始他职位低，只能传些零散信息，直到1935年国民党陆军大学招“特别班”，放宽学历限制，面向在职军官招生。他报名考试，凭着扎实的知识考上了第二期，1938年毕业，被分到军委会当参谋，才开始摸到核心情报。抗战那几年，他表面上帮着整理日军动态，实际上把日军的弹药库位置、部队调动路线，偷偷抄在纸条上，藏在毛笔杆里，下班后去茶馆喝茶，把毛笔交给接头的茶房。有次为了拿到日军华中布防图，他陪档案室主任喝了半夜酒，主任醉倒后，他把图铺在桌上，用复写纸抄了一份，第二天告假肚子疼去医院，把复写纸塞给了组织安排的医生：那医生后来把图缝在药箱夹层里，送到了延安。

1946年他调到国防部保密局，当设计委员会少将委员。这个职位职级是副师级，没毛人凤的实权，可权限特殊：委员会管情报理论研究和特务训练教材编写，毛人凤要搞新的监听设备，都得找他审核技术方案，他也因此能接触到设备部署的核心情报。有人跟他开玩笑“范少将管技术，毛局长都得听你的”，他只笑说“我就是个搞方案的”，心里却绷着弦：每天上班都要检查办公桌抽屉，下班前把记情报的小本藏在办公室天花板上，就怕被人发现。

他在保密局没少帮同志。1948年，地下党员张困斋在上海电力公司被捕，关在龙华监狱，供词里没提其他人，毛人凤让范纪曼去审。他到监狱后，故意拍着桌子骂“你老实交代，不然没好果子吃”，趁看守转身，偷偷塞给张困斋一张纸条，写着“别认，我想办法”。后来他找了个理由，说“张困斋就是个外围联络员，没掌握啥重要信息，留着还能当眼线”，硬是把张困斋从“死刑名单”改成了“监视居住”，没过多久又帮着张困斋逃了出去——张困斋后来到了苏北解放区，直到1980年才知道当年救他的是范纪曼。

可潜伏总有露马脚的时候。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一个地下党员被捕后叛变，供出“保密局设计委员会有个范少将是共产党”。毛人凤一开始不信，说“范纪曼跟我一起审过方案，怎么可能”，可叛徒连他平时用“茶杯盖立起来”当接头信号都说了出来。5月8号那天，范纪曼刚走进保密局大门，就被两个特务架住了胳膊——他心里一沉，知道自己暴露了。

他被关在龙华监狱的单人牢房，牢房后墙紧邻黄浦江支流，离水面有四米多高。前三天特务天天审他，问“你的上线是谁”“还有多少卧底”，他只说“我是国民党少将，你们别冤枉好人”，后来特务见他不招，就把他扔在牢房里，只留个看守定时送水送饭。范纪曼没慌，每天都盯着后墙看——他发现墙根堆着几块维修用的木板，而且每天下午三点看守会换班，有五分钟没人盯牢房。

5月14号下午三点，换班的铃声一响，他赶紧抱起一块一米多长的木板，用藏在鞋底的小刀片（被捕时搜身没搜到）撬开后墙的松动砖块，扒开一个洞钻了出去，抱着木板从墙上跳了下去。他会点游泳，抱着木板在河里漂了快一个小时，直到看到岸边有个渔民的小木屋，才爬上去敲门。渔民一开始举着鱼叉问“你是谁”，他赶紧说“上海码头三号仓库，找老王”——这是组织约定的接头暗号，渔民一听，赶紧把他拉进屋里，找了身粗布衣服给他换，还煮了碗热粥。第二天渔民划船把他送到了上海郊区的地下党联络点，那时候离上海解放只剩13天。

后来范纪曼跟着部队到了北京，一开始在军委做情报整理工作，1952年他说“不想再碰情报了，想教孩子读书”，就去了北京一所中学当历史老师。他从没跟学生提过自己的过去，上课讲地下党故事时，只说“那些同志都很不容易”，直到1980年他写《我的潜伏生涯》回忆录，大家才知道，这个戴着老花镜、批改作业很认真的老人，当年在保密局里藏了23年。

23年里，他每天都要装成“国民党少将”，连妻子都不知道他的身份（直到1949年他逃脱后才告诉妻子），连写家信都要琢磨半天，怕露馅。他没指挥过战斗，没拿过枪，可凭着能接触核心情报的权限，帮着传了不少关键消息，最后还靠一块木板死里逃生。

像他这样藏在敌人技术部门，靠着小心和专业扛了23年的人，算不算比冲在前线的战士，更难当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