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杨良志

1993年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中央档案馆会同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手书选集》（十卷本）。这一项目，是北京出版社所属“古籍出版社”（二级社）原总编辑赵洛先生（时已退休）与“美术摄影出版社”总编辑左汉桥先生来挂帅运行的；我虽然与闻其事，但因为分属在出版社的“文史编辑部”职任不同，更多地是在这套书出版以后为之欣幸，赏读不已。

2013年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档案馆和出版社决定推出20年之后的新版本，《毛泽东手迹》（十二卷本）。这一版本由北京出版集团的总编辑曲仲先生牵头，“人文社科部”总编辑安东先生执行，杨良志（时已退休）具体地来担任编审工作，于毛泽东《自作诗词》两卷下力尤深。下面谨披载编辑毛泽东1963年1月《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手稿的些许细节。

一、“一月九日”所书两件

毛泽东诞辰，1893年12月26日。

1962年12月是迎来他七十岁生日的日子。

毛泽东的亲密文友、年长他一岁的郭沫若（1892—1978年）记挂着这件事情，多日来吟成一首《满江红》给毛泽东庆寿：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这首词，刊登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的《东风》副刊上。毛泽东1962年12月16日到上海，住西郊宾馆；1963年1月2日到杭州，住汪庄。在杭州，他看到了《光明日报》上的郭词，按照传统文人的思路，生出了“和他一首”的想法。于是，在审阅文件，寄发信函，与许多领导同志交谈，以及会见来访的各国友人之余，他的脑际，不断地盘旋着郭的词句，也断续地有些相应的词语或短句，在他的脑间闪现……1963年1月8日至9日，他的这首“和郭”词有了最初的模样。

按目前所披露的中央档案馆的文献来说，1963年1月9日，毛泽东先后两次书写了《满江红·和郭沫若》，一次是写给周恩来的，一次是写给魏文伯的。

周恩来1月5日到达杭州，住苏堤旁的杭州饭店。后几日向毛泽东报告了几个国际会议的情况，并且参加了几次领袖与外宾的会见。1月8日晚，毛泽东与周恩来做长谈，商讨了国内外一系列重大问题与对策。1月9日晚毛泽东在批阅了几个文件之后，亥时（21：00—23：00），夜色笼盖，他稍微活动一下手脚，伏案头，取过一沓信笺纸，想把今天草吟的《满江红》再写一遍。一张纸，两张纸……一共用了九张纸，毛泽东笔走龙蛇，一鼓作气，写完了这篇作品。伫立一旁的工作人员周福民看毛主席把墨沈未干的纸幅摊开来稍沉吟，然后齐成一沓装进信袋，信封上书：“送交 周总理  毛 亥时”，交代周福民送给杭州饭店的周恩来。

毛泽东的案上书写，习惯于使用印制成型的各种信笺纸，仅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这些年来说，工作人员在他的案头参差放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下横红线笺纸，“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中央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八行红丝格笺纸，也有过未加栏头的八行笺，当然也有过无栏头无行格的素笺纸……这些笺纸，今天的读者可以理解为略大或近似A4纸大小竖着置放的状态，除了一些特定的单位或个人要选择一下相应的栏头而外，毛泽东于谁家栏头的纸一般是不加在意的，随手抄过，或横书或竖写，“刷刷”摇笔，内容第一，倚马可待。

古代的许多写者，当代的众多书法家，习于用长幅的被称为“长卷”的纸张来书写，他们是以留下长篇字幅为“事业”为“追求”的，毛泽东不耽这些，坐案前，他永远是一副“办公”姿态，有纸头抄过来，匆匆写下……而已！

“毛泽东擅为诗”“领袖诗人”的美誉，一般说来是1945年9月至10月间重庆著名的“毛蒋会谈”之后传开来的，毛的那首《沁园春·雪》一鸣而天下惊。毛当年为他的朋友柳亚子两次书这首词：第一次是书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八行红丝格笺纸上，占一纸；第二次是书在柳专门携去的一本册页上，占四开。那时节引起广泛关注的，是毛词的内容；绝大多数人未见毛词的手迹。1950年2月新华书店出版发行萧三编述《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该书的插页为单页的《沁园春》手迹（即毛第一次为柳书那一幅）。上海《文汇报》从柳亚子处将原手迹制成铅版（此则为毛第二次为柳书的那册页上之所留存），1951年1月8日在副刊上发表——请注意，这次发表时，册页纸四开的每纸之间还留有一定间隙；自此多少年之后，再有出毛诗词手迹的时候，借鉴古来就有人将单幅书页“连”起来排版的经验，于是出版专家们将毛一页页笺纸“拼连”起来，以一幅“长卷”的面貌呈于世人，于是造成了大家以为毛主席诗词也是写在横幅的“大长卷”上的印象。这样的对手迹单页“拼连”起来的排法，在继承传统的理念下一直延续下来，至今大多数人还以为毛是习于在“大长卷”上书写的。

现在回过头来说毛泽东“一月九日”写两件《满江红》的事。写给“恩来同志”那件前边已说过了，我们来说写给魏文伯这件。魏文伯不同于周恩来，写到他需要多交代几句。他是湖北黄冈人，1905年生，青年时代参加中国共产党，从南昌起义，北平地下党，新四军……1950年代、1960年代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等等。1982年以后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务院司法部部长等。1987年病逝。

从现存毛泽东书《满江红》的手迹来看，也是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也还是在笺纸上写了件这首词给魏文伯的——可以理解魏当时作为上海市委、华东局委的负责同志陪伴毛泽东来到杭州的。

诗草吟出，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一天间至少写了两遍，我们可以体悟出作者对这首和词的重视，喜欢，心中那种怦怦然的跳跃！现在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为周恩来书，为魏文伯书，它们孰先孰后呢？

——从对手迹的详读细较中寻找答案。

给魏文伯件，下阕中联语：“革命精神飞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其中的“飞”字，书家用墨圈勾却，于其侧改出个“翻”字。为什么？他写完全词，很自然地会前后吟哦，检读一过；“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革命精神飞四海”，这里“飞”字重出了。诗人当然知道古典诗词中一般情况下要“避复”（即避免“重出”）的规矩，几“哼”（毛泽东有时把吟哦诗词唤作“哼”）之际，他提笔易“飞”为“翻”。中国古来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美谈，不要小觑这看似轻巧的一字之改，诗人是过了心、用了脑的，他所体现的是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推敲、磨琢的精神。

1963年1月9日，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先后为魏文伯、周恩来书《满江红》。1月10日，他离开杭州，12日到南昌，16日到长沙，20日到武汉，一路上与当地领导交谈，会见来访的国际友人，1月24日，他又一次书《满江红》（据已刊布的手迹档案看，这至少算是“第三件”）。

从字句上，这与半个月前的1月9日所书无大差别，细读可见丢了两个字：“蚍蜉撼树谈何易”中的“树”字，与“正西风落叶下长安”中的“长”字，可以想见书家是落笔疾如风的；后边一字之改，还是在那副联语上：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下句中的“抽”改为了“挥”。斟酌之：称剑，说“抽”合适，自下而上的动作；而戟呢，大概无须什么“抽”，凭空里“挥”之耳。毛氏此改，说明他半个月来推敲未妥，“新诗写罢自长吟”，改“抽”为“挥”，记录了他思考的一个过程。

从书写的布局上，1月9日为周恩来书，他用了九页笺纸，这次1月24日书件，他用了十二页笺纸。9日书，每纸书四行的有五页，书三行的有四页；24日书，每纸书三行的十页，书四行的仅有一页，还有一页是书两行。说明什么？在作者的心里，这首词不知吟咏过多少遍，他更熟稔了，写起来更疏阔了，更放达了。

留下的一个遗憾，这次所书之件是送给谁的，档案材料上截至目前尚没有披露，我们也只能把这个问题留待后人考证了。

毛泽东1月29日离武汉，2月1日过邯郸，2月2日回到北京。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按照预定方案正在准备中央工作会议。一个多月来紧张操劳的党中央主席，稍事休息，2月5日，他很早地醒来——这在习于漏夜读写的毛老人来说也是不寻常的，伏案，理过笺纸，他要把不断萦绕在脑间的《满江红》再作一次修改。

上半阕中的联语，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上一句改为蚂蚁聚（在出版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改为“缘”）槐夸大国，“蚂蚁”对“蚍蜉”更工一些，况且把那些反动派比喻为“蚂蚁”恐怕更为合适。

下半阕中的联语，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挥”）长戟，诗人自己心里清楚，从应和郭沫若这首词之始，他头脑里就跃动着“革命”“工农”这些主体意念，于是产生了这一对句；但他一直自感不满，有欲达之意未尽抒，在词语的对偶上很明显也有些不工，所以他自上月初写出这首和作以来这句联语实在属于“吟之未妥”的境况。是近几日的绞脑，决意把原句推倒重来，眼光推向整个世界来观照，原来的主体形象也换它一个，“四海”对“五洲”，中心动词“翻腾”对“震荡”，其后形状之语“云水怒”对“风雷激”，结为“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一联语，如此是不是较前一个更跨进一步！年龄稍长的读者们记得，那么些年，当“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之际，咱们家的大门口，真的都是这“四海五洲”一联哪！

从已刊布的毛泽东诗词《满江红》的手迹来说，这“二月五日”所书件，或许可称是作者至少第四次的书写。在书写的范式上，诗人保持了“一月廿四日”书写的精熟与宕荡，每笺纸三行，每行三字为主，间有行二字、四字破之，个别行为五字，共十二纸到底，全幅手迹如浩浩江水，一流直泻，气韵贯通，仿若天成。

现在我们稍细说下这副手迹的结尾两页。第11页，首行“全无敌”是词的结句，次行“毛泽东”乃诗家的落款，第三行“一九六三年”为时间款的启始。第12页，首行“二月五日”时间记录的继续，在1993年版本上至此结束。2013年版则接续添加了“上午七时”四个字——“七时”二字已转入第二行，在手迹原件上其下有“为××”三字，“书”单个字占了第三行（我们遵守有关规定，最后这四字仍然告阙）。

2013年版较1993年版多保留了“上午七时”这四个字，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毛泽东本人是很重视他手订文字材料的“时间因素”的。比如随手翻开他的一些书信，“一九五六年一月八日”给周恩来的信是写于“上午二时”；“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给刘少奇的信是写在“上午十时”；“一九六三年一月廿五日”给邓小平的信时间精确到“下午十一时”……指挥过多少次重大战役的人，一言而定军国大事的人，相关的文件上落下“精细时间”，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1993年这件词作的手迹上把这一历史记录轻易地抹掉，断断乎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且再回到历史现场。1963年2月5日的毛泽东，应该说是比较高兴的。他1962年12月9日离北京到南国巡视，在上海过了新年，在武汉过了春节（1963年1月25日），2月2日回北京稍事休息，2月5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重要会议就要召开了，他在这一天的清晨打破循例早早起来，对自己一个月以来不知回旋过多少遍的这首《满江红》决意就此敲定了，于是写下了这份12页的手迹。

中央档案馆所藏的各种历史资料，如广袤千里的大森林，其内与毛泽东有关的篇篇件件，形成了森林中独具色彩的高峰与沟壑，而毛泽东自作诗词的手迹部分，诗人由内而迸发的气质，有些篇什在漫长的历史阶段几番书写的不同面貌，对领袖的精神世界有着尤为深刻的映现。毛泽东《满江红》这四件档案，更是他诗词宝库中至珍至罕的精品。

我们回过头来检视一下毛泽东在《满江红》之后的诗词作品：1964年春的《贺新郎·读史》，1965年5月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的《念奴娇·井冈山》，1965年秋的《念奴娇·鸟儿问答》，1966年6月的《七律·有所思》等等，我们会很明显地看到，七十岁以后的老人家凭着自己的心性与方便，更多地是使用硬笔（铅笔）来书写了。

《贺新郎·读史》

都是中央档案馆的主编，都是北京出版社（1995年改为“集团”）的出版，毫无疑问属于“权威性”的本子。但当我们翻开1993年与2013年的两种版本，于《满江红》1963年1月9日“书赠周恩来同志”的手迹上，却可发现不同的排版样式：

1993年版，“书赠周恩来同志”几字（连同其后署的“一月九日”及“郭词见一月一日光明日报”的小注），这样一张笺纸放在全词正文的首页、“脑瓜头前”。

2013年版，“书赠周恩来同志”这张笺纸则置于全词正文的末页、“尾巴之上”。

重要的档案资料，孰是孰非，万万不可轻心掉之。

毛泽东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应柳亚子先生之请书写了《沁园春·雪》一首词（1936年2月作），结尾处落了“亚子先生教正”这一款识。

1961年9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的同志请毛主席书《清平乐·六盘山》词（1935年10月作），主席在手迹尾署上“应宁夏同志嘱书”的款识。

1961年9月9日，毛泽东为一幅摄影作品题辞，“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他的落款是：“为李云鹤所摄照片而作”“在庐山”。郑重其事的落款近20字，几乎逼近了七绝诗正文28个字。

类似的例子，当然可以再往下举。在民主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所书大量诗词作品，大体都是这样一种“模板”。自幼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青年以后所历各种文化环境的影响，不断扩大的老师和朋友群的熏陶……他的这种“模板”是深入骨髓的，信笔成之，习惯成自然。

所以，毛泽东1963年1月9日的“书赠恩来同志”毫无疑问地写在诗笺之尾——他应该是把前几页的全词正文写完了，稍稍前后打量一下，他当然觉得“可以”了，把这几纸送给多年来并肩战斗的老友足堪“无虞”了，然后，在另一页的笺纸上落下了书赠人的名字。不可能设想，词的正文还没有启笔呢，最后会用几张笺纸犹未可知，就先写下书赠何人的款子。毛泽东不会这样做，即使是有人请他这样写，他也不会答应这样做的。稍多接触中国古典诗词、信札的朋友会了然，这既不符合中国文化的传统，也不符合诗家无数次书写这一类文档的习惯。

说至此，问题来了：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1993年版”把“书赠恩来同志”这一纸放到了全词之前呢？

这里请允许我说明这么一种情况，或者也可以说是透露一个“秘密”：在毛主席的身边，是有几位一般性的工作人员做服务，比如桌案整理、日常保健，等等。当毛泽东一篇诗词在几张笺纸上挥洒而就，诗人本身的兴奋点，还跳荡在诗词的内容上；而帮忙来收拾这些笺纸的“助手”，他（她）们就有一个“条理”笺纸顺序的问题。翻检档案的原件，每每可见在毛书诗词笺纸的右下角，有用铅笔所记端秀的阿拉伯数字的“暗记”小数码。这显然是毛身边的人员为方便整理即时而记。只不过，在毛泽东诗词手迹付诸印刷之前，按有关部门的要求，这些“暗记”被小心地抹掉了。

1963年1月9日“书赠恩来同志”的《满江红》手迹，1993年出版时受了这些“暗记”的“引导”。翻开这一档案的原件，“书赠恩来同志”一纸，下右铅笔小字标“1”，“满江红·和郭沫若”这词的开笔，下右标“2”……直至结尾页“全无敌”标“9”，清清晰晰顺序分明。可以设想是诗人当初把这九页信笺写完，摞叠起来，把“书赠”的这一页撂在头首再检一下……而身边的工作人员大概知晓把这些页子排出序来也非易事，于是赶快拿过笔头标出了序号。

1993年出版毛泽东诗词手迹——核检一下是这一手迹首次面世，中央档案馆完全有理由“遵照”手迹上所标小号为序，作为当时出版方的赵洛、左汉桥诸先生，落实出版实务第一，要求他们在解决皇皇十大卷手迹的千头万绪匆忙间提出与责任主管部门不同的意见，也可已属“超越”。

1993年之后，凡提到毛这一手迹的文献，均是接照这一面貌出现的。2013年再次出版的时候，出版方的态度更为郑重，面对这件手迹页子的排序，反复思考，再三忖度，历数月而不休，进而与中央档案馆负责人士认真讨论，最后档案方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算是认定了出版方提出的重大改动。而此之后，凡属严肃负责的文献，都采用了这一调整后排法。当然也有的相关机构，并不认真关注档案上的重大更改而仍用旧法，这暴露了他们的粗疏，用心不专。

有朋友对前边所提的“铅笔小号”或曰“暗记”表示了兴趣。这也不必讳言。毛主席身边的一般工作人员，是属生活助理人员、护理保健人员等等；他（她）们可喜文史诗词，但不能苛求他（她）们熟习文史诗词之道；况且，有时候事务很忙碌，他（她）们的“标号”是在“主业”之余“帮忙”加上的。档案馆存毛泽东诗词手迹，留下“暗记小号”的件数也还不少，实事求是说其中大部分标号也对了；但付诸出版时不管是对也错也理所当然地悄悄消掉了——毕竟，一首诗词怎样排，内容为王，毋庸说表词达意才是硬道理。

这里也可以举例说明：1962年1月12日，毛主席为“孩子书”了一副《七律·长征》。这首诗共用了五张笺纸，每张笺纸的右下角，都有铅笔标出的“小号”。出版时当是按照诗句内容的连属而排出了正确的顺次；反过来倒查“小号”，这时候出现的顺次是“1”“5”“4”“2”“3”，设想下据此排出的诗面，还不是乱成枝杈横斜的柴禾堆？

1964年春，毛泽东赋《贺新郎·读史》长篇——这是他老人家读书咏史豪气盈怀的力作，用铅笔写在两张毛边的宣纸上。第一页，两行字书“贺新郎”“读史”作开头；第二页，横标三个“×”作分割上下阕的间隔。全词中有不少磨琢修改就勾画在纸页上。铅笔小号标在右下角了——遗憾的是把“1”与“2”颠倒了。

请不要以为这里是在批评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毛诗手迹标了“小号”的件数也多，每一次标号的情境会各有不同，少数出了错疏也是可以允许的。之所以介绍了上述情况，只不过是想说明：完全按照“小号”的顺序来排，就难免留下漏失，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在对毛泽东“书赠恩来同志”手稿加以认真的辨正，回到它应有的面貌，回到诗家原来秉持的心迹上来，是对伟人的一种尊重，是对堂堂国家档案的一种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