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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竹终章：生于卢龙，葬于建昌，

一部跨越时空的归葬史诗

文‖计鹏

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古墓群，其墓主身份至今成谜。将其与古孤竹国相联系虽仍属推测，但从时间、地理、葬制等多重证据来看，这或许正是一段被尘封的真实历史。

东大杖子古墓群的埋葬历史可追溯至战国中早期，并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历经两百余年。考古学上可以肯定，墓主人是深受燕文化影响的辽西土著。然而，在大凌河流域上游地区，并未发现与东大杖子墓葬规模相匹配的聚落遗址，因此基本可以判断，墓主人生前应居住于区域之外。有观点认为，东大杖子墓群属于某一支游牧民族，因而没有固定聚落；但在考古学上，很难解释一个居无定所的族群，却会拥有如此集中、延续数百年的固定祖茔。

一、孤竹国灭亡之后的归葬传统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664年，齐燕联军攻破孤竹国，孤竹遂亡。关于孤竹国的都城位置与疆域范围，学界至今众说纷纭，至于其亡国后的去向，更是迷雾重重。

《尚书大传》有云：“古者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诸侯以十五里。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商汤灭夏封大禹后人于杞，武王灭商封商纣后人于邶，包括齐桓公立僖公以存鲁，城夷仪以存邢，城楚丘以存卫等都是“兴灭国，继绝世”的具体表现。

因此，齐桓公在击败孤竹国后，为消除北方边患，很可能继续遵循’兴灭继絶’的古义，存其宗祀、迁其君族至卢龙，并降爵为“子”、“男”或者“附庸”，使其以燕国附属形式继续存续。即便如此，孤竹国以“继绝世”的合法身份，仍可保留一定的礼制传统与政治尊严。

在此背景下，孤竹的国君与贵族去世后，极有可能仍恪守’归葬’传统，即返葬于辽西封地。《史记·管蔡世家》中就有“悼公死于宋，归葬”的记载，说明“归葬”是周代贵族重要的礼俗之一。

从地理上看，东大杖子已属辽西故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背倚月牙山，面临凌河水，不仅符合“背山面水”的择葬标准，而且距离孤竹新址相对最近，具备作为归葬之地的理想条件。

从时间上看，东大杖子墓群的建造史，上应孤竹国“灭亡”之后，下附燕国濒亡之前，跨度正与笔者所推测的“孤竹以燕国附庸身份延续至燕王喜时代”基本吻合。

二、“五牲俱全”与“七鼎六簋”的礼制密码

据考古报告，东大杖子古墓群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是一座“填土墓”。墓中不仅发现“五牲俱全”，即殉葬有牛、羊、猪、狗、鸡五种祭牲，还出土了“七鼎六簋”的礼器组合——这显然是诸侯级别的葬制。

“五牲”也称“五畜”，在古代祭祀与墓葬中象征祭品齐备，是高级贵族葬礼的体现。而“七鼎六簋”是周代礼乐制度中诸侯等级的配置：鼎盛肉食，簋盛黍稷，鼎簋搭配使用，数量直接标识墓主人生前的政治身份。值得注意的是，东大杖子所出并非铜器，而是陶仿铜器。这或许说明，墓主人仍享有象征性的诸侯名分，却已失去与之匹配的国力与财力。

因此，我们可合理推测，这座高等级“填土墓”的主人，很可能就是孤竹国被迁往冀东之后，首位去世并归葬故土的君主。史书并未记载孤竹“亡国”时，其君主是被杀还是投降，但可以确定的是，其爵位必遭贬降。东大杖子这座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葬，或许正是这位失国后仍保留名义爵位的孤竹君之最终归宿。

三、国力式微与墓地的最终停建

进入战国晚期，燕国在秦国的压迫下国力日衰，疆土不断萎缩。作为其附庸，孤竹国很可能被不断征调兵源与物资，实力持续削弱，逐渐沦为一方地主。加之数百年过去，后代对故土的认同感逐渐淡化，“归葬”所需的人力、财力与政治意志也难以为继。

随着战国末年的动荡加剧，列国兼并进入白热化，辽西地区亦成为燕、胡交错争夺之地。交通阻隔、国力枯竭，使得延续两百余年的归葬传统被迫中断。至战国晚期，东大杖子这片墓地再无新墓入葬，一段“归葬”的历史就此定格。正是这段历史变迁的沉默见证——它或许标志着孤竹作为一个政治与文化实体的最终消散。

四、结语：一段被黄土掩埋的归葬史

东大杖子古墓群，如同一部埋藏于地下的无字史书，以其独特的葬制、延续的时序与空白的聚落反差，默默指向一个失去故国的族群——孤竹。他们或许在政治上被迫远离辽西，却在文化记忆与葬俗中执着地回归。墓中的“七鼎六簋”，虽已降为陶质，却仍是其不灭身份意识的最后宣誓。

历史的真相或许仍待更多考古发现来证实，但东大杖子墓群所提示的，正是一段关于“归葬”的执着传统，一个关于“孤竹遗民”的悲壮故事。最终，这部写于黄土之下的史诗，成为了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存的所有小国命运的共同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