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3月23日，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常务会议时合影，后排左三（戴礼帽者）为顾顺章
（节选）
作者｜孙曙
原载｜《文史精华》
刊期｜2003年第5期
图源｜网络
编辑｜策山
（本文约7000字）
顾顺章，1927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中央特别委员会三人成员之一（另二人是向忠发、周恩来）,中央特科负责人。关于顾顺章被捕、叛变后的下场，国内的一些书刊，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当年国民党方面当事人蔡孟坚和徐恩曾的回忆中，说法不尽相同。
笔者于1991年12月6日在上海市四川北路张寓访问了顾顺章的后妻张永琴，当时顾的女儿顾利群也在场；以后张与笔者通了20多封信，谈顾顺章一家的情况，还寄了两张照片。1996年春，张永琴表示文章“等我过世后发表”。遵照君子协定，笔者现于7年后将以第一人称写成的此文公之于世。
一、我与顾顺章从相识到结婚
我认识顾顺章是在1932年初。那时中统派到顾顺章身边做秘书（实际是监视）的王思成，大概是奉中统局的旨意，打算为顾顺章做媒。王将此意告诉了手下一个勤杂人员吴洪林。吴回家对其婶娘谈起此事，这位吴老太太与我家是近邻，便向我母亲提起此事。
当时我在读中学，有时放学回家，碰见他们在谈这事，瞒着我鬼鬼祟祟的样子，我很不高兴。我不知道母亲已将我的照片拿给他们了，我的所有情况也已被他们调查清楚。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后，母亲给我把事情挑明了，并拿了顾的照片给我看。起初，我对这种说媒方式反感，后来因幼稚无知，出于好奇，加上看了顾的照片又无恶感，就答应了见面。
当时的相亲方式，一般是由双方家长陪同到公园之类的场所照照面，可是顾却要直接来我家里（后来才知道他不能随便公开露面）。见面后，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矮点，人长得还英俊，挺神气，能说会道，见多识广。我属牛，1913年生，到年底满19岁。他看上去大我好几岁，显得老相。他自尊心强，为避免不愉快，我一直未问过他年龄。直到1983年秋李强同志（当年为中共中央特科成员，曾经与顾顺章共事——编者注）专程来上海见顾的遗孤和我，在谈话中我才知道顾属马。顾的女儿顾利群（小学退休老师）说：顾属马，腊月三十日生，当是公历1907年2月12日。
大约来往了两三个月，我父母便提出结婚。婚礼是3月8日在南京安乐酒家举行的，较隆重。但顾对此很不满，说是在“唱戏”,没有意思，对我也有抱怨。当时我年轻单纯，没有同他计较。
二、顾顺章对前途悲观，想脱离政治
我与顾顺章结婚后，住进了南京细柳巷41号。这是一幢四开间二层楼房。楼上四间，顾和我住一间，顾的老母（过去一直在上海宝山农村与亲戚同住）住一间，顾4岁女儿顾利群和3岁侄儿顾益群（顾瀚章、吴颉兰之子）及保姆住半间。另一间是客室兼书房，孩子住房的后半间也是顾看书写字用。
楼下四间和厢房，一间是饭厅，一间住中统派给顾的秘书王思成，一间住胡洪涛、陈文昭夫妇（变节分子）,还有一间住中统派来的什么人（记不清姓名）。还有一个女会计樊岚（后来同王思成结婚），保镖林金生住楼下边的房间。这幢房子的租赁、装电话等手续都是王思成以他的名义一手经办的，对外称“王公馆”。
婚后我发现顾成天不出门上班，曾经向他问起，他笑笑说：“陪陪你呀！”有时外出，他就要化装，戴一副眼镜，在门牙上套上一副假牙，整个脸型就变了。不过他外出的时间很少，一般在家里，同胡洪涛夫妇、王思成等聊天，也同过去的一些“同志”（如已叛变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徐锡根及其妻子黄觉）在一起发牢骚，彼此诉诉苦闷。他们在谈话中，有对党内路线斗争不满，也有对过去战斗生活的留恋，对眼前现状处境感到不愉快，对前途表示悲观。
顾在生活中爱清洁，讲卫生，像医生那样重视卫生，也懂一些医学。我分娩时，他完全像一个产科医生，照料我吃药、打针，为婴儿包扎脐带、洗澡、打包、喂奶、喂药等等，显得十分内行，家中大人小孩生病，包括他自己，都是由他诊治，不去医院。平时他还钻研一些医学书。
顾当时已有脱离政治的念头。他从上门兜售的古玩商人手上收买了一些古玩，有瓷盆、碗等，其中有真有假。他把买来的古玩编号成册，装了两个木箱，打算一旦获得自由就到上海去开古玩店。
三、顾顺章与陈赓的一次深夜密谈
记得大约是1933年春末夏 初的一天，天气较暖和的一个深 夜，陈赓经营救出狱后曾来细柳 巷与顾见过一面。他俩在楼上孩 子们住的后半间屋里会面，谈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陈赓离开我家乘车去了上海。
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顾也没对我讲。但我看得出陈赓同他的见面和谈话对他触动很大。李强曾告诉我，陈赓与顾顺章在党内时是“同志加兄弟”,他们三人常在一起，很要好。有一部电影中表现陈赓被捕后，顾对陈劝降，这是没有的事。
▲陈赓大将（1903—1961）
四、保镖“出卖”顾顺章
中统派给顾顺章的保镖林金生，是胡洪涛夫妇介绍的（大约是他们的亲戚）。林原是宪兵，不学无术，失业在家乡丹阳。住到细柳巷后，我们全家对他很客气。他的工作除了跟随顾外出之外，无所事事。当时我家的保姆吴月宝很能干，她将家乡常熟的一个妹妹叫到南京来帮佣，介绍给了林金生，不久林就同她妹妹结婚了。这是他们自己撮合的，我们根本没有管这事。林金生百无聊赖，在外赌博，赌得负债累累。顾对此略有所知，但不便指责。
一次顾要林替他送一封信给戴笠，林为偿还赌债，便将信拿去交给了徐恩曾，以讨得赏钱还债。这封信写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以后也未听人说起。
当时上海刚好发生了中统派出的特务马绍武遭暗杀的事情（详情见本号文章《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组织：“打狗团”》），徐恩曾怀疑是顾指使人干的。便在一天晚上叫顾去开会，对顾进行了威胁，等于开了个斗争会。顾建中（中统元老，徐恩曾亲信——编者注）还在会上拔出手枪警告说：“再不好好干，枪毙你！”深夜顾顺章归来，对我说：“差点今晚回不了家了。”
从那以后，保镖就走了，顾也病倒了。他本有严重的胃病，趁此索性躺下了。
林金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顾要他当特务队长杀陈立夫和徐恩曾，顾还在细柳巷家中杀了为他起草《新共产党纲领》的蒋云夫妇的事，都是信口雌黄。顾会有如此幼稚吗？当时细柳巷住有这么多人，顾能悄悄杀一对夫妇并用麻袋运走吗？
▲徐恩曾（前左三）与陈果夫（前左四）等合影
五、顾顺章同徐恩曾闹翻之后
顾顺章同徐恩曾他们闹翻后不久，就被命令搬出细柳巷，迁往南京城南安品街70号。这里是一所老宅院，有四进深，我家住最后一进（有后门）。第一进住着便衣人员，也住过被顾保释的工人。另外还有边房和小院。
我家搬去后不久，冯达、丁玲夫妇就被送到这里关押。徐恩曾命令顾负责看管丁玲夫妇，而前边住的便衣特务就监视顾。
我对丁玲是崇拜的，常常带孩子去她住的小院看她，同她聊天。看守并不注意我。顾曾暗示我送一些水果食品之类的东西给丁玲夫妇，还曾要我把他的中统的辞呈暗送给丁玲看过。由于天气变化，丁玲夫妇衣服不够，顾暗示我帮助他们。我当时很天真，就带她夫妇俩从后门出去，到闹市区的大商场购买衣物，迟迟未归。顾很着急，叫几个便衣特务出去寻找，总算在商场找到了我们。
在这段时间里，徐恩曾夫妇曾经分别来“探望”顾的病，徐太太还以古玩、朱熹字画相赠，但顾总是推托有病不能工作。
这期间顾写过一本书，是由他口授，请一个赋闲的文化人记录整理的，书名好像是《特务工作理论和实际》,据他说内容是属于保护政党的知识性的东西。我当时在读书，对这些从来不过问，不感兴趣，还有些反感。办训练班，是有这回事。（详情见本号文章《刘统｜顾顺章叛变之后》）
六、顾顺章到日本养病
徐恩曾为了缓和与顾顺章的矛盾，表示对顾的信任，便让顾去日本养病。1934年春，我家奉命搬出安品街，另在城南甘露寺5号租了一处小屋住下。顾安顿好老小后，就只身去日本了。
顾在日本无亲无故，是徐锡根介绍住进日本神户的亲戚家（从宁波家乡到日本贩卖土产为生）。顾经他们介绍，租了一间公寓房，每天学习日文，烧饭洗衣是自理。初夏，我带顾利群前往日本，他带我们游览了一些名胜地。当接到徐锡根从国内的来信，知道了一些对他不利的消息后，他常忧心不安。我因国内有家中老小，住不久便回国了。
这年9月上旬，徐恩曾派人叫我去谈话，主要是了解顾在日本的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我如实说了，徐便嘱我写信要顾回国，9月下旬顾就回来了。
七、夫妻先后被捕，家庭惨遭横祸
大约是1934年9月27日，徐恩曾派人叫顾顺章去谈话。顾行前很担心犹疑，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但时间不长就回来了。我问起谈话内容，他说徐问他的身体，他称尚未完全康复，徐要他上班工作，他没有答应。
10月2日下午，又来叫他去谈话，他吃罢晚饭就去，这次行前没有顾虑，却反而出事了。他走后一个多小时，突然来了一大批人，有王思成、顾建中等，在我家大肆搜查，搜走了一些来往书信和值钱的东西。他们走后，留下两个看守，不许我们全家外出。
我们一家老小被关在屋里4天。6日上午，我的才1岁多的小女儿，因为平时在大门外弄堂内走走玩玩惯了，几天不让她外出，她哭闹不休。我忍不住与看守理论，我说顾犯了何罪你们抓去好了，我们老小有何罪？看守语塞，仍蛮横地用枪威胁。
我母亲（我去日本时请她来替我照料小女儿和看家）不相信他们会开枪，气愤中抱起我那小女儿，打开大门跑到弄堂里去。看守即向我母亲开枪，子弹从背部穿腹而过，母亲倒地时还抱着我的小女儿。母亲被送进医院，我们仍被关在屋内。过了两天，收到母亲病危通知，徐恩曾又派人来大肆搜查一通，然后才宣布恢复我们自由，可是我母亲已伤重死亡。
我愤怒得发疯，去向法院告状，要求严办凶手，又去找徐恩曾讲理。我找到徐恩曾的道署街办公处，他避而不见。我就在街头等他的汽车。在那里碰到了丁玲的丈夫，他问我为谁戴孝，我说我母亲被徐派人打死了，顾也被抓了。他听后很震惊，随即悄悄离开。
我那时明知官司打不赢，但为了把事情公开，坚持向法院告状。我还找了南京警察局长赵世瑞，他夫妇曾来过我家，与顾有过来往，他也积极为我奔走。不久，徐恩曾派人来做我的工作，说我闹得太不像话，顾还在关押中，这样闹对顾不利，要我撤销起诉。我为了顾的安全，只好向法院撤诉。我问他们顾关在何处，他们说慢慢会告诉你的。
其实当时我已知道顾被押到苏州，关进了江苏反省院。原来，顾被关两天后买通了送茶水的工友，在热水瓶底夹带了一张字条出来，请这位工友送至苏州一医院沈医生（过去的地下工作者）处。沈医生将字条送到南京我同学处，叫我同学送给我。当时我家门前有看守，后门隔断不通，但邻居家有窗户可开。一天窗户忽然打开，丢进一张字条，我一看是顾写的：“已在苏州反省院，平安勿念。”
大约11月份，徐恩曾派人来通知我去苏州探望顾，我很高兴。到苏州后，我先去拜访了那位沈医生，沈医生告诉我，顾知道我要去看他后，已写信出来，要我“千万勿来”。可是我已到了苏州，还是想要去看看他，没想到这是徐恩曾设下的圈套。
我被从边门带进反省院后，就在一小院里的临时拘留所关了起来，而顾顺章当天已从前门押往镇江（当时的江苏省会）了。陪同我去探监的顾的前妻的弟弟张长庚（1980年病故）也被抓了起来，押到了杭州反省院，1936年9月才获释。
过了几天，我就被关进了正式牢房。
八、我在反省院
1934年12月份的一天，我被看守从熟睡中叫醒，穿好衣服后，被带到一间会议室，在场的有王思成等人。他们向我宣布，顾犯了罪，已枪毙了，要我好好在此反省。我当时就大哭了起来。
我被关进牢房后，又哭闹了好几天。我不相信顾已经死了，即使顾有罪，我又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把我也关起来？
反省院院方把在押人员分成了几组，一组是研究组，是一些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其中有原中共干部刘仁静、李少石等，还有交大校长；二组是有高中文化者，三组是初中文化，四组是小学，五组是文盲（奇怪的是这组里还有作家）。越是文化低，越容易获得释放。院方要求各组都要学习三民主义，也学一些历史文化课。
反省院还设有工厂，如缝纫厂、印刷厂等。院长刘云还组织反省人自治会，要反省人自己管理自己，并且宣称改善反省人待遇，如放风时间延长，节日举行文娱活动等。
在一次文娱活动中，一位男难友偷偷塞给我一张小纸条。我回到号子打开一看，是印刷厂印的反省人案例，上边我的罪名是“组织新共产主义同谋者”,我这样才知道了他们加给我的罪名，也才知道了顾顺章的“罪名”。
我被关了近两年，家中有老有小，只靠一个十几岁的弟弟照料，他常来信向我诉苦。我十分担心家里，写了好几次条子叫看守交给院长刘云，要求谈话。我问刘云，究竟要关我到何时，为什么不放我出去？他说，我的问题他做不了主，要南京国民党中央下令才能放。我告诉他我家里困难，他答应尽量去催。不久，他在与我谈话中说中央提出了释放我的条件，但他吞吞吐吐似乎不便说出口。后来反省院另一位官员才向我透露，条件是要为我择对象，让我嫁人，以便安心。我只同意了另一条建议：全家迁离南京。
这样又过了大约一个月，我得到了一张保单，要我请名人或店铺做保。可我家里发生这么大的变故，连一些亲戚都吓坏了，谁还敢为我做保？我曾经听到刘云说过，张冲（国民党中央委员）为我说过公道话，说我母亲、丈夫都死了，家中有老有小，已关了这么久，该放了。我想到他，就把保单寄给了他。他收到后，盖了章就寄回来，我就获释了。
九、我在反省院结识的共产党人
我在反省院这段时间，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并受到了他们的教育、感染。同牢房的一位难友周秀珠，对人热情真诚，在我刚被关押时，不时劝慰我，说笑话给我听。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中共中央委员，是已牺牲的罗登贤烈士的妻子，她是认识顾顺章的。同她的相处，使我看到了她和其他一些难友是为追求真理、为解放受压迫的人们干革命遭到迫害被关押在此，而我只是因为个人的不幸才有些遭遇。她对我做了许多启发教育。以前顾顺章曾给我讲过苏联如何好，共产主义制度好的话（即使他投靠了国民党，他还是看不起国民党那一套的）,现在我在狱中又见到了这么多革命志士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奋斗，受到很大教育。
通过在狱中的相处，我与周秀珠成了莫逆之交。她丈夫牺牲了，同老母亲和儿子也失去了联系，孤身一人。她同我一起编在小学组。1936年底我们被释放出反省院。当时南京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周秀珠常常带我去办事处玩，认识了叶剑英、博古、李克农、廖承志等人。周恩来到南京后，张冲（国共合作国民党方的联系代表）和周秀珠介绍我会见了周恩来。不久，周秀珠随周恩来去延安，一起走的还有刚出狱的陈赓夫人。我到火车站为他们送行。周秀珠到延安后还与我通信，后因我逃难到内陆才失去了联系。
▲抗战时期，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在杭州合影
十、安葬了顾顺章，女儿又病死
我获释回到南京，看到老老小小、孤儿寡母的惨景，我如何搬迁这个家？国民党当局之所以要我搬离南京，是怕我又找他们吵闹纠缠。我有什么力量斗得过他们？我决定不再闹了，只向他们提出要把顾顺章的尸体和家中被抄走的物品归还给我，他们答应了。但被抄走的东西已经“遗失”了，他们赔了几百元钱。我把这笔钱用到了安葬事宜上。
王思成派了一个人陪我到镇江，找到当地机构又派了一个人陪同，到了郊区一处荒芜的断垣残壁角落，那里有一个矮矮的土堆，他们告诉我顾顺章就埋在那里。想起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就嫁给了顾，以后全家横遭种种不幸，不由得伏在坟上痛哭起来。
按照习俗，应将顾安葬到他家乡宝山县，他家乡还有亲人。但我没有勇气扶柩还乡，怕家乡人的嘲笑。我就在镇江南门外选购了一块地，将顾安葬了，同时还把他前妻张杏华的棺柩从宝山迁到镇江合葬。当时立的墓碑上，是用的“顾啸仙”这个名字。
安葬完毕后，王思成不时来访，观察我的动静，要替我介绍工作，我推说不会干，回绝了。军统方面有一个曾来过我家的人，也假惺惺上门探望，对我存非分之想（我那时还年轻）。对这些人我是敬鬼神而远之。安葬了丈夫，祭扫和修整了母亲墓，接着又安葬了婆婆。
抗战前夕，顾顺章变魔术的徒弟张文农（张增谦）由上海来南京找我，要顾一大套变魔术的工具，拿去演出。张在我家住了两天，好话说了一大堆，我给他缠得没办法，只好给他搬走了。
抗战爆发后，日军天天轰炸南京，我们把家迁到郊区乡下，没想到我的小女儿在乡下感染上大脑炎，医治无效死去。日军已逼近南京，国破家亡，我悲痛欲绝，携带顾的女儿和侄儿，逃难他乡。我曾在重庆上清寺、石桥铺生活过。
▲1948年前后的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
十一、“文革”中再遭劫难
解放以后，我先在妇联工作，后又调区政协秘书处工作直到退休。我与顾顺章结合的这段历史，是向组织交代过的，也告诉过我的第二位丈夫。丈夫朱君长期在国民党中央银行任专员、主任，曾被派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解放后要求反动党团骨干登记时，他自认为没有脱产从事反革命活动，没有去登记，被定为“违抗登记，表现不好”,以“反革命罪”判刑5年，刑满后正逢“反右”,又留在农场5年。
“文革”初期，一些单位对反省院出来的人进行调查，纷纷来向我了解情况，引起我单位造反派对我的注意。他们查阅了我的档案，认为我是个有大问题的人，开始对我审查，越审越怀疑，就对我实行抄家、隔离审查。他们批斗我时，要我交代：你和顾一起干了什么坏事？顾是你写信叫回国的，回国不久就被处死了，是否你与中统串通好整他？反省院是关押共产党人及政治犯的，你进反省院是什么问题？国民党关了你为何又保你出反省院？你被派进反省院干了什么坏事？为什么要收养顾的两个孤儿（女儿和侄儿）？……各种问题逼我交代，有些是我根本无法说清的。后来又把我整到“五七干校”,劳动很重，还要大会批，小会斗，刑讯逼供，我不知有多少次想到了死……
现在我已年过八旬，有三儿一女，都是大学毕业生，在京、沪、宁工作，晚年生活很幸福。历史是过去的现实，所以将我的亲身经历说一说。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