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春，上海法租界的一栋小楼里，李克农捏着那张写着“顾顺章叛变，速转移”的纸条，指尖微微颤抖。
每一个字都像重锤敲打着他的心脏。这位中共王牌特工很清楚，此刻的上海滩正酝酿着一场足以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狂风暴雨。
窗外夜上海的霓虹依旧闪烁，在歌舞升平的表象下暗流汹涌。李克农迅速整理好思绪，他此时必须立即通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快速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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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因严格的保密相关规定，他此时根本不知道周恩来的具体住址在哪里，又身在何处。在这一刻时钟的每一声滴答都牵动着无数革命者的生死。
时间回到3天前的武汉的新市场游艺场。当时正在上演一场活动，舞台上魔术师“化广奇”的表演正到了精彩环节，台下的观众掌声雷动。
可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在聚光灯下从容不迫的魔术师，竟是掌握着中共地下党组织全部核心机密的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
在大庭广众之下特务的枪口抵住他的额头时，台下观众还以为是表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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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叛徒王竹樵阴笑着说出“顾科长，久违了”，顾顺章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这个曾经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队”负责人几乎是没有作任何抵抗就选择了叛变。
顾顺章的叛变如同一块巨石重重的砸在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千层浪。他不仅供出了武汉20多处联络站，更扬言要亲自带领特务直扑去上海，将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
他对着审讯的特务得意地说道：“我知道瞿秋白住在哪里，只要到了上海我就能把他们全部指认出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关键人物改变了历史走向：他就是潜伏在国民党特务头目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
4月25日晚正在值班的钱壮飞接连截获了6封从武汉发往南京的绝密电报，每封都标注“徐恩曾亲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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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着特工的敏锐直觉，钱壮飞冒着生命危险用之前偷拍到的密码本破译了这些难度极高的电报。当“顾顺章已叛变，要求面见蒋委员长”的字样呈现眼前时，他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事关重大，钱壮飞不敢轻易动用电台，他立即派女婿刘杞夫连夜乘特快列车赶往上海亲自向李克农报告。
4月25日夜晚，当李克农接到情报时，距离顾顺章被俘已过去整整24个小时。
他试图立即与情报科科长陈赓取得联系，可那天偏偏不是预定接头的日子。李克农此时心急如焚，但却不得不保持冷静。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灰缸很快堆成了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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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4月27日凌晨，通过江苏省委交通站的协助，李克农终于将这生死攸关情报传递了出去。
接到消息的周恩来当机立断，组织中央机关连夜转移。当国民党特务按照顾顺章提供的地址扑向各个秘密据点时，看见的只剩下空荡荡的房屋和烧毁文件的纸灰。
事后陈立夫曾不无遗憾地感叹道：“就差那么一点点，没有抓到周恩来！太可惜了！”
而周恩来在后来的回忆中也坦言道：“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中，还有一条不为人知的暗线也在悄然展开。当李克农忙于保卫党中央的紧急任务时，他也同样为妻子和孩子们感到担忧，他的心里一直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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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报传递后，李克农这才想起自己没有把消息告诉妻子赵瑛，她和孩子随时都有可能落在国民党特务的手中。他匆忙赶往位于闸北的家中。
远远地他就发现情况不对：他家门口的弄堂里挤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察与军人，邻居们躲在门窗后窃窃私语。
李克农连忙拉下帽檐盖住自己的面孔，此时他的内心虽然心如刀绞，但也只好先行离去。
幸运的是，此时他的妻子赵瑛和两个孩子并不在家中。原来那天清晨赵瑛正带着两个儿子在菜市场买菜。回家时细心的她远远就发现家门口情况有异常。多年的地下工作历练让她养成了一种特殊的警觉。
赵瑛当即判断情况非常危急，断定李克农肯定出事了。她二话不说拉着两个孩子转身就躲进熙攘的市场人群中。
这位平日里温婉贤淑的女子，在危急关头展现出惊人的决断力。由于走得太匆忙，赵瑛身上一分钱都没带，只随身带了点简单物品。
在接下来的日子，赵瑛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在上海街头的流浪生活。白天，他们在菜市场捡拾被人丢弃的菜叶充饥，到了夜晚，露宿在荒凉的乱葬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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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岁的大儿子李治经常饿得直哭，赵瑛用草绳给孩子把腰紧紧束上，目的是为了缓解饥饿感，在坟堆里的时候，赵瑛就教孩子用树枝在地上写“中国”二字。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小儿子李伦怯生生地问道。
赵瑛抚摸着孩子的头轻声说：“因为爸爸在做很重要的事，我们在保护他。”
整整38天，赵瑛7次拒绝路人施舍的肉包子。并不是不饿，也不是不感激，而是她深知特务手段的卑劣：在食物中下毒，然后跟踪取食者，顺藤摸瓜找到更多革命同志。
每一次拒绝都需要莫大的毅力，每一次看着孩子们渴望的眼神她的心都在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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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赵瑛母子流浪的同时，上海地下组织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大批共产党员被捕，联络点也相继被摧毁。整个上海的地下工作陷入瘫痪。
有一天在闸北区的一座破庙附近，出现了一个非常蹊跷的景象：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乞丐带着两个孩子，日日守在废弃联络点附近捡菜叶。
这个女乞丐不同寻常，她虽然衣衫褴褛，但眼神中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坚毅。
地下党员宫乔岩发现了这一情况后上报组织。多数人认为这很可能是特务设下的陷阱：利用妇女儿童做诱饵，企图引出残存的地下党员。
但宫乔岩总觉得这个女乞丐有些面熟。经过几天的暗中观察他决定冒险靠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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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清对方的面容时，这个铁打的汉子不禁流下了眼泪：眼前这个衣衫破烂、面色憔悴的女子，竟然是李克农的夫人赵瑛！“嫂子，是你吗？”宫乔岩声音哽咽。
赵瑛抬起头，愣了一会儿，当她认出是丈夫的战友后，泪水瞬间夺眶而出。然而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却是：“老李和同志们都安全吗？”
当交通员找到他们时，看到她们的样子后所有人都红了眼眶。
赵瑛母子已经被饥饿和风霜折磨得不成人形，但她的第一关切仍然是革命同志的安全。
当李克农收到妻儿安全的电报时，他突然失声痛哭！心里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过了一个多月，按照党组织的计划安排，赵瑛来到黄浦江边和李克农见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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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南京的顾顺章正享受着叛变后国民党给予的洋房汽车、高官厚禄，而在上海的破庙里，赵瑛用《三字经》给孩子启蒙，用草绳系住他们对革命的信仰。
赵瑛与李克农的爱情，始于1917年9月的芜湖。18岁的李克农与19岁的赵瑛结成伉俪，从此开始了他们风雨同舟的44载。
赵瑛是芜湖光华照相馆老板赵筱舫的独生女，家境优越。她从小被父亲送进芜湖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成为当地第一批进入该校读书的女生之一。这样一个大家闺秀本可选择安逸的人生，却义无反顾地跟随李克农走上了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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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进步青年李克农凭借出众的才华成为当地的学生领袖。对此思想同样进步的赵瑛不但没有反对，反而变卖自己的首饰，全力支持丈夫的革命活动。
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下达通缉令，悬赏5万块大洋要买李克农的人头。赵瑛通过在警察局做顾问的单志伊迅速得到内情。
当时她已有身孕却不顾一切冒着倾盆大雨寻船过江，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跌跌滚滚奔跑了4公里，终于及时将情报送到。
由于赵瑛早半个小时报信，敌人的抓捕阴谋破产了。这是李克农在赵瑛帮助下送出来的第一份情报，也是他们革命生涯中无数次生死与共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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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初，以李克农为首的“中共三人特别小组”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党组织安排赵瑛带着李伦和哥哥李治到上海做掩护工作。
在那些危机四伏的日子里，赵瑛经常带着孩子在门外玩耍，实则是为丈夫放哨，她还帮助李克农保管文件、抄写情报，成为丈夫最可靠的助手。
1931年5月下旬的一个黄昏，黄浦江畔雾气朦胧。身着一件大衣的李克农站在堤岸上，焦急地等待着什么。这一个月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妻儿的安危。
不一会儿，一个牵着孩子的女子出现在视线中。李克农快步上前，深情地望着眼前这个瘦削的女人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半晌才艰难地挤出一句话：“你受苦了。”
赵瑛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泪水夺眶而出。而李克农也眼含热泪，一时间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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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短暂的见面后，李克农告诉赵瑛自己要去中央苏区，要她带着两个儿子回芜湖老家。由于时间紧迫两人只是相互叮嘱便匆匆分手，从此失去联系长达3年之久。
在老家芜湖，赵瑛靠着当小学老师的微薄收入支撑全家。在最困难的时候她甚至要借债才能勉强度日。但她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始终坚信丈夫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
1934年的一天，赵瑛终于接到了李克农从江西辗转寄来的一封信。当知道李克农安然无恙时，全家欣喜若狂。这封迟来的家书，成为支撑赵瑛继续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头条创作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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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经过艰难跋涉，赵瑛带着孩子们终于抵达了延安。一家人团聚的喜悦难以言表，他们特意在枣园的窑洞前拍了第一张全家福。
照片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些曾经的苦难在这一刻都化为珍贵的记忆。
1961年1月，赵瑛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在妻子去世后，李克农找到一张夫妻俩于1940年在桂林八办拍的合影，在照片后面写下了一段深情的悼词：“瑛，你走了，我的世界缺了一半！
赵瑛去世1年后，李克农于1962年2月9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