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典制所见，明代制度，冕服不用方心曲领。但朝鲜《燃藜室记述》记建文三年（1401）朝鲜国王受赐的冕服中却有此物，《增补文献备考》所载亦同。而朝鲜《国朝五礼仪》所见，永乐元年（1403）和景泰元年（1450）受赐的国王和世子的冕服中也都有方心曲领，并绘有插图。永乐元年、景泰元年所赐冕服相应的原始文书，见于《朝鲜王朝实录》，实录所记巨细无遗，不过未见有方心曲领。《国朝五礼仪》据《朝鲜世宗实录》所附《五礼》增改而成，并于成化十一年（1475）刊行。《五礼》所记国王冕服中也不见方心曲领。世子与文武官虽有方心曲领，但其时均用祭服，世子尚无冕服。那么，朝鲜冕服亦用方心曲领，是否为明代制度的某种反映呢？
《国朝五礼仪》殿下方心曲领
方心曲领为祭服上的重要配件。祭祀，无疑也是冕服的重要服用场合。嘉靖六年（1523）四月，大学士杨一清题为祭服事，题称奉敕内阁“朕惟斋明盛服以供祭祀，国之重典，而祭服乃章之重焉。今衮冕之服，祭服也，被之以祀天享祖”；八年，明世宗欲更定冕制，下内阁诸臣讨论，大学士杨一清、桂萼、翟銮等奏称“衮冕之服，天子所以祀天享祖、承上下神祗，与他服不同，诚至重焉者也”。据此，明代冕服亦为祭服。朝鲜冕服，最早使用于朝鲜太祖三年（1394），其服用场合为“奉祀朝觐”，祭祀亦为一端。《朝鲜中宗实录》所见，亦有“冕服，祭服也”，“且虽冕服，而方心曲领，乃祭时所用也”等记载。中宗时行望庙礼，也曾以“此亦大祀，一例用方心曲领似当”，着冕服用方心曲领行礼。宣祖时，谏院参劾尚衣院“亲享圣庙，其礼极严。各该有司所当恪谨曲尽，俾无窘迫颠倒之患，而钦赐冕服，初无方心，而尚方不察，不为预造，及其临祭，至勤圣敎，终致欠阙，苟简行礼，不职极矣”，可知其时朝鲜祭孔也用冕服加方心曲领。
《正祖健陵迁奉都监仪轨》方心曲领
《明宫冠服仪仗图》皇太子方心曲领
方心曲领的式样，《五礼》所载世子祭服上的方心曲领，乃用襻扣结系并后附垂带的式样。《国朝五礼仪》中两套冕服的方心曲领也是用襻扣的形式，但左右两边有红、绿二色下垂的饰物，文中称为“缨”。明代方心曲领的图像则不用襻扣，只用系带结系。《明宫冠服仪仗图》所见，方心曲领用以结系的两根系带一为红色、一为白色。察其图式，使用方心曲领时，红、白两根系带当垂于项后。而朝鲜冕服所用方心曲领，红、绿二缨则垂于胸前。冕服用方心曲领，虽然典制未载，但张孚敬《谕对录》对此却有反映。张孚敬在回奏明世宗问及方心曲领名义时言及：
夫方心曲领若有名义，史志焉有不传，且今以白罗寸许为圜领加于祭服之上，与曲领之制既已不同，又以红、绿带各寸许长二三尺后交结垂于背后，不知何谓。兹奉圣谕，臣因取礼部题稿看详，其采司马光说既未及详，且谓以其义取规矩，可备斋明，则天子郊祀尤不可废。以其制出俗传，有妨法服，则臣下之祭服不宜独用，词若两可，义未取裁。圣谕谓若以为取规矩之义，以事大祀则不可缺。若谓非古制，便可弗用。
方心曲领的其样式“以红、绿带各寸许长二三尺后交结垂于背后”，正与《国朝五礼仪》方心曲领“旁有两缨，左绿右红”的记载契合。不仅如此，察其奏对，天子郊祀时用方心曲领，而天子郊祀正是明代冕服穿着的场合。嘉靖改制前，着冕服用方心曲领行祭天之礼，似亦由来已久。张孚敬在奏对中认为群臣祭服、天子冕服所用方心曲领“非古制则俗传”，“在礼诚所宜厘正”。嘉靖年间群臣祭服方心曲领的革除，见诸史传，为人所熟知。而天子冕服于郊祀之时曾用方心曲领这一事实，后遂湮没无闻。由此，亦可证明《国朝五礼仪》所载冕服用方心曲领一事应有所依据，对明代制度当是一定程度上的真实反映。
孝明世子睿真 韩国国立古宫博物馆藏，可见方心曲领绿缨
孝明世子睿真（另一本） 韩国国立古宫博物馆藏，可见方心曲领部分红缨
纯宗写真 村上天真摄
《国朝五礼仪》虽记有冕服用方心曲领，但其书刊行后，朝鲜也并不是所有穿着冕服的场合都用方心曲领。方心曲领成为朝鲜冕服上的固定配件，或在朝鲜后期英祖改制之后。《承政院日记》记云：
上曰：衣服之制，未可知也。方心曲领，常时则无之，祭时有之，且不着靴，此亦有义意欤？（金）在鲁曰：从便故不着靴矣。上曰：《五礼仪》亦无用于祀之文，而惟祭时用之，兵判知此义耶？洪启禧对曰：臣曾未讲究矣。（洪）凤汉曰：既无用于祀之文，则徧用无妨矣。上曰：兵判何独于此未及知耶？仍命史官出去分付儒臣，考出杜氏《通典》方心曲领所用之本。而又教曰：儒臣持杜氏《通典》入侍。
朝鲜冕服祭祀之时有方心曲领，常时则没有，这也正与嘉靖改制之前的制度无悖。此后，方心曲领似成为朝鲜冕服上的固定配件，并一直延续至大韩帝国及日帝强占时期。从朝鲜后期睿真与写真上，均可见到冕服上方心曲领的踪影。
参考文献：
《明代朝鲜冕服研究——以〈国朝五礼仪〉为中心》，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七辑，中华书局，2018年，123—141页。
撰文｜乐浪公 审稿｜阿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