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有明代冠服、仪仗的设色图式6册，后以《明宫冠服仪仗图》之名出版（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编：《明宫冠服仪仗图》，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此书是明代早期彩绘原本或抄本的残本，全书线装成册，共一函六册。一、三、四册，彩图与文字并见，二、五、六册，全为彩图，不见文字。此书第三册末页钤盖篆书“高士奇图书记”长方形章，首册首页钤有行书“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方形章和行书“康生之章”长方形章，他处并有篆书“长乐郑氏藏书之印”长方形章，可知先后为高士奇、郑振铎、康生递藏。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所藏正本之外，早年因编写定陵发掘报告需要还录有一副本，现藏定陵博物馆，为一函七册。除装帧册数、纸张、颜料有别外，色彩、纹饰、装订顺序及墨笔文字与原书无异。
《明宫冠服仪仗图》书影及其藏书章
1978年，国家文物局主持在故宫博物院举办康生所藏文物古籍展览，《明宫冠服仪仗图》在展出之列。当时，故宫图书馆曾将此书复印一份留存并入藏故宫图书馆，其后以《中东宫冠服》一名渐为世人所知。《明宫冠服仪仗图》全书共有彩图317幅，其中冠服图235幅、卤簿仪仗图和大射礼仪图共82幅。彩图部分题有图名，但大部分未具题名。全书文字部分，是对后妃诸王等冠服制度的详细介绍，依次为中宫冠服、东宫冠服、亲王冠服、世子冠服、郡王冠服、东宫妃冠服、皇妃冠服、亲王妃冠服（世子妃冠服同）、公主冠服、郡王妃冠服、郡主冠服等，彩图部分则是与文字所述冠服相应的设色图式，其中另有文字不存的乘舆冠服图。从内容上看，此书所反映的主要是洪武和永乐时期的冠服制度。
故宫图书馆复印本扫描件
在整理此书的出版前言中，整理者李之檀等人提到：
我们将这部分稿本文字表述（冠服制度的文字表述）与明万历年间申时行奉敕重修的《大明会典》中的文字表述进行比对，发现我中心所存《明宫冠服仪仗图》稿本的图文，与《大明会典》的相关章节文字完全一致，而且稿本的绘图多于《大明会典》的线图。《大明会典》的著者申时行把这些几乎完全一致的部分，确定为“永乐三年”定制。
《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三年十月二十日，礼部进冕服、卤簿、仪仗图，并《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礼制集要》《稽古定制》等书。成祖曰“议礼制度，国家大典，前代损益，固宜参考，祖宗成宪，不可改更。即命颁之所司，永为仪式”。整理者据《明太宗实录》所记及《宪章类编》转录的这则记载，认为万历朝重修《会典》时判定永乐三年定制的依据即此。由此，崔然宇、温少华、金志园译注万历《会典》冠服制度时，也以永乐三年定制的史料来源就是《明宫冠服仪仗图》。
不过，察《明太宗实录》所记，《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礼制集要》《稽古定制》俱系洪武朝所编纂，与冕服、卤簿、仪仗图又均属“祖宗成宪”，冕服、卤簿、仪仗图显然也应该是洪武朝所绘制。所以，《明宫冠服仪仗图》的整理者曾提出“明永乐时的《冕服卤簿仪仗图》，最初应绘制于洪武时期”。《明宫冠服仪仗图》与冕服、卤簿、仪仗图的关系，整理者认为《明宫冠服仪仗图》稿本残本“应源于明永乐时的《冕服卤簿仪仗图》，虽然我们不能肯定的说它就是《冕服卤簿仪仗图》的残本，但它源自《冕服卤簿仪仗图》，并且是《大明集礼》、《明会典》的底本源头，应该是不错的”，却仍将稿本中的制文认定为永乐三年所定。《明宫冠服仪仗图》既然源自冕服、卤簿、仪仗图，而冕服、卤簿、仪仗图又“绘制于洪武时期”，那显然是洪武定制而非永乐定制，即便是永乐三年的“永为仪式”，也只能说是恢复祖制而非定制。
永乐三年所定衮冕之制，万历《会典》始见，而弘治朝业已成书的正德《会典》未载。正德《会典》成书、刊行在前，万历《会典》续成在后，永乐三年如确有改制，按理不当独见于后出之书。由于两部《会典》纂修的体例不一，万历《会典》所载制度定制的年分有的也与实际有所出入，即便真如万历《会典》所记有“永乐三年定”的制度，实际上也是早于永乐三年所定。由此，如果万历《会典》所记永乐制度的文献依据果真是《明宫冠服仪仗图》，那显然不是永乐三年所定。那么，是否有更为有力的证据呢？
明朝立国之初，高丽来附，太祖曾从其请赐给亲王等级的九章冕服。建文四年，朝鲜已代高丽立国，建文帝亦准国初所定规制颁赐朝鲜国王“亲王九章之服”。永乐元年，朝鲜国王请赐冕服、书籍，成祖“命礼部具九章冕服、五经四书”等赐之。成祖所赐冕服，具载《朝鲜太宗实录》，后又以图说的形式收于《朝鲜世宗实录》所附的《五礼》，及基于《五礼》编纂而成的《国朝五礼仪》。在这些域外之书中，永乐元年钦赐冕服的各个组成构件巨细无遗，均被详细开列，其中并无革带。永乐元年钦赐的这套冕服，按其制度，同于万历《会典》记载的永乐三年所定之制。关于这套冕服，《朝鲜太宗实录》还引录了明朝礼部的一则咨文。咨文提及永乐元年七月初三日，礼部钦奉圣旨，内云：
他（朝鲜国王）又奏请国王冕服及书籍，这是他知慕中国圣人之道，礼文之事，此意可嘉。冕服照依父皇旧例体制造，书籍整理给与他。
《五礼》所收永乐元年所赐冕服图式
“照依父皇旧例体制造”，表明所赐冕服遵用的是洪武制度。此外，还有一事，可作为永乐年间衮冕遵用洪武制度的旁证。永乐九年十一月十日，皇太孙加冠于华盖殿，此前礼部进冠礼仪注，议定皇太孙“冕服如皇太子，玉圭如亲王”。皇太孙衮冕之制拟于皇太子，也当是沿用洪武制度。洪武末年，皇太子已薨，时为皇太孙的建文帝年幼，而强藩在外，所以太祖定皇太孙衮冕之制如此。建文帝继位后，改皇太孙衮冕与王世子、郡王之制同，实则比太祖定制更为合理。不过，在礼部钦奉颁赐朝鲜国王冕服的圣旨中，成祖指斥建文帝“不仁不孝，故违祖训”。建文改制，有违祖训，靖难功成，成祖继位之初，布告天下“所有合行庶政”，内一条云“建文以来，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复旧制”。永乐三年，又谕“祖宗成宪，不可改更”。据此，无论是永乐元年所赐朝鲜国王冕服还是永乐九年所定皇太孙冕服，用的都是洪武制度。万历《会典》记载的所谓“永乐三年定”的冕服制度，实际上仍是洪武制度，只是具体为洪武何年所定，正德《会典》又何以不载，今已难得其详。
那么，万历《会典》所载“永乐三年定”的冕服制度，依据又是什么呢？嘉靖八年，世宗疑冕弁之制未合典制，遂命张璁议定更正古制冕服。此举由世宗起意，而张璁赞成之。嘉靖九年，礼部集议各王府所用衮冕冠服当改正者。在张璁及礼臣的奏对里，都提到了内阁所藏图注（内阁所藏图画，内阁所藏冕弁服制，内阁秘图）。其内容包括“冕弁服制”，也就是冕服、皮弁服，而其等第至少包括皇帝、亲王、郡王、世子（诸人均未提及皇太子）。从诸人的奏对中，可知内阁秘图所绘之制与《集礼》《会典》所记不同。秘图只图注大带而不见革带；皇帝衮冕衣八章、裳四章；中单之领不用织黼，黼文之数亲王、郡王、世子各有等差；锦绶以玉为环，施之绶间，不以织丝代玉；蔽膝，亲王、世子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郡王二章，无藻、粉米。对照《明宫冠服仪仗图》内所谓永乐制度中的冕服图式，皇帝衮冕衣饰八章、裳饰四章，亲王、郡王、世子中单上黼文用画绘且有等差，绶缀玉环不以丝织，蔽膝上章文亲王与世子四章、郡王二章，均与张璁及礼官所说内阁秘图上的情形一致。据此，《明宫冠服仪仗图》内所谓永乐制度中的冕服、皮弁服这部分图式，至少应在内阁秘图之列。
《内阁藏书目录》书影 “嘉靖间绘进”诸图
万历二十三年，孙能传、张萱等受命校理内阁藏书，编为《内阁藏书目录》。该书卷四图经部载录“嘉靖间绘进”诸图，内有《冠服》一册“皆中宫以下及郡主冠服式”，而《明宫冠服仪仗图》内所谓永乐制度中冕弁之外的图式恰是皇后以至郡主的冠服；《朝服图》一册“皆文武诸臣朝服、公服、常服衣履带笏之式”，《明宫冠服仪仗图》内所谓洪武制度中群臣冠服的图式恰也包括群臣的朝服、公服、常服。此《冠服》《朝服图》各一册或即《明宫冠服仪仗图》内相应的图式。其余《冕服图》《衮冕冠服图》，或亦见存于《明宫冠服仪仗图》，但难以遽断。至于未详绘制、进呈年月的《大驾卤簿》《中宫卤簿》《仪仗》册等，是否见存于《明宫冠服仪仗图》，已难考证。嘉靖年间诸臣议礼过程中，均未提及内阁秘图反映的是永乐制度。即便是以内阁秘图作为改制依据的礼官，在集议时同样也未提及内阁秘图所记制度的定制年代。如内阁秘图原有“永乐三年定”字样，世宗据古改制，张璁、杨一清等及礼官当有所言及，张璁、杨一清等也断不敢指其“讹谬”。
《明宫冠服仪仗图》内所谓永乐制度的制文，皇帝冕服，及皇太子以至郡王冕服、皮弁服、常服均未冠以“永乐三年定”字样，惟皇帝皮弁服、常服与万历《会典》一致，冠以“……年定”字样。正德《会典》所记制度“各以书名冠于本文之上”，而万历《会典》改此凡例，“皆称年分，不用书名”，才以“……年定”标示相应制度。此外，再就文本而言，万历《会典》记所谓永乐制度中的皮弁服，“玉佩、大带、大绶、袜、舄，俱如冕服内制”，此语不见于正德《会典》，却见于《明宫冠服仪仗图》。而正德《会典》所记，冕弁之服中至少大带、袜、舄三者之制不同。据此，嘉靖改制时，张璁等人提到的内阁秘图，原先并没有所谓永乐制度的文字表述，冕弁之服内玉佩、大带、大绶、袜、舄相同之制，也并非嘉靖改制的结果。见存于《明宫冠服仪仗图》中记述所谓永乐制度的这部分文字内容，当是万历间重修《会典》时所续入，并非原有。至于这部分内容的依据，文献阙略，已难考见。
1.李之檀、陈晓苏、孔繁云：《珍贵的明代服饰资料—〈明宫冠服仪仗图〉整理研究札记》，《艺术设计研究》2014年第1期。
2.최연우,원샤오화,김지원:《대명회전 만력본 관복제도 역주》(崔然宇、温少华、金志园：《〈大明会典〉万历本冠服制度译注》), 단국대학교출판부,2021.
3.徐文跃：《明代冕服的制度与实际》，赵丰主编，杨文妍副主编：《传承与引领：中国博物馆协会服装与设计博物馆专业委员会2023明代服饰论坛论文集》，东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85—111页。
撰文｜乐浪公 审稿｜阿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