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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瓷器（Kraak Porcelain）是中国外销瓷器的重要类型之一，主要流行于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初。其典型特征是以大小间隔开光、扇形、花瓣形或圆形等形式各异的开光装饰布满器物表面，开光内绘山水风景、动植物、吉祥纹样等，开光之间则以璎珞纹、锦地纹或缠枝花卉等填补，构图紧凑，装饰元素堆砌繁多又井然有序。克拉克瓷器以青花为主要装饰类型，产地以江西景德镇为主，亦见福建漳州窑产品，器形以盘、碗（杯）及瓶、壶为主流。本文所探讨的克拉克瓷器，皆为景德镇产品。

有关克拉克瓷器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早期，如今已取得许多重要进展。根据克拉克瓷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现与流布情况，可以确定它是专为外销而设计生产的一类民窑瓷器，因此，中国境内克拉克瓷器的出土就变得较为特殊。20世纪60年代以降，江西南城县一处墓葬遗址出土了克拉克瓷盘，但因社会环境动荡，资料未能发表，出土瓷器原物亦不幸丢失。至80年代中期，江西南城、广昌和会昌等地的墓葬遗址又再出土三件克拉克瓷盘，瓷盘的特殊风格及外销性质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此后，江西地区墓葬陆续出土克拉克瓷盘超过20件［见附表］。更有学者调查指出，江西抚州地区许多墓葬出土的克拉克瓷盘已流入市场，远超考古发现所披露的数目。随着实物资料的不断发表，克拉克瓷器在国内市场的流通与使用，已成为学界持续讨论的议题。主流观点认为，克拉克瓷器出现在江西部分地区的墓葬中，是此地接近外销瓷器运输路线，易于取得实物随葬的结果。在克拉克瓷盘集中出土的南城、广昌及会昌县境内，形成了以残次外销瓷盘随葬的风俗。近年，中国境内有关克拉克瓷器的考古发现取得新的进展，亦有学者重新整理并检视国内克拉克瓷器的使用情况，并强调克拉克瓷盘并非仅限于窑址、墓葬出土，其可能具有日用、丧葬及祭器等的多重功能，再次将克拉克瓷国内消费的议题带入我们的视野。

在以上讨论中，益宣王朱翊鈏及王妃合葬墓及其出土的克拉克瓷盘并未得到更多关注，有时仅以“万历三十一年墓”指称此发现。然而，笔者仔细查阅各时期发表的考古报告，研究克拉克瓷盘出现于此墓葬的时间、位置以及发挥的功能等，认为这座藩王墓葬出土克拉克瓷盘的现象并不寻常，其藩王的特殊身份及外销瓷盘的使用，值得再深入探讨。与此同时，在有关克拉克瓷的新发现中，故宫南大库、太原晋王府、江西淮王府、河南周王府等遗址以及清宫旧藏克拉克瓷器的披露，再次将此种外销瓷器与大明皇室成员相连接，为笔者思考相关议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基于此，笔者将重新检视益宣王及王妃合葬墓出土克拉克瓷盘的现象，连同境内考古出土及传世的同类瓷器及其遗址、收藏地点一并讨论，为理解克拉克瓷器在国内的使用及其角色功能提供新的思路。

益宣王朱翊鈏及王妃合葬墓位于江西南城县岳口公社游家巷，于1979－1980年间得到发掘，是当时第二座发现克拉克瓷盘的墓葬。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圹志内容，可知墓内一圹三椁室，分别葬有益宣王朱翊鈏（中室）、元妃李英姑（左室）及继妃孙氏（右室）。益宣王薨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于同年下葬，两位王妃早逝，于此时易棺更殓合葬。克拉克瓷盘出土于益宣王棺内，可以确定为万历三十一年或更早时期制作〔图一〕。

图一 青花花鸟纹克拉克瓷盘

江西南城明益宣王及王妃合葬墓出土

有关克拉克瓷盘出现在益宣王墓中的原因，过往研究较少单独讨论，一般以江西南城、广昌及会昌县一带流行随葬外销瓷残次品的说法为主流，认为是因当地接近外销瓷运输路线，容易以较低价格获得残次品，逐渐发展出以外销瓷盘作枕头（或称“寿盘”）随葬的独特风俗。然而，笔者检视瓷盘在藩王家族墓葬中所处的空间、与其他随葬品的组合及所发挥的特别功能后，认为以上观点可再商榷。益宣王朱翊鈏棺内出土的克拉克青花瓷盘，位于头侧，与旒冕、玛瑙冠、木梳、铜镜、玉佩及纸扇等物共置一处。由于此棺曾被盗扰，部分遗物不知所踪，考古报告并未对剩余遗物的出土位置详加描述。同墓的继妃孙氏棺内，同样在头侧摆放了瓷盘、凤冠、铜镜、折扇以及金玉饰件。由此可见，瓷盘的摆放位置似乎有规律可循。

笔者整理益藩王族墓葬出土瓷盘的情况并加以比较，发现经考古发掘清理的益藩王族墓葬中，除了一世益端王朱祐槟（1479－1539）及王妃合葬墓外，其余几乎都出土了瓷盘，且均位于墓主头部附近。再考其同出遗物及相对位置，发现瓷盘基本均与盛放冠冕有关［表一］。而瓷盘与墓主的相对位置有两种情况，在二世益庄王朱厚烨（1498－1556）及王妃合葬墓中，瓷盘均位于头下，似作枕头之用，并盛放冠冕，如继妃万氏“头部有一瓷盘作枕，盘内满盛金首饰，并有翠纸屑残渣及小珍珠，可能是衔珠凤冠的残余”。而在六世益定王朱由木（1588－1634）及王妃合葬墓中，瓷盘则位于头侧，如次妃王氏棺内发现瓷盘位于“头部稍偏左，内置鎏金银凤冠”。由此可以确定，益宣王及王妃合葬墓中出现瓷盘，源于益藩王族自成体系的殓葬制度，而这种以瓷盘盛放冠冕的做法至少在万历十九年（1591）的益庄王及王妃合葬墓中就已出现［见表一］。

表一 益藩王族墓葬出土瓷盘概况

进一步考察益藩家族墓随葬瓷盘的类型，有青花瓷盘及青瓷盘两种，皆产自景德镇窑场。青花瓷盘中，除益宣王以克拉克瓷盘入葬外，其余青花瓷盘皆以云龙纹装饰，纹样布局延续性很强，当中较完整者如益庄王及元妃王氏所出大小两盘，盘心皆绘正面五爪龙，外壁则绘二龙戏珠，底款书“大明嘉靖年制”，规格极高〔图二〕。而青瓷盘则皆为景德镇仿烧的龙泉青釉瓷盘，目前所见亦是集中于藩王及高官墓葬出土。据《明会典》记载，藩王薨逝后，其坟圹的营建、冥器的采办皆有定制，有工部及布政司的参与。嘉靖二十八年（1549）后，丧葬冥器多由封地所在省府出银，王府典宝所、典服所专责置办。由此可进一步确定，随葬瓷盘的选用经过仔细斟酌，并非随意为之。

图二 青花云龙纹盘

江西南城明益庄王及王妃合葬墓出土

益藩众王及王妃随葬瓷盘内所盛，包括众王的九旒冕、玳瑁冠、金簪，以及王妃的金凤冠、鎏金银凤冠和珠宝金银首饰［见表一］。以益宣王继妃孙氏头侧瓷盘内所盛金凤冠为例，制作精细，冠上满饰点翠珍珠三千余颗，装饰工艺与定陵出土同类型凤冠一致，规格极高。翚鸟尾上共饰金钿花二十余朵，冠两侧插有一对衔珠金凤簪，錾刻铭文：“大明万历庚辰（八年，1580）五月吉旦益国内宝所成造珠冠上金凤每只计重贰两贰钱八分正。”孙氏于万历八年六月册封为益王妃，可知凤冠专为孙氏册封而造。随葬的冠冕发饰代表墓主等级，属于礼服敛装的核心部分，是藩府典宝、典服两所关注的重点，那么用以盛装冠冕的瓷盘，等级亦不可小觑。因此，综合对益藩王族墓葬随葬瓷盘及其内容物的考察，可以推测，益宣王墓出土瓷盘，并非简单以外销瓷残次品入葬风俗的影响。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江西南城、广昌及会昌县境内出土克拉克瓷盘的墓葬，可确定纪年者，实以益宣王朱翊鈏及其王妃合葬墓为最早［见附表］，更减小了当地随葬克拉克瓷盘风俗影响的可能性。且该墓出土克拉克瓷盘的使用功能，与其他明墓亦有本质差别。因此应将益宣王墓出土克拉克瓷盘的现象，从地区葬俗的语境中剥离出来，独立看待。笔者认为，与地区葬俗相比，克拉克瓷盘在益宣王墓葬中的出土，与同时期皇室及其他藩王家族对克拉克瓷盘的使用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

长期以来，中国境内克拉克瓷器多集中出土于赣东南地区一带的明墓，本文仅举其中有待深入研究的个案，如位于江西广昌县千善乡大际村的天启元年（1621）吴念虚夫妇合葬墓。根据出土墓志及吴氏族谱文献记载，吴念虚官至福建布政司布政使。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是明清闽江流域及附近地区的一级行政机构，下辖八府、一直隶州及五十七县。布政使司衙门驻福州府，布政使则是一级行政区最高行政长官，秩正二品，位高权重。吴念虚夫妇合葬墓出土克拉克瓷盘共四件，两两相扣，置于墓主头下。两对瓷盘尺寸有别，大者口径约36厘米，小者口径约27厘米。由于墓葬是被盗后抢救性清理，瓷盘均已破碎，但由残片推测，瓷盘制作精细，胎体致密，釉面光洁，纹样细致，青花发色浓艳，均非残次品。四件瓷盘装饰风格统一，形制、胎釉及青花发色接近，推测为相近时间内制作，可见并非随意拼凑，很可能是特别置办的〔图三〕。墓内还随葬有楠木雕腰带、木骨泥金纸折扇、金玉饰品等，亦从侧面证明随葬品的精致与规格之高。

图三 青花杂宝纹克拉克瓷盘

江西广昌福建布政司布政使吴念虚夫妇合葬墓出土

无独有偶，在毗邻福建的广东地区，位于广州的明清广东承宣布政使司署址，亦出土数件克拉克瓷器残片，器形包括瓷盘及军持〔图四〕。明清广东承宣布政使司，是明清两朝在珠江流域东部和韩江流域等地的一级行政机构，下辖十府、一直隶州、八散州及七十七县，布政使司衙门驻广州府。该署址除克拉克瓷器残片外，还出土有质量较高的明清民窑瓷器，其中包括清代民窑专供外销的瓷器类型，如绘制有“柳亭纹”的八角形瓷盘等。可见广东布政使司衙门中使用外销瓷器的情形具有延续性。

图四 青花双鹿纹克拉克瓷盘

广州市明清广东承宣布政使司署址出土 作者摄

两处遗址的地点与性质有所差异，却同时反映出万历时期闽粤两地一级行政机构及官员使用克拉克瓷器的情形。相关遗址出土的克拉克瓷器皆制作精良，应属高档民窑瓷器，其使用亦非局限于墓葬。更特别的是，闽粤地区是明清时期海外贸易最为繁盛、文化交流最为频密的沿海地区之一，其最高地方行政机构及官员均使用境内甚少见到的克拉克瓷器，除相对内陆地区更易获得外，抑或显示出他们对高质量外销瓷器的重视与喜爱。

此外，近年故宫博物院披露的数件清宫旧藏克拉克瓷盘以及2014年南大库瓷片埋藏坑出土及采集的克拉克瓷器残片3件〔图五〕，也为理解克拉克瓷器在明代国内市场的角色与使用提供了重要参考。南大库区域曾是清宫瓷库库址所在，埋藏坑内出土瓷片，可与同出的木架及其上墨书内容相对应，证明其中的瓷器来源包括瓷库内收贮瓷器，与御窑瓷器共存的3件克拉克瓷盘残片很可能属于清宫瓷库遗物。这些在清宫贮藏的克拉克瓷盘，很可能先为明代皇室所用，于明清易代时进入清宫收藏。而目前已披露的清宫旧藏及宫内出土、采集的克拉克瓷器，皆为瓷盘，形制与装饰风格一致，均与益宣王及王妃合葬墓出土相类，为同类型克拉克瓷盘不凡的受众阶层提供了侧证。

图五 故宫博物院 清宫旧藏及南大库出土克拉克瓷盘

1. 清宫旧藏克拉克瓷盘 故宫博物院收藏

2. 克拉克瓷盘残片标本 故宫博物院南大库瓷片埋藏坑出土及采集

此外，远在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的赫图阿拉城遗址亦曾出土克拉克瓷盘数件。赫图阿拉城始建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建国号金，并在此称帝，赫图阿拉城成为后金政权都城以及军政、经济和文化中心，一直沿用至1619年迁都界藩城。1998年，城中“尊号台”及“驸马府”两处建筑遗迹得到系统发掘，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及生活用器，包括明代瓷器残片。这些瓷器残片集中于万历时期，有官窑制品，可能与努尔哈赤与明廷的互动关系密切。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被明廷袭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之后再获封都督佥事、龙虎将军。万历十八年（1590）至三十九年（1611）间，努尔哈赤亲身赴京朝贡受赏超过七次。因此，万历时期瓷器的大量出土，以及官窑瓷器的出现，很可能源自努尔哈赤在北京接受并带回的赉赏瓷器。而与此同出的3件克拉克瓷盘残片〔图六〕，结合清宫旧藏及瓷库所藏克拉克瓷盘的情况，不排除源自明廷赏赐的可能性。考古报告并未明确指出克拉克瓷盘残片的出土位置，但分析两处出土瓷器残片的建筑遗迹，“尊号台”位于城内核心位置，建筑规格亦最高，被认为是赫图阿拉城最重要的建筑“汉宫大衙门”所在。“驸马府”毗邻内城北墙，是城内除“尊号台”以外唯一的高台建筑遗址，规格亦非比寻常。由此，可以推测克拉克瓷器的使用者应在赫图阿拉城内陆位显赫。

图六 克拉克瓷盘残片标本

辽宁新宾县赫图阿拉城址出土

以上几处出土克拉克瓷器的遗址，在地域上非常分散，性质各异，但却反映出同一个事实：在我国内陆遗址发现的明代克拉克瓷器并非普通的民窑产品，它们的贮藏与使用，常见于皇室宫廷以及地方的高级行政机构，使用者包括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的官员、卫所首领，甚至宫廷及皇室成员。

各地明代藩王府址的陆续发掘及出土遗物的整理报告，将明代国内克拉克瓷器的使用与明代藩王及其家族成员紧密连接。20世纪80年代至今得到多次考古勘探及发掘的河南省开封市周王府官署遗址，曾出土两件青花松鹿纹盘〔图七：1、2〕。两盘虽不带开光装饰，却属于公认的克拉克早期风格产品，在1600年沉没于菲律宾海域的圣迭戈号沉船（San Diego shipwreck）中亦有同类瓷器出水〔图七：3〕。这是有关藩王府址出土克拉克瓷器的最早发现，但因其并无典型的克拉克开光装饰而被忽略。2022年，开封市双龙巷明末建筑遗址出土十余件典型克拉克瓷器，住宅主人与周王府关系密切，是值得关注的新资料〔图八〕。

图七 河南开封周王府遗址出土及圣迭戈号沉船出水早期克拉克风格瓷盘

1、2. 青花松鹿纹早期克拉克风格瓷盘 河南开封周王府遗址出土

3. 青花松鹿纹早期克拉克风格瓷盘 圣迭戈号沉船出水

图八 开封市双龙巷明末住宅遗址出土克拉克瓷盘

1. 青花鹿纹克拉克瓷盘

2. 青花花鸟纹克拉克瓷盘

3. 青花人物纹克拉克瓷盘

2012至2013年间得到考古勘探与发掘的江西省鄱阳县明代淮王府遗址，出土了典型的克拉克瓷器残片，其中4件得到发表〔图九〕。根据标本残存的形制与装饰纹样特征可以推测，4件皆为瓷盘，形制与装饰风格与益宣王墓所出、清宫旧藏及故宫南大库遗址出土相一致，内壁都是以填绘璎珞纹及锦地的柱形开光与填绘花卉杂宝纹样的扇形开光相间隔。

图九 克拉克瓷盘残片标本

江西鄱阳县明代淮王府遗址出土

2012年，山西省太原市食品街改造建设工地出土一批瓷器残片，当中包括一件克拉克风格的青花开光鹿纹杯〔图十〕。此杯花口，外壁八开光，内绘树石花草及鹿纹，鹿只两两相对，一只昂首奔跑，一只回首顾盼，相映成趣，为典型的克拉克风格。出土鹿纹杯的地点位于明晋王府遗址外城西南约150余米，根据发掘者判断，属晋王府填埋生活废弃物的一处灰坑。瓷杯的出土及其器底的青花“晋府宫用”款证明，明晋王府曾订制及使用克拉克瓷器。

图十  “晋府宫用” 款克拉克瓷杯残片

山西太原食品街出土

明正德时期，葡萄牙人首次航抵广东，开启了欧洲各国与明帝国的直接海上贸易。嘉靖、万历时期，随着西班牙、荷兰等国商人的陆续东来，引发了中国瓷器行销全球的热潮。与此同时，“官搭民烧”管理制度在景德镇推行，官方将无力完成的瓷器订单交予民窑生产，彻底打破官民窑界限。曾经集中于官窑的设计样式、生产原料及制作技术广泛流向民间，民窑产品日益奢华精美，生产步入极盛。16世纪后半叶的景德镇窑业，曾为新兴的欧陆市场提供质量上乘、设计巧妙、形式多变的精致瓷器。这些可与官窑媲美的精品，得到欧洲王室与权贵的喜爱与追捧。克拉克瓷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迅速流行，并于万历至天启时期（16世纪末至17世纪早期）大量外销。

考古发现证实，景德镇晚明时期活跃的各个窑址几乎都出土了克拉克瓷标本，甚至御厂窑址亦发现数量可观的克拉克瓷残片，可以推测晚明景德镇外销瓷器生产的空前盛况。景德镇观音阁窑址，是晚明时期克拉克瓷器生产的重要地点之一。窑址嘉靖地层出土青花五爪龙纹碗残片、刻有“嘉靖年制”款的白釉瓷盘残片等，瓷片胎釉及发色俱佳，与同时期官窑制品风格一致，为官搭民烧产物，表明其或曾承接宫廷订单。在经济利益驱使下，此类集官器、内销及外销民窑瓷器生产于一体的窑场，在晚明时期的景德镇并非少数。在这些积极参与克拉克瓷器生产的民间窑户中，应不乏技术水准高超、产品质量卓越者。万历至天启时期，这些窑户的产品曾供给皇室宫廷之用，亦是藩王府器用管理机构采买、置办高级瓷器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他们亦承接外销订单，应海外市场之需，大量制作克拉克瓷器。相对于一般民窑，他们更具能力生产出精致高级的外销瓷器，并透过已建立的供销渠道，流入宫廷及各地藩府。

景德镇窑户的生产，因应客户的差异，分为官窑瓷器、高级民窑及外销瓷器等不同类型，多元却有一定的秩序，这从出土及传世瓷器的流布现状可见一斑。有关明清时期特定瓷器产品专供外销的记载，亦见于中外文献及档案中。161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汉·彼得兹·科恩写给公司董事们的信中指出：“这些瓷器都是中国内陆很远的地方制造的。卖给我们各种成套的瓷器都是定制，预先付款。因为这类瓷器在中国是不用的，中国人只有拿它出口，而且不论损失多少，也是要卖掉的。”而活跃于清乾隆年间的江西景德镇人蓝浦于《景德镇陶录》载：“洋器，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载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可以看到，明末清初的外销瓷器是专为海外市场而设计生产，应海外订单而烧造，这也是造成外销瓷器与内销民窑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

有趣的是，在传世及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器中，可见到融合几种元素的实例，当中包括带有典型万历官款风格的“大明万历年制”楷书款的克拉克瓷盘，以及绘制精细龙纹的克拉克瓷器，见有托普卡比王宫博物馆藏〔图十一〕，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图十二〕，以及万历沉船出水者〔图十三〕等。这些瓷器所见款识书写工整流畅，龙纹绘制技巧娴熟，尤其是对正面龙纹的表现与同时期皇室御用瓷器及藩王府订制瓷器几近相同，唯龙爪数量有所区别，皆为四爪。可见，这些克拉克瓷器应皆出自有承接官窑及高级民窑订单的民间绘工之手。而同样的，他们生产的优质外销瓷器，或许亦得到了宫廷及藩王族群的关注，被有所选择地收藏、使用及随葬。此外，笔者认为，专供外销的克拉克瓷盘上对龙纹的呈现皆为四爪并非巧合，而是有意区分，其背后的动因和生产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图十一 正面四爪龙纹克拉克瓷盘

土耳其托普卡比王宫博物馆藏

图十二 正面四爪龙纹克拉克瓷盘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图十三 万历沉船出水龙纹克拉克瓷盘

1-2. 正面四爪龙纹克拉克瓷盘

3. 二龙戏珠纹克拉克瓷盘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邓明亮摄

上文有关克拉克瓷器生产的研究表明，景德镇官窑御器、内销民窑器及外销瓷器的生产其实并非壁垒分明，窑工应不同的订单要求生产各具特色的瓷器产品，亦会出现几种元素交汇的实例。其中，官窑或御用瓷器通常经皇室或宫廷赏赐进入藩王府，民窑瓷器则往往由王府自行采办，包括王府日用瓷器以及专用于随葬的明器等。藩王府内使用的克拉克瓷器，很可能是由府内典膳所、典宝所等专职机构受藩王及王族成员之命特别采买的。

藩王及王族成员如何看待克拉克瓷器，可由晋王府遗址出土的克拉克及五爪正面龙纹相结合的青花瓷杯得到重要启示。瓷杯外底以青花书“晋府宫用”四字双行楷书款，证明此杯是晋王府有关机构特别订制的器物〔见图十〕。此外，瓷杯内壁口沿处绘戏珠龙纹，可见五爪龙三条，间以火焰纹，内底绘正面五爪龙纹，发束由中间分开，龙身周围云气环绕。这种正面五爪龙纹，如上文所述，是克拉克瓷器中非常罕见的主题，却普遍见于各地藩王订制的龙纹瓷器中。与此同时，晋王府出土的其他带有龙纹的碗盘，更皆以此种正面龙的形象为内底装饰〔图十四〕，画风及精细程度非常统一，可以推测，晋王府订制的克拉克瓷器，是在藩王用瓷普遍规制下的变通。晋王府将云龙纹与克拉克风格相结合的订制品，表明克拉克风格的装饰纹样曾受到藩王及王族成员的关注、接受及喜爱，部分克拉克瓷器进入藩府，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结果。晋王府出土的克拉克瓷杯，器身带有锔钉，显示其曾破损，却未被丢弃，而是经修补后再使用，备受珍视。

图十四  “典膳所造” 款云龙纹瓷盘 残片标本

山西太原食品街出土

在益藩王族墓葬中出土的青花瓷盘，除益宣王墓的克拉克瓷盘外，其余皆为带龙纹装饰的瓷盘，益庄王及元妃王氏棺内出土的两件青花云龙纹大盘、益定王元妃黄氏棺内出土的青花云龙纹盘残片，均是以正面五爪龙纹为内底纹样，时间由万历十九年（1591）或更早时期延续至崇祯七年（1634），装饰风格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在这些发挥同样功能的瓷盘中，出现了克拉克风格，如同晋王府龙凤纹瓷器中一件克拉克瓷杯的特例，有无可能也是益宣王府主动选择的结果？

《明史》记载益藩诸王，强调益端王、庄王及恭王皆朴素俭约，所积府藏至宣王时被消耗殆尽，悉数花费在结交、招待宾客、与各国互通往来中：

益端王祐槟，宪宗第六子。弘治八年之藩建昌，故荆邸也。性俭约，巾服浣至再，日一素食。好书史，爱民重士，无所侵扰。嘉靖十八年薨。子庄王厚烨嗣，性朴素，外物无所嗜。三十五年薨。无子，弟恭王厚炫嗣，自奉益俭，辞禄二千石。万历五年薨。孙宣王翊鈏嗣，嗜结客，厚炫所积府藏，悉斥以招宾从，通聘问于诸藩，不数年顿尽。三十一年薨。子敬王常嗣，四十三年薨。子由本嗣，国亡窜闽中。

文献中记载宣王耗费府藏于“通聘问于诸藩”上，这里的“诸藩”很可能指臣服于明廷的东西洋诸藩国。如若属实，证明益宣王对于海外诸藩国有着特别的兴趣与关注，其收藏、使用与随葬克拉克瓷器很可能是对于带有异域风情装饰的外销瓷器的特别喜爱。而值得关注的是，在益宣王棺内，与克拉克瓷盘同出的还有一块棉布，幅宽0.75米、长13米，布上墨书“西洋布”三字，是目前所知唯一明代进口棉布实例。

益宣王活跃的万历时期（1580年袭封－1603年薨逝），正值欧洲各国商人、传教士纷纷东来，通过海洋建立起跨越东西半球的庞大贸易及文化交流网络，世界各地的互动往来空前频繁与直接。文献证明，居于内陆的藩王及王族成员，亦曾积极参与这场东西文化与商贸交往的空前热潮，而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便是与来华外国传教士的互动往来。根据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记载，他暂居江西期间，曾与南昌王族频繁互动，建立起深厚情谊：

⋯⋯这两个人毫不迟疑地要跟外国人交朋友。其中一个叫作建安（Chiengan）王，另一个叫做乐安（Longan）王。没有任何人，哪怕是当官的，配得上这两个人中任何一个的拜访，然而他们都派了管家带着重礼去邀利玛窦神父到他们的宫里去。这是真正的王宫，论规模和建筑，论园林的设计和美观，都称得上富丽堂皇，而且有着王室仆从和设备。

建安王首先发出邀请，他的接待更为动人，那是在宫殿内举行的，主人穿着全副王袍，头戴王冠。先请客人坐下，再按习惯请喝茶，以表示他们的友情和礼貌⋯⋯客人先献礼，礼品中有中国人所珍视的欧洲物品。⋯⋯但这并没有使建安王相形逊色。他的慷慨的确胜过神父：赠礼有丝料、各种重量的银器、丰富的食品，赠送时还有必要的排场和王室的礼仪。

⋯⋯两王中友谊较持久的是建安王，直到他死时又把友谊遗传给了他的儿子。当父亲在世时，利玛窦神父是他家的常客，每逢他赴宴，他的主人总要酬赏轿夫并赏钱给他的仆人。正是用这样的姿态，他们时常对客人的光临表示自己的愉悦。

利玛窦在江西暂住时亦曾居于南城，正是益藩封地府治所在，亦正值益宣王在位时期。与王族交好的利玛窦，是否在南城亦得到如上文记载中的礼遇，而与益宣王有过某种交往。利玛窦于1601年抵达北京觐见万历皇帝，携带的进贡礼物包括“大西洋各色腰带计四条，大西洋布与葛布共五匹”，可见传教士的献赠，是万历时期获得西洋布匹的一个重要来源。除益宣王墓出土的西洋布之外，在南城县益藩罗川王族的随葬典服清单（万历二十一年，1593）中，亦提到“白西洋布衫一件、白洋布单中衣一件”，可以肯定益藩王族于更早时期已经获得及使用了进口的西洋棉布。学者根据利玛窦在华的活动轨迹，甚至推测进贡给万历皇帝的西洋棉布与益藩王族墓葬中出土的西洋棉布可能均由利玛窦带入中国。益宣王墓出土西洋布实物及王族成员的典服清单中提及的西洋布制品，足以证明益藩王族成员在中西物质与文化交流中十分活跃。

万历以降，各地藩王及王族成员与外国传教士交往甚密，除就诸多学科交流、激辩之外，亦有王族成员皈依天主教，如江西南昌的四位王爷、山东青州的宁阳王、河南开封的周孝王等，可藉由文献记载，想象诸王对于西洋文化与宗教的关切与热情。上文中提及各地藩王与传教士见面，均会互赠礼物，出现在皇室旧藏、皇族成员府邸中的部分克拉克瓷器，有无可能是作为赠赏礼物而采买入藏的。这些克拉克瓷器均显示出高于一般民窑产品的品质与优越性，当中体量较大的一类，出现于清宫旧藏、赫图阿拉城址、淮王府址及益宣王墓，以放射状分布的扇形开光为特色，以璎珞及锦地纹装饰的柱状开光相间隔，共计八组，内底则以不同样式的锦地纹勾勒出花瓣形轮廓，内绘山石花鸟等主题纹样。器腹内外壁模印出开光形状，以青花线条精细勾勒，填色浓淡有致，口径在30厘米以上。这种精细制作的大盘，在海外市场亦属于最昂贵、高级的一类中国外销瓷器，属于最受外国人欢迎的礼物之一。

结合上文所述，笔者认为，克拉克瓷器在国内市场的使用确属罕见，但部分较为精致、等级较高的克拉克瓷器曾进入到皇室宫廷、藩王贵冑的府邸以及地方高级行政机构中，被收藏、使用以及随殓入葬。使用者如何看待这种行销海外的独特风格，是探讨克拉克瓷器在国内使用的重要议题，对于不同个案的充分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益宣王的案例中，克拉克瓷盘的随葬，根据时间判断，早于赣东南地区以残次外销瓷盘入葬风俗的流行，参照随葬器物的组合及功能，可断定属于益藩王族以瓷盘盛装冠冕的独特殓葬方式的实践。而相对于益藩王族墓葬中普遍使用的龙纹青花瓷盘及青釉瓷盘，克拉克瓷盘的随葬，很可能是益宣王或王府殓葬机构主动选择的结果。结合实物资料及文献记载，益宣王曾使用罕见的进口西洋棉布，这不仅反映出他对于海外物质文化的认知与热忱，亦彰显出他作为明帝国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所拥有的独特权势，以及超越文化与国界的影响力。晚明时期，在各地藩王贵冑、文人士夫积极结交外国传教士，了解西方文化与知识，互通礼物的热潮中，拥有最高品质的外销瓷器亦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这件与西洋棉布一同随葬、用以盛放冠冕的高级外销瓷器，无论曾经是日用瓷器、备赠礼物，或是专为随葬而置办的明器，都反映出益宣王在与世界互动中的独特角色与影响力。

附记:此文是在2021年台湾“中研院”主办“明清研究国际研讨会”以及2023年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与文物馆合办“藩王与瓷器：明代藩王瓷器生产与消费研讨会”两次报告的基础上成型，感谢各位师友提供宝贵意见。文中有关清宫旧藏及相应出土资料蒙故宫博物院王光尧先生赐告，开封市双龙巷明末建筑遗址出土资料蒙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万军卫先生赐告并提供图片，研究过程中，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肖发标先生安排考察淮王府遗址，特此致谢。

附表 江西南城、广昌及会昌县境内出土克拉克风格瓷盘墓葬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责任编辑：郭洋梦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