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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尚】周初姜姓部族长，字望，一说字子牙。武王伐商时，被尊为师尚父。在牧野会战中，受命向商王纣挑战，歼敌立功。成王时封于齐，建都营丘（今山东淄博东）。授以征讨五侯九伯的特权，地位在各封国之上。
商王朝进入公元前13世纪以后，在几个残暴荒淫的君主统治下，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到了约公元前11世纪的最后一个君王纣王执政时，俨然到了灭亡的边缘。
据史书记载，商纣王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生性聪明，知识渊博，善于辞令，并且力大过人，勇敢非凡，能徒手与野兽格斗。也正由于如此，养成了他孤傲自大、目中无人的性格，无限的权力，又使得他这种性格发展为惊人和残暴。
他的生活极其奢侈，好酒淫乐。即位之后，大兴土木，在南至朝歌，北到邯郸的广大土地上，修建了许多豪华的行宫别墅，把从全国搜刮来的金银财宝、粮食名马存放在里面，还修建了酒池肉林，组织男女在其中裸体相逐，狂欢终日。
为了对付人民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者，他制订了严酷的刑罚，其中最有名的是炮烙刑和脯刑。炮烙刑是在空心的铜柱子上涂上油，点火烧得通红，然后把受刑之人赤身绑在铜柱子上烫烙。脯刑是将人活活地割成肉条，然后烤晒成肉干。其残忍程度可想而知。
对外方面，纣王推行穷兵黩武的政策。连年发动征讨东夷战争，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全国上下怨声载道，整个大商王朝已陷于分崩离析的绝境。
就在商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今天的陕西一带，一个开始并不起眼的古老部落——臣属于殷的周族崛起了。该部落在首领的精心经营下，到季历执政时期已发展为商王朝西方一个强大的方国。周的发展对商王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遏制周族势力的扩张，商王杀死了周族首领季历。季历死后，儿子姬昌继位，他就是周文王，以其雄才大略和推行仁政而载誉中国史册。
姬昌的最终目的是推翻暴虐无道的商王朝。为了达到这一战略目的，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到处罗致人才，大力发展经济，推行仁政，争取民心。这些政策推行后，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国力大增，在民众和诸侯中威望甚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有识之士，为实现平生抱负，竞相奔赴。作为灭商兴周的战略总设计师，被称为中国谋略学开山祖师的吕尚，就在此时登台亮相了。
吕尚，作为一代谋略开山之祖，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三大特点：超人的智慧、矢志不移的求学精神、饱经人间沧桑的社会阅历。他的先世为贵族，到他那一代家道已衰落，被迫沦为平民，以杀牛卖肉、做酒生意为生。出身贵族，使他有机会得以洞察统治集团内部的优势与弱点；身为平民，又使得他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物，对人情世故了如指掌。他还曾多年在商王宫中当过职低位卑的吏卒，因而得以了解商王朝的腐败和无道。虽然身处逆境，怀才不遇，但他仍然勤奋苦读，孜孜不倦地探究古今政治演变和军事斗争的成败得失，以期将来有机会施展自己的经天纬地之才。但这种机会，直到已达七十多岁的古稀之年才来临。
当时，姬昌正求贤若渴。吕尚听说后，探听到姬昌常到渭水边游猎，于是，他特意装扮成隐士，垂钓渭水等候。
一天，吕尚又在渭水磻溪垂钓，恰值姬昌到此游猎，两人不期而遇。姬昌发现吕尚的鱼钩并不在水中，而在水面之上三尺处，钩上也无钓饵。姬昌感到这是个奇人，便恭恭敬敬地问道：“别人垂钓均以诱饵，钩系水中。先生这般钓法，能钓得住鱼吗？”
吕尚慢慢答道：“世人皆知纣王无道，可是西伯长子就甘愿上钩。纣王自认为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可是硬让散宜生的奇钩钩住，放跑了有取而代之之心的西伯昌。”
姬昌一眼看出吕尚非寻常人物，连忙施礼道：“希望先生能告诉我您的大名。”“在下乃老朽吕尚。”于是，在姬昌的再三恳求下，吕尚纵论了天下大势，治国良策。
吕尚说，治国之道以“三常”为本，一是国君以举贤为常，二是官员以任贤为常，三是士人以敬贤为常，也就是广泛发现人才，善于使用人才。姬昌深为吕尚的渊博知识、真知灼见所折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亲自把吕尚扶上车，拜为军师，掌管全国的政治、军事，辅佐自己谋取天下。从此，吕尚遇明君而得以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
在吕尚的辅佐下，姬昌采取了一些富民强国的政策。很快，姬昌的做法引起了东部诸侯的关注和不安。其中，商纣王的亲信崇侯虎向纣王告发了姬昌。纣王听说后便将姬昌囚禁在羑（yǒu）里（今河南汤阴北）。
姬昌被囚禁后，吕尚等大臣都非常焦急，迅速研究营救对策。他们根据商纣王听信谗言、贪恋女色、性喜游猎等弱点，投其所好，千方百计寻找美女，搜集奇珍异兽，买通商朝佞臣费仲，然后进献给纣王。纣王为财色所惑，释放了姬昌，并赐给他特制的弓矢斧钺——一种专擅征伐大权的象征。这对姬昌来说，无疑是一种意外的收获。有了这种权力，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征讨不归附周的部落和方国。
姬昌被囚事件，给了吕尚以深刻的教训。作为胸怀韬略、腹隐机谋的战略大师，他基于商强周弱这一基本形势，认为要想灭掉商，必须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他要姬昌对商王朝采取百般恭顺的态度，极力隐藏自己的真实企图，欺骗麻痹纣王，使之放松警惕。暗中扩展势力，待羽翼丰满，再寻找有利时机，谋取天下。
姬昌采纳了吕尚的建议。他率领叛商的诸侯朝觐纣王，并且在自己方国的首都建造豪华的住宅，挑选美女放在自己身边，以此装作不问政事，专事享乐。对此，纣王信以为真，认为姬昌已悔过自新，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了，放松了对周国的控制，这就为周扩大自己的势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吕尚这种韬光养晦的策略为后来历代政治家和军事家所奉行。
如何获得人民的支持，是强周灭商的一个根本问题。吕尚对这一点认识非常深刻，他在同姬昌探讨天下盛衰的规律时提出：“爱民”是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民心向背是关系一个国家兴衰荣辱的根本，姬昌对此深表赞同。他在用刑罚控制人民的同时，积极推行“仁德”政治。在商纣王释放他后不久，他就向纣王提出，以洛西之地献给纣王，请求废除炮烙之刑。此举妙在以退为进，一方面向商王朝表示诚心臣服，消除纣王的戒备心理；另一方面也是讨好商朝臣民和四方诸侯，借以赢得人心。
有一个典型事例，可以看出姬昌在笼络人心方面可谓用心良苦。有一次，在挖沟开池时，发现有死人骨骸，姬昌提出重新埋葬，而主事的官吏认为这些人是无主的，无需如此。姬昌正色道：“有天下的人，他就是天下的主人；有国家的人，他就是那个国家的主人。我本来就是他们的主人。”于是，命令手下的人用衣棺加以厚葬。这事一经传开，民众都说：“西伯（姬昌）恩泽施及枯骨，更何况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由此，姬昌更加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周的祖先是靠发展农业起家的，姬昌继承祖先的事业，重视农业生产，禁止饮酒打猎，实行“裕民富国”的政策。具体措施是实行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税，八家各分得私田数亩；大小官吏都有分地，子孙承袭，作为俸禄。这些措施的实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培植了国力，为灭商打下了经济基础。
在外交策略上，极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争取诸侯国。当时，虞国（今山西平陆）和芮国（今山西芮城）为争夺田地发生争端，他们都是商王朝的属国，但不找纣王，而来找周裁决。姬昌用“仁让”之法，妥善地解决了两国的纠纷，并使之成为周的与国。这件事扩大了周国的政治影响，河东的小国纷纷前来归附。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诸侯国与周为敌。对此，吕尚建议姬昌乘纣王忙于东征“东夷”，无暇顾及西方事务的有利时机，利用纣王赐给的征伐大权，对敌对诸侯国发动了一系列征讨战争，消除后顾之忧。
首先挥兵西北、西南，相继征服了西北的大戎和泾水上游的密须、阮、共等方国，又在吕尚的谋划下挥师东渡黄河，灭了黎国和邗国，剪除了商王朝的右翼，军事触角伸入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对商王朝首都朝歌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后来，姬昌和吕尚亲自率兵消灭了商王朝的心腹大国崇，从而打通了进攻朝歌的道路。通过这一系列的征讨，周人的国土东达江淮之间，南及江汉，西南深入巴蜀，成为足以与商王朝抗衡的奴隶制强国。
为了便于继续向东发展，姬昌把本国的政治中心从周原的岐（今陕西岐山下），迁到沣水西岸的丰（今陕西长安西北）。这一迁都，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目的是为了便于同商王朝争雄天下。 
吕尚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措施，姬昌能够定下正确的战略决策，很重要的一条是得之于派到商的间谍。吕尚本人曾在商做过吏卒，对商的情况很熟，又极为重视使用间谍，广泛搜集商的情报。因此，每当商有什么变化，姬昌、吕尚都能清楚地知道，掌握着主动权。
姬昌惨淡经营多年，终于奠定了灭商的坚实基础。这一局面的形成，同他得到吕尚这个贤才的尽力辅佐是分不开的。大史学家司马迁评论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但姬昌已来不及实现他的灭商大业了，迁都的第二年（约公元前1030年）即病逝。临死前，他给吕尚和自己的儿子姬发留下了政治遗嘱：“见善而勿舍，时至而勿疑，去非而勿处。”也就是要看准时机，毅然完成灭商之大业。
姬发继位后称武王，追尊姬昌为文王。在军师吕尚的辅佐下，全力以赴作灭商的准备。他同国师吕尚都认为，虽然商王朝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在政治上可以讨伐，但在军事上，周还不足以与之抗衡。为了检验本国的军事实力和作战准备程度，测试各方国部落的意向和态度，刺探商的动向，周武王于约公元前1029年，率领大军向商境内的孟津（今河南孟县）进发，进行了一次准备已久的军事演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孟津观兵”。这个消息一发出，有八百诸侯前来会盟。周武王利用周文王在诸侯中的威望，对诸侯们进行了一番政治鼓动，要求他们跟随周国，参与灭商的大业。诸侯们表示赞同，他们看到当时商纣王正全力东征，西线防务空虚，纷纷表示出战。但是武王、吕尚观察当时形势，认为商王朝统治区虽成土崩之势，时机仍未完全成熟，而且“观兵”目的已经达到，就推说“你们不知道天命，现在还不行”，命令各诸侯率领本部人马回周候命。
“孟津观兵”既是一次军事大演习，又是一次外交大盟会。武王赢得了如此众多的盟军，说明周在政治、军事上都取得了对商的优势，人心向周，灭商已有了充分的把握。但即使这样，周武王还是决定暂不发动灭商的战争。
“孟津观兵”之后不到两年，商王朝统治集团的核心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分裂。孟津的军事演习引起了商一些大臣的极大恐慌，他们已经感到周武王快要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了，因此，纷纷向纣王进谏，要他提高警惕。但残暴的纣王对此根本不以为然，继续征讨东夷，伤亡了许多士兵，消耗了大量钱粮。在面临王朝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相反，还进一步大肆杀戮王室忠臣。微子（纣王之兄）劝谏不听，知道他已不可救药，于是抱着商朝宗庙祭器投奔了周武王。比干（纣王叔父）强谏，被纣王剖心而死。箕子既不愿像微子那样外逃，也不想重蹈比干的覆辙，乃装疯为奴，但仍被纣王囚禁起来。贤臣梅伯三番五次地直谏，结果被纣王剁成肉酱。人民见纣王如此残暴，且不可救药，都侧目而视，缄口不言。
周武王和吕尚在接到间谍从朝歌送来的纣王迫害忠良、贤臣逃跑的情报时，认为灭商的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直到接到老百姓连话都不敢说了的情报后，才认为可以进军朝歌了。这一年，恰逢周境内发生灾荒，民众也想外出作战，借机掠取敌国的粮食物资，以渡灾年。
出师前，周武王命令卜祝卜吉凶，得兆不祥，这使得迷信的群众和贵族十分恐惧，但吕尚力劝武王不要以鬼神之事为念，勿失良机。武王听后，奋然而起，下令通告诸侯：“纣王残暴无道，天怒人怨，大家都来参加灭纣的战斗吧！”
于是，以吕尚为主帅，统领兵车三百乘，虎贲三千，甲士四五万，以及各诸侯的兵车四千乘，组成一支盟军长驱直入，直捣商都朝歌。此时，纣王的主力部队正全力征讨东夷，一时难以调回。听说周军压境，只得仓促将几十万奴隶和战俘组织起来应战。双方于公元前1027年2月，在距朝歌仅七十里地的牧野（今河南汲县）相遇。商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一接战就土崩瓦解，士兵纷纷战前倒戈，引导周军杀回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仓皇逃回朝歌，踉跄地爬上鹿台，蒙衣自焚而死。到此，建国五百余年的商王朝随之灰飞烟灭，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国家——西周建立。
周武王统一全国以后，为了加强控制，采取“封邦建国”的方略，大封同姓、亲戚为公侯，建立诸侯国，作为王室的屏障。吕尚因在灭商的战争中立功最大，也被封于营丘（今山东临淄），称齐国，而且还享有“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的特权。
受封之后，吕尚就离开了京城，但他一点也不焦急去自己的封地，一路游山玩水，走走停停，两个多月过去了还没有到达齐地。一天，他在一个旅店住下来，旅店的主人说：“常言道，时难得而易失。客人睡得如此安稳，大概不是去封国就职的人吧。”
吕尚听到这句话顿然醒悟：国家大事，岂能如此大意。于是，连夜穿上衣服赶路，天亮就到了自己的封国。不几天，一支莱夷人的队伍就来攻打营丘。由于吕尚一来封地就整军振武，做好了准备，一经交战就把莱夷人打败，保住了封地。
吕尚看到封地辽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且生产水平较为先进，于是确立了治齐方略：“因其俗，简其礼，通商之工业，便渔盐之利。”也就是要顺应当地的风俗习惯，简化礼仪，沟通工商之业，发展渔盐生产。由于这一治国方略的正确性，仅一年时间，齐国就变成了一个社会安宁、经济繁荣的东方大国。
当时，武王的弟弟周公受封于商、奄之地，建立鲁国，由他的儿子伯禽前往治理。鲁国由于周公之故，是一个享有最高政治特权的东方大国。伯禽治鲁，三年后才报政于周公。周公很奇怪，就问伯禽：“为什么这么慢？”伯禽回答道：“为了改变当地的风俗习惯，花了三年时间，所以才这么慢。”对照齐、鲁治国之道，周公不胜感慨，他带着预言家的味道说：“唉，鲁国的后代肯定要听命于齐国了。”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政不简不易，民有不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意思是：为政不简明便行，民众就难以接受；反之，民众则容易接受。
后来，东周列国历史的发展果真应验了周公的预言。纵观全局，吕尚真不愧是安邦济世的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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