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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春秋末越国大夫，原为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字少伯，出身卑贱，后仕越为大夫，擢上将军。公元前494年，越被吴打败，退保会稽（今浙江绍兴），与大夫文种协力图强，埋头备战终于一举灭吴。相传他化名“鸱夷子皮”，后离越适齐，治产获千万，受任为齐相。后又弃官散财，间行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逐什一之利，再度致资千万，号陶朱公。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死，他的儿子勾践继位。勾践是一名很有作为的君王，在他周围集合了一批智士能臣，如文种、计然、逢同、范蠡等。尤其是范蠡，在辅助勾践安邦定国，兴越灭吴的过程中，屡出奇计，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战略大师。
范蠡年轻时就显示出了不同凡响的才智。为了不苟同于世俗，躲避凡夫俗子的妒忌和非难，就佯装狂痴，潜心博览群书，探讨济世经邦之策，隐身待时。
勾践即位后，这种时机来了。这年，大夫文种到宛访求人才。听说范蠡时痴时醒，便断定他是个非凡人物，于是派属吏前往拜谒。属吏回来禀报说：“范蠡是个狂人，生来就有此病。”文种笑道：“据我所知，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智之毁。这是你们一般人所不懂的。”于是亲自前去拜访。
起初，范蠡不知文种是否有诚意，于是一再回避。后见文种求贤若渴，便对兄嫂说：“近日有客，请借衣冠相候。”果然，文种又来造访范蠡。二人抵掌而谈，终日而语，纵论霸王之道，志同道合。文种将范蠡举荐给勾践，成为股肱之臣。
当时，吴王阖闾为了实行“南服越人”的战略，亲自率军伐越，在檇（zuì）李（今浙江绍兴）摆开了阵势。勾践见吴国军阵来犯，不易攻破，就派敢死队冲锋，但还是无法攻破吴军阵地。见此计不行，范蠡即为勾践设计，派三队罪犯，在阵前自刎，用刀搁在脖子上，还向吴军阵地大喊：“两军打仗，我们违反军法，不能逃刑，现在只好自取灭亡。”说罢，一个个把自己的头颅割下。吴军官兵面对这种自杀行动，看得目瞪口呆。越军趁机发动猛攻，吴军毫无抵抗，大败而归。战斗中，吴王阖闾被越国将军灵姑浮用戈击伤，一个脚趾被砍掉，一只靴子被夺去。由于伤势太重，在回师途中死去。
阖闾死后，儿子夫差继位，发誓要报仇雪恨。为了让自己矢志不忘，他让一位大臣站在宫门，每当他出入其间，那位大臣就喊道：“夫差，你忘了越国杀父之仇了吗？”他就回答道：“不敢忘记，三年一定报仇！”
吴国厉兵秣马，越国也在磨刀霍霍。勾践在范蠡等大臣的精心辅佐下，革新内政，国力日渐强大。面对威胁日益严重的吴国，企图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一举打败吴国。
公元前494年，已到吴王夫差发誓报仇的时间，勾践迫不及待地要先举兵攻吴。范蠡极力反对，他深知越国的实力还不足以打败吴国，更何况勾践作为胜利之师，还骄悍轻敌。于是劝阻说：“天道充盈而不溢出，强盛而不骄悍，辛劳而不恃其功。圣人随时而行，这是善于把握时机。天时不到，人事不应，则隐忍不发。现在君王不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实在是逆于天而不和人。若是强行去做，一定会危及国家，害及己身。”
勾践不听，范蠡又劝谏道：“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但勾践还是不听，遂发兵攻吴。两国军队在夫椒（今江苏太湖中的椒山）进行决战，吴军大败越军，直捣越境，占领越国首都会（kuài）稽（今浙江绍兴），迫使勾践率五行残军退守会稽山（今绍兴东南）。此时，越国已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勾践身陷绝境，眼望身边的残兵败将，亡国之忧萦绕于怀，他凄然地对范蠡说：“我不听先生之言，故有此患，眼下如何是好？”
在国家行将倾覆之际，范蠡体现了作为一名战略大师所具有的卓越不凡的才智、从容不迫的气度和当机立断的作风。他极为冷静地说：“持满而不溢，则与天同道，可享天之佑；省事而节用，则与地同道，可受地之赐；扶危而定倾，则与人而同道，可得人之助。目前，宜卑辞厚礼，贿赂吴国君臣。倘若不许，可屈身以事吴，徐图转机。”
范蠡提出的这个策略，在于对吴国君臣弱点的深刻洞察，太宰伯嚭（pǐ）贪财，吴王夫差好色。
勾践采纳了范蠡的建议，一方面准备死战，另一方面派大臣文种到吴国求和，用美女、财宝疏通吴国重臣伯嚭，要他劝说吴王允许越国投降，作为吴国的属国存在。
文种通过贿赂伯嚭见到吴王，他对吴王说道：“大王如能赦免勾践，越国情愿尽献宝器，举国上下降为臣妾。倘若不许，勾践将尽杀妻子，焚烧宝器，悉发五行壮士誓死决斗。”这些话说明了其中利害，软中带硬。伯嚭也在一旁劝说：“越国已降服为臣，若能赦之，实为吴国大利。”
吴王心软，准备答应。但伍子胥坚决反对，他讲了一个夏少康怎样从危险中求生存，发展壮大终至消灭政敌寒浞（zhuó），中兴夏族的故事，并分析吴、越两国同处三江之地，不能并存的形势。他说，远方敌国，即使吴能降服，但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而占有越国，我能居其地，能乘其车，这是一个不能丧失的时机。又说，树德行善莫如使之滋蔓，袪病除害务必断其根源。现今勾践为贤君，文种、范蠡为良臣，君臣同心，施德惠民，一旦返国，定为吴国大患。吴、越两国水土相连，一旦结成世仇，兴亡成败不可不虑之深远。如今既已打败越国，倘若放过，实在是违背天意，养寇为患。
伍子胥洞察到，对于吴国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越国，因此，应该把战略重点放在灭越上。但吴王则将战略重点放在争霸中原，即“先齐后越”上。他对大臣们说：“我将北上与齐争霸，可以许越议和，你们不要违背我的意图。越国既已改悔，又何必苛求；如果依然为敌，我再消灭它。”于是，罢军回国。
这是吴越争霸战中吴国决定性的一战，吴王没有抓住这一有利的战略时机，一举消灭越国，从而为亡国埋下了祸根。应该说，这是吴王夫差最大的战略失策。当时，吴王夫差的战略重点是北威齐、晋，争霸中原。问题是，齐、晋两国离吴国很远，对吴国国家安全没有构成直接的威胁，根本没有必要匆忙北上，逐鹿中原，他完全可以在消灭越国之后，从容北上争霸。更何况，越国与吴国为邻，有着直接的国家利益冲突，而且又有世仇。一旦吴国全力北上争霸，本国后方必然力量空虚，越国就有可能乘虚伐吴。如果吴国留守一大部兵力镇守后方，又影响了北上争霸的力量。因而，吴王的“先齐后越”的战略方针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会导致两线作战。对于这一点，伍子胥的头脑最清楚不过了。作为伍子胥最强大的对手范蠡，同样也最清楚这一点。
勾践在夫差允诺他投降之后，亲自带领妻子和大臣范蠡去吴国侍候吴王夫差。他们在吴国三年，忍辱受屈，用尽心机，最后终于赢得了吴王的信任。三年之后，即公元前491年，被放归故里。
勾践归国之后，为了激励自己，不忘受辱之苦，决心复兴国家，他积薪为床，坐卧其上，梁上悬挂苦胆，每顿饭前都要尝尝。这出惊心动魄的“卧薪尝胆”，其用心之深，历史上也属罕见。
作为勾践的股肱之臣，范蠡从尽人事、修政教、收地利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复国要义。他认为国家的盛衰兴亡是随着人事的成功与失误而不断转化的。对付强敌，要根据变化的形势随时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强盛时力戒骄傲自满，衰落时要争取有利时机，创造条件，使之化弱为强。他提出越国的当务之急，是调动、保护人民的积极性，大力发展生产，积蓄力量，富国强兵。
勾践接受了过去不听劝谏，坚持先出兵攻吴，终至遭到失败的教训。回国后专门设立招贤纳士的机构，广招四方贤士，因才使用。他命文种主持国政，用范蠡治理军旅。大凡有关复国战争中的内政、外交的各项建议，他都虚心听取，集思广益。
会稽之战失败后，越国的经济遭受重创，生产下降，人民不满。为了争取民心，勾践在范蠡等贤臣的辅佐下，积极改革内政，不与民争利，不妨碍生产，减轻刑罚，薄收赋敛。为了发展生产力，实行生产奖励措施。文种领导百姓开垦荒地，勾践又“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彩，与百姓同其学。”“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
为了扩大兵源，增加战争人力资源，实行鼓励生育政策。规定壮年男子不得娶老妻，老年男子不得娶少妇；女子17不嫁，男子20不娶，父母都有罪；对于多生子女的，国家要给予奖励。同时，对于生活困难的孤儿寡母，国家给予补助或代养。这样，几年之后，人口就迅速增加了。
为了加强防御力量，勾践派范蠡修筑被战争破坏的会稽城郭，以防止吴军再次进犯。另又编设里闾（地方行政组织），以便于动员和教育人民，征调兵员，组织军队。制造强弓利甲，训练水军，用重赏严刑教育士卒勇于作战，乐于立功，“进则思赏，退则思刑 ”。因此，勾践组成了一支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军队，作为复国灭吴的基本军事力量。
越国君臣在国内实行富国强兵的同时，对外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战。他们在分析吴国与楚、齐、晋争雄天下的战略形势后，定下了“结齐、亲楚、附晋”的方针，以此实现“三国伐吴，越承其弊”的战略，使吴国在同齐、晋的争霸战中更多地消耗其国力。
对吴国内部，同时综合运用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以此麻痹、腐蚀、削弱吴国君臣的精神意志，消耗吴国的物质力量。公元前487年，勾践派人砍伐树木，选派良工巧匠，送给夫差。夫差借机大兴土木，扩建都城姑苏，经5年才得以完成。在兴建过程中大量消耗了吴国的人力、物力。
公元前485年，越国又选美女西施、郑旦，加以训练，送给夫差，夫差非常高兴，认为勾践贡献两个美女，是忠心臣服于吴国的证明。伍子胥一再劝谏，夫差全然不予理睬。夫差在得到这两位美女后，就沉溺于酒色，不理朝政。
越国还离间吴国君臣及大臣与大臣之间的关系，使之内讧。结果，使夫差对阿谀奉承的伯嚭偏听偏信，而更加疏远直言劝谏的伍子胥。
所有这一切措施都是在谋略大师范蠡的总体设计下进行的。在这些措施的实施过程中，越国的国力得到长足的增长，府库充实，人民安乐，吴国则日渐在走下坡路。
公元前485年，越王勾践要出兵攻吴，以雪会稽之耻。范蠡认为时机不成熟，劝阻说：“我国虽然尽心人事，但天时未应。”大夫逢同也说：“现在吴国的军队正在讨伐齐国和晋国，又与楚国、越国结下了深仇，德少而武功多，一定会骄傲自大。为越国打算，不如结交齐国，亲近楚国，厚待吴国。吴国的野心很大，一定会轻易发动战争。这样，我们联络这些势力，让三国进攻吴国，我们利用它的疲惫， 就可以打败它。”勾践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隐忍不发，等待时机。
夫差在臣服越国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越国的复国战略浑然不觉。为了实现其既定的以武力威胁齐、晋，称霸中原的战略，于公元前489年进攻陈国，次年伐鲁，慑服了附近的小国，为北进中原开辟了道路。公元前486年，又征调大批民工构筑邗（hán）城，作为北上的基地。开凿邗沟，沟通江淮，以利军运。
公元前484年，夫差闻齐景公死，国君新立，大臣争宠，决定出兵北上攻齐。越王勾践率领大批官员前来祝贺，吴国君臣享此殊荣，更加得意忘形。只有伍子胥十分忧虑，他劝吴王说：“我听说勾践吃饭不上两样好菜，能和百姓同甘共苦。这个人不死去，一定会成为吴国的祸根。吴国有了越国，是心腹大患；齐国对于吴国，只是像疥癣一样的小病。希望大王放弃出兵齐国，先去进攻越国。”夫差没有采纳，他认为越国已经臣服，威胁不大，便率军北上，联合鲁军，在艾陵（今山东莱芜县东北）打败齐军，俘虏了几千人和大量战利品。为了显示大国风度，他把这些战利品都送给了鲁国。艾陵之战的胜利，使吴王更加骄傲轻敌，认为最后只要压服了晋国，就可取得中原霸权。
越国君臣又趁机入吴，朝贺吴国伐齐凯旋而归。吴国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独有伍子胥心情沉重，他说：“这是越国存心豢养吴国而已，这个心腹之患不除，即使得到了齐国，也不过是块石田，不能种植庄稼。”就在这时，越国大臣文种又来向吴国贷粮，其目的是借以刺探吴国君臣是否已得意忘形到完全丧失理智的程度。夫差竟答应贷给越国一万石粮食。对此，伍子胥忿然说道：“大王不听劝谏，不过三年，吴国必定被越国所灭，使得大好河山沦为废墟。”他趁使者去齐国之机，把自己的儿子寄托给齐国鲍氏家，改姓王孙氏。
伍子胥这种没完没了的谏诤，吴王夫差越来越听不进。太宰伯嚭探听到伍子胥将儿子托付于齐国，私谋后路之事，便向吴王进谗：“伍子胥怨恨大王，貌忠厚而实残忍，如不防范，后必为乱。”吴天听到伍子胥寄子敌国之事，大怒，立即以私通敌国怀有二心的罪名，赐伍子胥一把宝剑，命他自杀。伍子胥至死坚持灭越的主张，死前，他对夫差说：“请把我一双眼睛挂在姑苏城的东门，让我总有一天看见越国大军从这门进来。”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头脑是最清醒的。但是，当时的夫差不仅没有听其忠言，而且恨及枯骨，把他的尸首包在皮革里，抛进江中，名曰“鸱夷浮江”，使之葬于鱼腹。
从越国在檇（zuì）李之败后，第一个十年，吴、越局势还处在逐渐转化的过程中。伍子胥之死是一个转折，往后即是吴越强弱发生急剧变换的十年。
伍子胥死后，吴国政治更加黑暗。勾践早就想伐吴，现在看到伍子胥自杀，就召见范蠡说：“吴王已杀伍子胥，阿谀之徒日众，可否伐吴？”范蠡劝道：“天时已至，人事未尽，大王暂且等待。”勾践闻言大怒，说道：“我与你谈人事，你用天时来应付我，现在天时已到，你又借口人事来推诿。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范蠡分析说：“请大王不要责怪。人事必须与天时、地利互相参合，方可大功告成。现在吴国遭灾，人民恐慌，君臣上下反而会同心协力来抵御内忧外患。大王宜照旧驰骋游猎，歌舞欢宴。吴国看到这种情况，必定不会革新政治，等到百姓财力枯竭，心灰意懒，便能一举成功。”勾践接受了范蠡的劝告。
吴王夫差对越国的图谋还是没有察觉。在伍子胥死后，继续推行他的北上争霸战略，置越国日益迫近的威胁于不顾。他征调大批民工，在邗沟基础上修筑黄沟，使吴国的军事运输，自长江通至黄河。公元前482年，夫差约晋定公和各国诸侯到黄池（今河南封丘南）会盟。对此太子友劝阻说：“吴悉境内之士，尽库内之财，暴师千里而攻之；不知越王将选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吴国，灭我吴宫，天下之危，莫过于斯也。”接着，他又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提醒夫差警惕越国的乘虚袭击。夫差拒不接受太子友的劝谏，认为越国已不足惧，自己不能放弃唾手可得的中原霸权。然后，命令太子友等人率老弱军队一万人留守首都，自己率领三万精兵，北上黄池会盟。这就给越国进攻吴国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吴王夫差刚出国境，勾践就要挥师攻吴，范蠡非常谨慎，说：“吴国精兵出境不远，倘若听说越国乘虚攻吴，吴军回师不难，宜稍等几时。”
几个月后，依范蠡的计算，估计吴军已到达黄池。于是，越国毅然出师，将20余年积聚的近五万精兵，分水陆两路，直捣吴国首都姑苏城，大败吴军，太子友被杀。
吴国首都被攻破的消息传到黄池时，盟会还没开始。在心腹重臣王孙雒（luò）的策划下，夫差决定封锁消息，把在场听到这个消息的7个官吏全部斩于帐下。然后，一方面，继续和晋国争夺盟主，向全体官兵晓以利害，灌输亡命的思想；另一方面，暗地里派出使者，卑辞厚礼向越国求和。勾践、范蠡自度不能马上灭吴，于是答应吴王的条件，待机两对吴国作毁灭性打击。
公元前480年，楚国也起兵伐吴，进军到桐水之曲（今安徽宣城），声援越国。
这时的吴国，由于连年对外作战，百姓疲惫，精锐部队尽死于齐、晋，加上越国的打击，国力已日薄西山。吴王夫差虽然在议和成功之后，解散军队，与人民休养生息，以此达到恢复国力的目的，但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这时的越国经过多年的积蓄，实力更加强大。越国君臣观察到了这种实力的变化，文种对勾践说，现在吴国军队疲惫，防备空虚，有隙可乘，应该加紧准备攻吴，勾践采纳了这个建议。
公元前478年，吴国大旱，仓廪空虚，饥民多就食于东海之滨。文种及时提出，现在是进攻吴国的好机会。勾践尽起精锐之师，向吴国发动大规模进攻，在笠泽（今太湖）大败吴军。夫差战守不得，几次派使者前来求和。勾践一度非常犹豫，难于决断。范蠡对此作了一番精辟的分析，他说：“谋之廊庙，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如勿许也。臣闻之：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勾践采纳了范蠡的意见，依据双方形势，采取以我为主，打打停停，久围不懈的办法，以图困毙吴军，然后再作根本性的打击。
到公元前473年，吴军被困于姑苏城达三年之久，终于势穷力尽，只得派大臣王孙雒（luò）袒衣膝行到勾践面前说：“昔日我们在会稽得罪了您，违命不同您结好，现在您来惩治我们的罪过，我们只有唯命是从，希望允许我们为越王臣虏。”勾践听后有些不忍，想许以议和。范蠡当即上前说：“当年大王兵败会稽，天以越赐吴，致有今日。现在天又以吴赐越，越岂可逆天行事？况且，大王早朝晚罢，全是为了一个吴国。难道忘记了昔日的困辱吗？谋划十二年，一旦捐弃前功，伐柯者就在眼前！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吴国使者一再哀求不止，使勾践也难以定下决心。见此情景，范蠡当即果断地说：“越王已命我处理此事，请使者回去，否则，就得罪了。”说完，鸣鼓进军。王孙雒万般无奈，只得涕泣而归。
不久，越军灭吴。勾践为了羞辱夫差，故意封夫差于甬东（会稽以东的海中小洲）一隅之地，使之君临百家，作为生活费用的来源。夫差难以忍受这种羞辱，心中悔恨交加。这时，他脑海里反复萦绕着伍子胥的谏言，感到自己已无颜在九泉之下再见忠良，于是以布蒙面，仗剑自杀。太宰伯嚭（pǐ）被越军诛杀。雄霸一方的吴国就此灭亡。
越国灭吴之后，东方诸国都来朝贺，号称霸王，军队横行江淮。这是春秋时代最后一个霸主。由于它占有了整个吴国，增加了一倍的国土和财富，直至战国时代，还兴兵北伐齐国，西伐楚国，继续与大国争雄。
范蠡追随勾践二十多年，军国大计多出其手，为灭吴复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官封上将军。作为一名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和对人生社会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思想家，凭借他多年从政的经验，深深懂得功高震主的道理。
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他看到群臣皆乐，独勾践郁郁寡欢，立刻猜到勾践的想法。原来，勾践在谋取天下之时不惜群臣性命，而今天下已定，他就再也不想将功劳归于臣下了。常言道“大名之下，难以久安”，范蠡认为自己名声太显赫，不可在越国久留。
于是，他毅然决定激流勇退。他给勾践写了一封辞职信，信中说：“我听说主上心忧，臣子就该劳累分忧；主上受侮辱，臣子就该死难。从前，君主在会稽受侮辱，我之所以没有死，是为了报仇雪恨。现已报仇雪恨，我请求追究使君王受会稽之辱的罪过。”
越王对范蠡的请求，恋恋不舍，他流着泪说：“你一走，叫我倚重谁？你若留下，我将与你共分越国。否则，你将身败名裂，妻子被戮。”
范蠡对宦海沉浮洞若观火，他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意。”于是不辞而别，驾一叶扁舟，入三江，泛五湖，人们不知其所往。果不出他所料，在他走后，越王封他妻子百里之地，铸了他的金像置之案右，比拟他仍同自己在朝议政。人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尊无害的偶像，可以崇拜，借此沽名钓誉。但对还留在朝中的功臣，勾践则是另一种态度了。
范蠡泛舟江湖，跳出了是非之地，秘密来到齐国。此时，他想到了有知遇之恩且风雨同舟二十余年的文种。他给文种作书一封，写道：“凡物盛极而衰，只有明智者了解进退存亡之道，而不超过应有的限度。俗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啄，鹰眼狼步，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接到范蠡的信，恍然大悟，便自称有病不再上朝理政，但为时已晚。不久，就有人诬告文种企图谋反，尽管文种反复解释，也无济于事。勾践赐文种一剑，说：“先生教我伐吴之术，我仅用其三就将吴国灭掉，还有四条深藏先生胸中，请去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再看所赐之剑，乃吴王当年命伍子胥自裁之剑，这真是历史的莫大的嘲弄。文种一腔孤愤，仰天长叹：“我始为楚国南阳之宰，终为越王之囚，后世忠臣，一定要以我为鉴戒！”引剑自刎而亡。
范蠡早年师事越国理财大家计然，研习理财之道，深得其中奥妙。他到齐国后，因慕子胥之忠，叹为夫差所杀，于是取名“鸱夷子皮”（取伍子胥鸱夷浮江之意），改业务农。他想：越国用计然之策能图强称霸，我用此术也能齐家致富。于是，耕种于海边，不到多久，就积聚家产数十万。齐国人听到他很有才干，就让他做了相国。范蠡叹息说：“居家能致千金，做官累到卿相，一个普通人能这样，也算达到顶点了。久享尊名，终为不祥。”于是，归还相印，尽散家财，携带重宝，悄然离开，来到陶地，变更姓名，自称“陶朱公”。
他看到陶地为天下中心，交通四通八达，便于交易，便弃农从商，居不多久，又致巨富，时人凡论天下富豪，莫不首推陶朱公。范蠡为官位居卿相，经商又致千金，并得以善终。反观吴越争霸舞台上的另外两位纵横捭阖之士——伍子胥和文种的结局，同为智慧之士，只有范蠡才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大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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