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光绪十九年（1893 年）夏，43 岁的顾曾烜坐着骡车进陕西醴泉县城上任，车还没停稳，就见灾民挎着破篮在路边刨草根，有老人饿晕在土坡上，小孩哭着拽他的衣角要 “一口米”。他在《癸甲振灾记》里写：“旱已三载，民无粒食，或食树皮，或嚼观音土，死者日增，县吏却报’尚可支撑’。”
陕西旱灾
现在稍微懂点基层办事的人都明白，赈灾最怕两样：一是 “粮空”，二是 “人贪”。顾曾烜翻遍县衙账册，官仓只剩 300 石霉谷，够全县 21 万百姓吃两天？连塞牙缝都不够；问县丞（副县长）“还有多少可调用的粮”，对方支支吾吾：“大概…… 大概还有几百石吧？” 后来他亲自撬官仓锁，才发现只剩半仓霉谷，谷子里还掺着沙土。
更窝火的是吏胥（办事员）的嘴脸。有个里正（村长）偷偷拉他到一边：“大人，按老规矩报灾，多报 200 户，咱们从中分点粮，谁也不会说啥。” 这确实是老规矩了 —— 当地甚至流传 “灾荒报三成，赈粮吃半年” 的说法，历年多报灾户从未被追查，按此行事反而是最安全的做法。
顾曾烜听了却把茶碗往桌上一墩：“我是来救活人，不是来发死人财的！” 当天就撤了这个里正 —— 他心里清楚，要是开头不硬气，后面赈灾就是一场 “分赃游戏”。
贰
顾曾烜能这么硬气，不是没原因的 —— 他背后有个 “耕读传家” 的南通顾氏家族，这才是他最厚的 “家底”。
他的曾祖在乾隆年间做过县学训导，临终前在族谱里写 “食君禄者，当为黎庶谋稻粱”。他爹顾儆基是教育家，变卖家产在南通办崇敬中学时，就是以“国赖民救，民赖教救”为信念，办学过程中四次搬迁校址，被誉“毁家办学”。
南通崇敬中学（现南通市实验中学前身），真希望改回原名
爷爷顾元昌虽是乡间老秀才，为人却清高孤傲 —— 富户重金聘他做西席，他嫌对方 “铜臭熏书”；县衙请他主持乡约，他说 “不与吏胥同席”。老爷子还很厌弃 “两耳不闻田家事”那套酸，经常带着顾曾烜下地干活。
晚清官场烂到根时，多数人都在琢磨着人情往来和各种钻营，顾家子弟却被老爷子们拎着耳朵念叨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民”。这些教育成了刻在顾曾烜骨头里的印记 —— 后来他在耀州推广荞麦、在醴泉查灾时不避泥淖，皆源于此。
所以他才会在《癸甲振灾记》里写 “救灾先救心”，不是喊口号 —— 有次见灾民小孩饿哭，他让老婆把嫁妆里的银镯子当了，换钱买小米熬粥；有老人嚼观音土闹肚子，他亲自去药铺抓药，盯着老人喝下去才走。要是换了那些 “官宦世家” 出身的少爷，别说当镯子，怕是连灾民的手都不愿碰。
考中进士后，没像其他读书人那样等着 “京官肥缺”，反而主动申请去陕西耀州当知州 —— 耀州穷，还常闹灾，但他觉得 “在穷地方才能练真本事”。这种 “不图虚名、只干实事” 的家风，后来成了他赈灾的 “定海神针”。
这些在大多数人看来很 “假”，别说在清朝，就是如今也没几人能做到。可你得信，信念这东西是真的，总有人会把它当真去做！
叁
顾曾烜在醴泉赈灾的法子，不是临时想的，是在基层摸爬滚打攒下的 “政策工具箱”。
崇祯十一年醴泉地图
先说说耀州的五年历练。他刚到耀州时，也遇过旱灾，当时他就搞 “以工代赈”，组织灾民修水渠，管饭还付工钱；见当地农民只会种小麦，他从家乡南通引来荞麦种，教农民种 “耐旱粮”—— 这招后来在醴泉直接用上，两年后醴泉收了 5000 石荞麦，灾民终于不用靠救济。
还有纂修《光绪泰兴县志》的经历。编县志时，他得逐村核对土地、人口、粮产，连 “某村有几口井、能浇多少田” 都记下来 —— 这种 “实地调查” 的本事，在醴泉查灾时派上大用场。
他把全县分成四个赈局，挨家敲门查 “住的是草房还是瓦房、米缸空没空”，还发明 “赈票”：极贫户发红票月领 7 升 5 合粮（约 11 斤），次贫户发蓝票月领 5 升，票上盖私章画十字防伪，连文盲灾民都能看懂。
有次他发现某里正伪造 30 户 “极贫” 名单，当场撤了里正，还让里正的仇家接任 —— 这招 “以毒攻毒”，是他在耀州查盐商私运时学的。当时有盐商勾结吏胥偷税，他就找被盐商坑过的小贩当 “眼线”，一下就揪出了贪腐团伙。基层的这些 “土办法”，比朝堂上的 “官样文章” 管用多了。
肆
顾曾烜在醴泉的赈灾，就靠三招，每招都能戳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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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招 “硬气对贪腐”。粮商赵某囤 5000 石粮却哄抬市价，他带人直接查仓，撂下话：“要么捐 300 石粮，要么按’囤积居奇’治罪，抄你的仓！” 赵某自恃有后台，以为他只是吓唬人，结果顾曾烜真让人封了粮仓，最后赵某只能乖乖捐粮。
吏胥想克扣赈粮，他就设 “申诉鼓”，灾民直接击鼓喊冤，有次粮商少给灾民一合粮，他当场让衙役用标准升斗重称，还把多称的粮分给灾民 —— 这一下，没人敢再动手脚。
第二招 “精细管粮”。官仓粮不够，他就跑咸阳、兴平借粮，三趟下来借了 8000 石；放粮时他守在粥厂，要求粥 “能插住筷子”，有次厨子偷工减料把粥熬得稀，他就亲自掌勺熬粥，直到粥能插住筷子才走。他在《癸甲振灾记》里记过一笔账：“自九月至次年三月，放粮 1.8 万石，救活 18 万人，无一人因饿致死”—— 这在连续三年大旱的醴泉，简直是奇迹。
第三招 “谋长远”。他知道光放粮救不了根，就组织灾民修三条渠引泾河水，还教灾民种红薯；怕闹瘟疫，他按《本草纲目》熬汤药，让衙役每天去灾民棚消毒，全县没发生一次大规模瘟疫，而隔壁乾县因防疫不力死了至少 2000 人。有灾民问他 “明年再旱咋办”，他说 “咱们修了渠、种了荞麦，再旱也有活路”—— 这话不是安慰，是真把灾民的 “后事” 想好了。
伍
晚清像顾曾烜这样的好官，太少了。大多数官员赈灾，要么 “报喜不报忧”，要么 “中饱私囊”，相较之下，那些因能力不足或者懒得操心而搞“无为而治”的，反而算“好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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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曾烜辞官后把赈灾经验写成《癸甲振灾记》，里面没写自己多厉害，只说 “救灾无他法，唯尽心二字耳”—— 这 “尽心” 二字，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挨家敲门查灾，脚磨破两双鞋；跟粮商磨嘴皮，得罪人；守着粥厂熬粥，上司却视而不见，费力不讨好。
他一生都在践行自己的理念。后来他回南通办书院搞教育，成立 “恤嫠会” 救济寡妇，还规定 “领救济得学女红”，不是白给，是让寡妇有谋生本事 —— 这还是顾家 “做事要实” 的规矩。
1910 年顾曾烜去世时，南通百姓给他立了块碑，写着 “救民如救己”。现在回头看，他的《癸甲振灾记》里，写的不止是救灾方略，还有好官该有的样子：心里装着百姓，手里有真本事，腰杆还得硬 —— 这道理，放到现在的基层治理，也照样管用。
（文中数据、案例均引自顾曾烜《癸甲振灾记》，家族背景参考《南通顾氏宗谱》，基层经历引自《光绪耀州志》《光绪泰兴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