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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这个创造了辉煌历史的王朝，从建立之初，命运就好比海上的小舟，随时都有颠覆的可能。
这种随时都有可能被巨浪颠覆的景象，造成了宋代独特的气质——忧患意识。
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古代说到忧患意识，宋朝绝对是名列前茅的。
有人说，我黑宋朝。
黑不黑，不是我说了算，有据可循，有典可查，只要我们翻开整本宋朝的文化史，出现最多的字眼绝对是“忧患”二字。
不信，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
王安石：顾内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患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益穷困，而风俗日以衰坏。妥妥的忧患专家。——《王安石文集》
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病起书怀》
欧阳修：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新五代史·伶官传序》
宋太宗：（宋太宗）因谓近臣曰：“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
就连一直心胸豁达的苏轼，也忍不住说了句：“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其二》
上到皇帝，下到寻常读书人，每个人似乎都在说一句：“我忧患了！”但这些忧患与另一个人相比，终究是差了点火候。
他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宛如乔峰自带主角光环，一出场就光芒四射。
不因外物的美好而高兴，不以自己的得失而悲伤。在朝廷上做官时，会为百姓的事担忧;身处江湖不做官时，也会为国君担忧。进入朝廷做官要担忧，退处江湖也会担忧。既然这样，那什么时候才会感到快乐呢?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在天下人得到快乐之后再快乐!
这胸襟，除了他还真没谁能做得到。
写到这儿很多人历史发烧友已经知道他是谁了，不错他就是范仲淹。
范仲淹祖上混得还是不错的，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高祖范隋，唐懿宗时渡江南下，任丽水县丞，到了老爹这一辈也在赵匡胤的手下混了一个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官并不大，但吃公家饭，小日子还是有保障的。
从这个流程走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下一代有大作为的，祖上积累的财富与地位基本上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范仲淹就符合这个定律，出生没多久，老爹就死在了任上，母亲无力面对日益苦难的生活，不得已带着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的范仲淹改嫁了，范仲淹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朱说(yu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并不知道自己姓范。
一次饭桌上，他劝自己的兄弟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每一餐都要做到光盘行动，吃多少拿多少，不要大面积的浪费，但这一番好意并没有赢得兄弟的好感，反而被自己的兄弟给怼了回来：“我浪费自己家的粮食，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姓朱么？”
他一脸的愕然，我不姓朱，难道我还姓范不成。
对不起，你就是姓范。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任何的狡辩，任何的谎言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伤心的范仲淹能做的不是哭泣，而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姓名。
经过思索，他决定返回父亲的故乡，寻找属于自己的姓名。这个很好找，范家从唐代开始就在苏州落户了，因为读书读得好，所以世代为官，久而久之成了苏州一等一的大家族，范仲淹用了多少时间找到自己的祖籍，历史没有说，但找的时间并不长。
当一脸兴奋地范仲淹找到自己的家族时，等待的却不是欢迎，而是拒绝承认。
你既姓了朱那就好好做你的朱说(yuè)，范仲淹想都不要想。
看着同宗同族的范氏子弟冷漠而决绝的眼神，范仲淹明白了，一个落魄的人是不配找回自己的姓名，哪怕这个曾经本就属于他的东西，这一刻也没有资格拿回来。
而范氏宗族也不会想到，在不久的将来，眼前的这个孩子将是唯一一个将范氏发扬光大的天选之人。
只可惜，他们没有懂得珍惜。
“曾经对我爱搭不理，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
一切的改变，从读书开始。
应该说书的确是个好东西，除了从书中能学到你不会的知识，还能领悟生活的真谛，找到应付一切苦难和真相的方法。基于这一点，所以才有了一千多年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约翰.希本博士才给出了最经典的名言：“教育，就是应对生活的能力。”
这一点，范仲淹很早就领悟了其中的要领，当现实给了他最严厉的一课，他立刻就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公元(1011年)，带着一身伤感的范仲淹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这是一段足以让我辈为之动容的岁月。
因为家贫，他的生活十分艰苦。每天晚上，他用糙米煮好一盆稀饭，等第二天早晨凝成冻后，用刀划成四块，早上吃二块，晚上再吃二块，这就是“划粥”。
因为没有菜，他唯一能吃的就是从酱缸里找一点腌菜，切一块下饭，这就是“断齑”，这就是“断齑划粥”的由来。
人的生命力，是在痛苦的煎熬中强大起来的。范仲淹用实际行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这段鲜为人知的苦难日子被当地留守官的儿子知道后，深为同情，便从家里送来了好菜好饭，范仲淹表示感谢，收下了饭菜。几天之后，留守的儿子来看范仲淹之时，看见自己送给他的饭菜还在那里，都已经坏了，大惑不解。范仲淹解释说：“您赠我好饭菜，实在感激不尽，但我平时吃稀粥惯了，并不觉得怎样苦。现在我如果贪食这些东西，吃好的食物惯了，我将来怎么办呢？”留守的儿子回家后，将范仲淹的话如实告诉了父亲，父亲是个明白人，这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在乎的不是眼前的一饭一粥。
春天的道路固然充满泥泞，但敢于走出来，泥泞也会有干枯的一天。
凭着“断齑划粥”这股苦读的劲头，26岁月的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 ，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
鉴于已有朝廷俸禄，范仲淹便把母亲接来奉养。 2年后，范仲淹以治狱廉平、刚正不阿 ，升为文林郎、任集庆军节度推官，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 (一说，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母丧后方更名 )。
属于我的名字，终于可以体面的拿回来。
每次我看到了这儿总会觉得故事应该可以结束了，落魄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忍受住了苦难，终于风风光光的找回了属于自己的东西，曾经的那点苦难不过是人生一段小插曲而已，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
这毕竟是我们这些俗人的想法，不是范仲淹的想法。千百年来范仲淹的伟大在于他始终拥有一颗解救苦难的心。
曾经的苦难告诉他，我吃过的苦并不算什么，只要我的祖国、我的民族、我们的百姓不再吃苦就足够了，我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你得先了解苦难的根源。
唯有如此，你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不巧，这一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西溪濒临黄海之滨，唐时李承修筑的旧海堤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海潮倒灌、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人民苦难深重。这些让人痛心的一幕，他都一一记在了自己的小本子里。
记录的同时，他心里清楚，这些不过是冰山一角，还不是问题的核心，他需要继续考察。
接下来的几年，他将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没有休息日，也没有加班费，甚至病了都是自己掏钱上医院，然而一切都是他自愿的。
靠着强健的体魄，为天下忧而忧的胸襟，短短几年他走遍了大半个北宋，期间，他做了一回老师，本着教育后人的责任，他以商丘应天府书院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大力倡导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
这期间，他了解到了北宋血管里最大的毛病——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境外的敌人虎视眈眈。
这样的局面，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刻。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北宋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改革倡导者，竟会落在一个刚出毛驴的小子身上。
这一点，或许范仲淹自己也没想到。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多半会走得异常的艰难，因为动了既得利益的奶酪，从而导致了他们疯狂攻击，所以大多数结果并不好。
鲜血淋淋的局面是很有威慑力的，没有大无畏的勇气是不敢走这一步的，不巧，范仲淹最不缺的就是勇气。
这个早年困苦的苏州人似乎从出生开始就具备了挑战一切的勇气，那并不宽厚，并不伟岸的身躯，似乎总能挑起千斤重担。这一点，如他早年说过的那句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因为敢于提意见，得罪了不少同僚，朋友劝他不要象啄木鸟一样，啄了林中虫，却招来杀身之祸，面对贪官污吏不要过于耿直，应该学报喜之鸟，而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闾“，希望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外，不要多事。
他摇了摇头，给予了否决，他告诉朋友，无论如何他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他始终都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气势，宛如一把斩杀一切的倚天剑，无坚不摧。
于是我们经常看到了这样的画面，无论是小小的“兴化县令”，还是位居帝都的“秘阁校理”只要范仲淹看不过眼，只要对国家有利，对民族有利他都会慷慨上疏，针砭时弊。
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他给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皇帝让他给吕夷简道歉，他直言“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我说的是国家大事，对吕夷简没有怨恨，用不着道歉。）
朝廷要修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他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皇帝要废除皇后，他第一个站出来说了NO。
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天的时候，太后生日，仁宗皇帝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看不过眼的范仲淹认为这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上书仁宗皇帝，尽孝心，不能乱了家国礼仪，并写信给太后，请求还政仁宗。
这些言论为他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贬黜，情况一次比一次更惨，时人把他的这些遭遇称作“光“(光耀)一次，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即便如此，他心中的理想始终不灭。
历史总在不经意间给出她的温柔，或许这个努力了的大半辈子的老人感动了历史，又或是历史想温暖一把这个一心忧而忧的男人，终于在他54岁那年露出了笑容。
公元（1043）年，颠簸了半生的范仲淹被宋仁宗召回京城，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一同被叫回来的还有好友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 皇帝的意思很明显，把你们叫回来就是支持你们敢大事的，你们放手去做就是了。
范仲淹大喜，当皇帝询问下一步计划时，范仲淹脱口而出——实行新政！
除了口头说了一句，范仲淹还准备了详细的工作报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这是范仲淹认真总结其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想法，以及这次改革的总纲要。
内容从“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对国家进行改革。看着如此详细而充实的改革报告，宋仁宗心动了。
他在第一时间批了这份报告，并且第一件事告知了天下。
大意是从今天起，我本人会在改革这条道路上走到黑，你们最好大力配合，不然没什么好果子吃。
应该说，宋仁宗还是有些决心的，只不过这个决心并不坚决，宛如海上漂浮的小船，经不起多大的波浪。
面对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尸位素餐的官员，范仲淹毫不客气的下手了，每次看着下面官员送来不切实际的报告，他总是板着脸挥动了手中的大笔除掉了这些官员的姓名，看着面无表情的范仲淹挥舞着手中大笔，左右一个又一个官员命运时，富弼总会一脸紧张的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他的全家都在哭吗？范仲淹毫不心软，回答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要好。”
随着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越来越多的既得利益者丧失了手中的奶酪，于是，无数次历史演绎的画面再一次出现，京城关于范仲淹的各种流言开始满天飞，各种报告如同雪花一样被送到了宋仁宗的书桌上。
起先，宋仁宗还能维护范仲淹，但终究是抵不住流言蜚语，他虽有心改革，却走得并不坚决。
这种结果下，即便是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天天加班加点，不吃不喝推行新政，其结果并不能改变多少。
当初风风火火的新政不过推行了一年，就以失败告终，积压了28年的理想就此破灭。
从朝廷到江湖，范仲淹似乎很快就适应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失败，有失败，成功才显得更有意义。
这份独一份的胸襟给了他独一无二的气魄，就在这一年，他的滕子京是被诬陷擅自动用官钱而被贬，郁闷的滕子京请他为重修的岳阳楼写一篇文章。
而他恰好想说点什么，于是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他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并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告诉了世人，身为官员，虽身居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唯有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天下才能真正做到政通人和。
我一直认为，这篇散文和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在中国家国情怀上，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如果让你单看这些，很容易把范仲淹归为政务人员，其实他还是一个被仕途耽误的星探，看人的眼光堪称大师级别。
早年狄青还是个下级军官时，范仲淹就对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从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后以武官任枢密使，成为一代名将。
张载少年时，喜欢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二十一岁时，拜见范仲淹，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作为将领实在屈才，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后来张载遍观释老，无所得反而求六经，后成为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关学的创始人，一代大儒。
富弼少年时，好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说:”王佐之才也“，并把他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看，宋仁宗恢复制科后，范仲淹告诉富弼说:”你应该由制科步入仕途“，并推举他为茂材异等，富弼从此进入官场，成为一代名相。
除了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之外，范仲淹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事家，早年他在他镇守西北边疆期间，既号令严明又爱抚士兵，并招徕诸羌推心接纳，深为西夏所惮服，称他“腹中有数万甲兵“。
因为常年在边塞，熟悉边塞将士的苦楚，所以他总想给将士们做点什么。
通过观察，他决定用最真实的文字记录他们最真挚的情感。
因此，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他总会写点什么。
写诗本就是他的专长，诗人敏锐的眼光，总能让他从将士的眼里捕捉到那些最真挚的情感。
这一年的秋天，他看到了一个满头白发的将军已经悄悄擦干了思乡之泪，一群年轻的将士，虽然日日思念自己的家乡，却依旧以戍边军务为重。他们个个尽忠职守，不建功勋于边陲，虽有时思乡心切，也是不打算归去的。
于是，这一年他动笔写下了词记录了这瞬间的情感。
《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秋天到了，西北边塞的风光和江南不同。大雁又飞回衡阳了，一点也没有停留之意。黄昏时，军中号角一吹，周围的边声也随之而起。一眼望不到头的高山和渐渐退却的落日似乎在告诉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样的日子里，将士们都不能安睡：将军为操持军事，须发都变白了；战士们久戍边塞，也因为想念家乡而流下了眼泪。
这首词之所以能流传千古，是因为里面有一个读书人的伟大理想，那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词中的白发老将军，正是这种祟高精神的生动写照。千百年来，让人“读之凛凛有生气“。
尽管这个让人向往的理想在不久的将来失败了，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前进的步伐。
公元(1052年)，64岁的的范仲淹旧疾缠身，感觉大限将至，便向宋仁宗呈上《遗表》，对自己死后的国家大事深感忧虑，于自己身后之事，却只字未提，家人劝他好点留几句，他颔了颔首，从二十七岁进士及第到五十五岁主持新政，在漫长的官宦生涯中，他关心政治，每遇国家大事，总会挺身而出，第一时间想的是朝政，久而久之，竟彻底把自己给忘记了。
如今再看，这样也好，只要朝廷不再忧患，自己的那点遗言又算得了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