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历史，充满了智谋与权力的博弈，商鞅、公孙衍、张仪等人，常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的“国际主义战士”，而与屈原等“爱国者”截然不同。屈原的忠诚是显而易见的——他宁愿为楚国的国运殉命，即使楚国弃他而去，他依然以国为重。然而，商鞅与公孙衍则有不同的做法。商鞅虽是卫国人，但他并不为卫国而死；公孙衍和张仪同为魏国人，在战国初期魏国的强大显然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会，但他们并未为魏国的强盛而倾尽全力，事实上，他们所做的往往是背离自己祖国的行为。
事实上，公孙衍才是张仪的最大对手，而非苏秦。从《史记》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公孙衍的首选是秦国，而张仪虽然一度打算前往赵国，最终选择了秦国。两人都未曾选择自己的祖国魏国，这似乎表明，对于那些志在统一天下的谋士来说，秦国无疑是一个更具吸引力的舞台。或许，在那个时代，如果有类似今天的“联合国秘书长”这一职位，他们最适合担任。
公孙衍在秦国的上升之路颇具戏剧性。来到秦国后，恰逢商鞅之死，秦国政坛出现空缺，公孙衍凭借自己的口才成功说服了秦惠文王，最终获得了秦国的最高官职——大良造，这实际上相当于秦国的相国。然而，公孙衍的首要任务却是攻打自己的祖国魏国。当时，秦魏两国在争夺河西之地，那里是天下的战略要地，魏国若能掌控河西，就有可能制衡秦国，反之，秦国掌控河西，则能够主导整个天下。公孙衍亲自指挥秦军攻魏，最终成功夺取了河西，魏国失去这一重要地带，迅速从一个有潜力问鼎天下的强国，沦落为一个失去斗志的二等国。
然而，公孙衍的战略也并非无懈可击。他本打算继续西进，将秦国的敌人义渠作为威胁，然而事与愿违，另一位魏国出身的谋士张仪看出了公孙衍的破绽，抢先一步说服秦惠文王改变方针，改为继续攻魏。张仪的建议看似合情合理，然而其中有一个大问题：当时义渠确实对秦国构成威胁，公孙衍的战略本来更为稳妥，应该先解决义渠这一后顾之忧，再进行其他军事行动。
张仪的权谋，最终使得公孙衍失去了秦国的宠爱，不得不离开，回到魏国。他本打算继续合纵抗秦，却没料到，张仪的连横策略，已然牢牢控制了秦国的外交政策。公孙衍转而与义渠联合，希望通过战略合作来牵制秦国，但他并未预料到秦国将在秦惠文王的谋划下最终稳定西北局势。
即便如此，公孙衍并未气馁，他依旧在魏国掀起了合纵运动，试图联合其他六国共同抗秦。然而，齐楚燕韩等国的分歧和内讧使得这一计划最终难以奏效。在多次政治斗争与军事失败后，公孙衍虽然未能如愿看到自己的理想实现，但他的谋略和政治眼光，依旧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公孙衍所采取的合纵策略，意在通过联合弱小国家以共同抗衡秦国的强大，然而这一战略未能得到充分的执行，最终他不仅未能逆转局势，甚至在魏国的内讧中丧命。公孙衍、张仪这两位政治谋士，可以说是战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智慧和手段影响了当时及后来的历史进程。也正如当时人所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这两位英雄的权谋斗争，至今仍被后人传颂。
公孙衍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为秦国收复河西之地的战略布局，也在于他对合纵政策的推动。他的政治斗争，昭示了那个时代智慧与勇气并存的复杂性。即便他最终未能成功，但公孙衍的历史地位，仍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