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忆录中充满了许多欲言又止的隐晦暗语。例如，他提到“功德林有四个假装积极的惹不起”，并且曾经经过半壶老酒的细心推敲，才根据“五十一军”这个番号，猜测出“三号惹不起”指的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王秉钺。
根据沈醉的说法，排在王秉钺前面的“惹不起”二号和一号资格更老，但他们的假积极程度不及王秉钺，因此，王秉钺在他们面前也只能感受到吃瘪的滋味。沈醉这样评价：“让我谈谈这位五十一军的军长吧！在这四个’惹不起’的战犯中，论资排辈，他应该排在第三位。因为还有两个比他更强硬一些，连他也不敢轻易得罪。强者之中，确实有更强者。”（本文黑体字均源自沈醉回忆录）
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过一段关于二号和一号“惹不起”修理三号“惹不起”的故事，这也是我们得以解开这些谜团的关键之一。根据沈醉的描述，二号和一号的资格更为深厚，但他们绝不是周养浩、徐远举这两位，当然也不是蔡守元的原型张淦、叶立三的原型韩浚，更不能是沈醉自己。
这些人物中，沈醉、周养浩、徐远举等一百多名将军级战犯，都是在1955年或1956年进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而这四个“惹不起”的人物则在沈醉之前就已进入了这个管理所：“刚一到北京，就有人善意地提醒我，这里有四个’惹不起’。”
这些“四个惹不起”直到1964年才开始有了特赦机会，而沈醉、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也正是应管理所的邀请，前往东南和西北几个省份参观学习时，这四人仍然在所内。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都知道，1964年之后，除了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的战犯，其余的战犯直到1975年3月19日才迎来了最后一批特赦。而这些“四个惹不起”，从管理所领导的评价来看，显然属于最后一批特赦的战犯。
当沈醉在1964年作为座上宾重返功德林时，管理所的领导对这四个“惹不起”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这些曾经作威作福、横行霸道的人，想要改变他们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的表现，一方面是不接受反抗，另一方面则是伪装，制造出一种虚假的积极形象，一旦有了机会，便恢复原状。”
沈醉在听完这番话后，深刻理解了其中的含义：“有些人，若不是在1975年最后一次特赦时获释，可能再过许多年，也难以达到这种条件。”根据这一分析，找到这四个“惹不起”的标准就显而易见了。首先，他们的资格深厚；其次，他们假装积极；第三，他们与沈醉有过交往，或是沈醉关系较好，或是沈醉并不愿意提及；第四，他们的特赦时间不早于1964年。
根据这些线索，四个“惹不起”人物中，除了王秉钺外，另外还有两位军长和一位司令。其中，有一个曾骂沈醉得让他哑口无言：“以前我没有吃过他们的苦头，这次才真正领教了’惹不起’的威风。最后我只能一声不吭，让他继续骂下去。”
这个“惹不起”之所以如此气愤地骂沈醉，是因为他非常喜欢吃饸饹（一种常见于山东和山西的面条，通常用荞麦面或白面制作）。某次，这位“惹不起”吃了四五碗饸饹，晚上看电影时出现了呕吐，差点需要送医院。沈醉知道后淡定地说：“别担心，他吃太多饸饹了，吐吐就好了。”
然而，这句话却惹怒了这位“惹不起”，他在返回住处后，竟然连续骂沈醉整整一天一夜。通过这段对话，我们揭示了这位人物的姓名：“我和原豫鄂皖边区绥靖总司令庄村夫、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周振强、114师上校师长夏建勣、军统华北区长王振山等五人住在一起。”
从这些人中，我们可以排除王振山，因为王振山与沈醉关系较好，且两人之间有过共同的经历，他绝不会对沈醉大声骂责。而且，王振山有过腹泻的经历，沈醉陪伴他度过，二人关系不错。因此可以排除。
排除王振山后，我们再看周振强。周振强曾在当司令时枪毙过沈醉手下的一名稽查员，若不是戴笠的干预，当时沈醉可能会与周振强发生冲突。但进入功德林后，二人握手言和，沈醉认为他理应是第一批获得特赦的。
再来看夏建勣，1960年11月28日，夏建勣与沈醉一起获得了第二批特赦。因此，1964年不可能再与沈醉相遇。
经过排除法，剩下的一个人物就是庄村夫，他是一位脾气火爆的山东汉子，曾在1975年获得特赦。他的暴躁脾气让他对沈醉怒骂也是常事，这一点也是很自然的。
除了王秉钺，四个“惹不起”中的另一个人物，就是在1975年特赦后曾试图上岛寻找蒋中正的陈士章。他在当时是第二十五军的中将军长，显然资格更老。沈醉回忆中提到的这位“中将军长”，也是我们可以确认的一位“惹不起”。
最后，我们也可以确认这四个“惹不起”的最终人物，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构成了沈醉回忆录中那段充满谜团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