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喜欢阅读和写作的朗风习习，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文观止》里的一篇书信体文章——《与陈给事书》。
当你学会了这篇文章的基本结构和修辞手法，你也可以写一封关于修复人际关系的书信。
✅时代背景：
韩愈写此信时（约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正值仕途坎坷，因谏迎佛骨被贬，亟需重回权力中心。陈京时任“给事中”，是门下省要职，负责审议诏令、监察百官，对官员升迁有重要影响。
韩愈当时希望通过此文能修复与陈京的关系，既表达歉意，又展示才华，试图以文才打动对方，争取政治上支持。
✅给事中职位：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唐德宗在门下省设立“给事中”一职，其职责是：“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弘文馆缮写雠校之课。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审，则驳正违失。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反映了给事中的权力很大，可以将皇帝诏令中不当的决策直接在上面改动奉还。
✅开篇：追忆往昔，铺垫疏离
从早年受陈给事赏识说起，自谦“贫贱”“不得朝夕继见”，再对比对方“位益尊”后门庭若市，引出“愈之迹日疏”的遗憾。
文中又用“始者…其后…由是”串联因果，暗含“位尊则情疏”的世态炎凉。
✅中段：对比两次拜谒，情感跌宕
第一次拜谒（去年春）：
陈给事的态度十分温和，“温乎其容”“属乎其言”，韩愈则“退而喜”，心中重燃希望，以为对方仍念旧情。
第二次拜谒（归返后）：
陈给事的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邈乎其容”“悄乎其言”，使韩愈“退而惧”。
这种由喜转惧，形成强烈对比的描写手法，更加强化了陈给事上位后对韩愈的疏离感，从而也揭示了人际关系的变化无常。
✅第三段心理上有了转折：自省释然，主动修复关系
韩愈“释然悟，翻然悔”，反思自身，将对方冷淡归结于自己“来之不继”（拜访不勤）， 用“不敏之诛”自贬，认为是自己不够聪敏造成的。为了化解矛盾，于是献上了《复志赋》等文章，想以文示诚，表达歉意。并在段末还强调了“意重于礼”，“卷有标轴……不加装饰”，所写的文章都没有重新誊写，都是因为想急于解释其中的误会。
✅结尾：谦卑收束，再表敬意
“愈恐惧再拜”的措辞重复使用，更强化了自己的谦卑姿态，达到了既维护对方尊严，又保留文人风骨的目的。
✅仿写这篇文章的结构来写一篇修复人际关系的书信我们需要注意：
① 情感递进：
从追忆到矛盾，再到自省与行动，需层层推进，不可跳跃。
②主客分明：
始终以对方（陈给事）为尊，以己方为卑，避免直接指责对方。
③语言分寸：
自贬需真诚而不谄媚（如韩愈用“不敏”而非“愚昧”）。
献礼时强调“意重于礼”（“卷有标轴…不加装饰”）。
④ 首尾呼应：
首尾均以“愈再拜”呼应，强化书信礼仪的完整性。
✅延伸阅读：白居易《与陈给事书》
韩愈与白居易的《与陈给事书》虽同名且同为唐代书信体散文，但因作者性格、写作目的和时代背景不同，在写作策略、语言风格和情感内核存在显著差异，体现了唐代士人求仕心态的多样性和文人个性的鲜明分野。
1.主题与写作目的不同
韩愈是通过自省化解与陈京（陈给事）的疏离，暗含求援意图，重建情感纽带。
白居易则是直接求荐，明确请求陈给事（疑为陈商）品鉴文章并给予“一言”定进退（“可与进也，乞诸一言”），希望陈给事能肯定自己的才能与抱负，从而举荐自己。
2.表达情感的方式不同
韩愈表达情感的方式是采取迂回隐忍的“负荆请罪”式，通过疏离之痛（“阁下之庭无愈之迹”）→ 自省之悟（“不敏之诛”）→ 试探性示好（献文）这一逻辑思维来进行阐述的。
白居易则采取的是锋芒暗藏的“逻辑强攻”式是，通过“批判俗士（“请谒者如林，献书者如云”）→ 标榜独异（“居易则不然”）→ 进退两难（“交争于胸中”）→ 逼问裁决”这一表达方式迫使对方承担“公正裁决”义务。
3.语言风格的审美不同
韩愈文中的句式特点，多用转折连词（“始者…其后…由是”）构建绵密因果链，文气沉郁顿挫。长短句交错（“愈之获见于阁下有年矣…邈乎其容”），如低回叹息。 另外，文中韩愈自我称谓全篇自称“愈”17次，强化谦卑姿态。
白居易则善用排比（“一举而中第…十举而不第”）、设问（“何哉？”“岂非…耶？”）增强论辩气势。四字短语密集（“磨铅策蹇”“息机敛迹”），如金石铿鸣。文中白居易自称“居易”5次、“小子”2次，既保持礼节又彰显个性。
4.对后世书信体的影响不同
韩愈：开创“情理交融”的辩解式书信，影响宋代欧阳修《与高司谏书》等政论书信。代表古文运动中“尚质”书牍的巅峰，入选《古文观止》为后世范式。不过文中过度自抑削弱了诉求力度，清代方苞评“韩文如崇山深谷，然过晦则近谲”。
白居易：确立“才学自荐”的论辩式干谒文模板，启发晚唐杜牧《上知己文章启》。反映科举制度下庶族文人的典型心态，被《唐文粹》收录为中唐干谒文标本。不过文中因直露锋芒而易显功利，宋人叶梦得曾讥他“乐天急进，其文露筋骨”。
通过两位文人大咖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韩愈之书如水墨长卷，以含蓄蕴藉的灰度美学化解危机；白居易之书似工笔重彩，以明艳犀利的色块碰撞争取机会。二者恰构成唐代士人精神的两极：前者是“穷则独善”的儒者风范，后者是“达则兼济”的进取缩影。
理解这种差异，不仅可把握唐代散文的多元面貌，更能洞见古代文人如何在体制夹缝中寻找生存智慧。
当然，如果此时你也想写一封信，那么，修复关系宜用韩愈式婉转铺垫（情感逻辑优先），求职自荐可效白居易直陈优势（事实逻辑优先）。
因为韩愈写这封信时，大约是在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被贬阳山前后，正处于政治低谷，需谨慎求存，隐藏意图；而白居易此时初入仕途，这封信约写于贞元末（公元804年），此时的他尚未经历重大挫折，意气风发，可大胆表露。
所以，无论是写一封修复关系的信，还是写一封求职信，我们都需要考虑读者自己的身份与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