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的凤凰花一年两季盛开，热烈得像从未熄灭的火焰。
15 岁的那个夏天，当凤凰花将校门前的道路染成通红时，一个穿蓝裙的女孩 “阿蓝”，也就是我的幻觉，随着精神分裂症的阴影，悄悄闯进了我的青春。
她曾是耳畔引导我走向黑暗的暗语，是推我走向孤立的推手，是握在手中冰冷的小刀，甚至给了我自杀的命令…直到咖啡香漫过老骑楼的窗台，在我每天都去的“屿你咖啡”里研磨咖啡豆的沙沙声里，我才慢慢懂得 —— 与“她”共处，或许是和这个疾病和解的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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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的凤凰花刚落满枝头时，15岁的我第一次听见了她的声音。那声音起初像沙茶面蒸腾的热气，模糊又温热，后来变成轮渡码头的潮声，带着尖锐的回响，最后具象成穿蓝裙的女孩“阿蓝”——她会在课堂上扯我的衣角，会在同学说笑时凑过来喊“他们在骂你”，更会在我躲在阳台哭时，递来一把削铅笔的小刀。
这是一段被精神分裂症困住的青春，在厦门的老骑楼与新校舍间，我经历了人际关系的崩塌、三次想逃离校园的挣扎，直到辍学后走进那家满是咖啡香的小店，才慢慢学会：不必把阿蓝当成敌人，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在研磨咖啡豆的沙沙声里，找到和世界相处的方式。
厦门的夏天总是又湿又热，2023年九月，我背着新书包走进高一教室时，凤凰花正把校门口的路染得通红。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有个穿蓝裙的女孩，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悄悄住进我的生活。
刚开始只是些细碎的“异常”。早读课上，我盯着语文课本上的“鼓浪屿”三个字，突然听见有人轻轻喊我的名字，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带着海风吹过的咸涩。我猛地回头，后桌的同学正低头刷题，窗外只有蝉鸣和扫地阿姨的扫帚声。“肯定是太紧张了”，我揉了揉耳朵，把注意力拉回课本，可那声音像根细针，时不时扎我一下。
真正注意到她，是在第一次月考后。我数学考砸了，坐在操场的看台上哭，眼泪掉在校服裤上，晕开一小片湿痕。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抬头，看见个穿天蓝色连衣裙的女孩，梳着齐刘海，眼睛像厦门的海水一样亮。“别难过啦，他们都不懂你”，她蹲在我身边，声音软乎乎的，手里还拿着一朵刚摘的凤凰花。
我以为是隔壁班的同学，想问她名字，可转头的瞬间，她就不见了。风卷着凤凰花瓣落在我腿上，我揉了揉眼睛，怀疑是自己哭花了眼。那时候的我，还把这当成青春期的小插曲，就像厦门偶尔的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可她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上课时，我会突然听见她在耳边说“老师讲错了”，害得我忍不住举手反驳，被全班同学盯着看；放学路上，她会指着迎面走来的同学，小声说“他们在背后说你坏话”，让我攥着书包带，快步躲开；甚至晚上躺在床上，她会坐在我的书桌前，翻我的日记本，念出那些我写给自己的秘密。
我开始变得越来越敏感。同桌借我的橡皮，我会觉得她是想偷偷看我的笔记；组长催我交作业，我会觉得她是故意针对我。有次班会课，老师让大家自由组队做项目，我看着同学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阿蓝在我耳边说“没人愿意跟你一组”，我突然站起来，大喊“你们都别装了”，然后哭着跑出了教室。
那天晚上，妈妈带我去了厦门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生拿着我的量表，跟妈妈低声说着什么，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阿蓝蹲在我脚边，拉着我的衣角说“他们要把你关起来”。最后，医生把诊断书递给妈妈，我瞥见上面写着“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像一块冰凉的海蛎壳，砸在我心上。
确诊后，我开始吃药。白色的药片吞下去，白天总是昏昏沉沉，晚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阿蓝好像也怕那些药，出现的次数少了些，但只要药效一过，她就会立刻冒出来，比以前更凶。
学校成了我的“噩梦场”。我坐在教室里，总觉得同学们在偷偷议论我，他们的笑声、咳嗽声，在我听来都是嘲笑。有次上体育课，我跑八百米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膝盖擦破了皮，阿蓝在我耳边喊“他们都在看你笑话”，我爬起来，不管不顾地冲出了操场，跑过校门口的凤凰花树，跑过老骑楼底下卖沙茶面的小摊，一直跑到海边才停下。
海风裹着咸湿的味道吹过来，我坐在沙滩上，看着远处的鼓浪屿，阿蓝坐在我身边，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沙子上画圈圈。“你看，连海都知道你很没用”，她的声音像海浪一样，一下下打在我心上。我捡起脚边的石头，想扔向大海，可手却不听使唤，反而砸向了自己的膝盖，直到妈妈找到我时，我的膝盖已经肿得老高。
妈妈跟学校申请了休学，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不说话，每天抱着枕头坐在窗边。我们家住在老骑楼里，楼下就是热闹的菜市场，卖鱼丸的阿婆会喊着“新鲜的鱼丸哦”，卖水果的大叔会跟顾客讨价还价，可这些声音在我听来，都像是阿蓝故意放给我听的噪音。
有次妈妈让我下楼买瓶酱油，我戴着口罩，低着头，快步走向小卖部。路过一家卖海蛎煎的小摊时，摊主阿姨笑着跟我打招呼：“小姑娘，好久没见你啦”，阿蓝突然在我耳边喊“她想害你”，我吓得把手里的钱掉在地上，转身就跑，连阿姨喊我的声音都不敢回头听。
我尝试过赶走阿蓝。我把她“坐过”的椅子搬到阳台，用消毒液反复擦；我把她“念过”的日记本锁进抽屉，钥匙藏在鞋底；我甚至在房间里贴满了“不许进来”的纸条，可她还是能轻易找到我，在我吃饭时抢我的筷子，在我洗澡时敲浴室的门，在我睡觉时趴在我的床头，跟我说话到天亮。
最严重的一次，是我偷偷停了药。那天晚上，阿蓝变得特别兴奋，她拉着我的手，让我跟她一起“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她带我走到阳台，指着楼下的巷子说“跳下去就自由了”，我爬到阳台的栏杆上，冷风灌进我的衣服，就在我要往下跳时，妈妈突然推开房门，把我抱了下来。
妈妈抱着我哭，说“慧慧，我们再去看医生，好不好”，我看着妈妈红肿的眼睛，阿蓝在我耳边说“她只是假装关心你”，可我第一次没有听她的话，而是点了点头，因为我突然发现，妈妈的肩膀，比阿蓝的手更温暖。
第二次从医院出来，医生跟我说，除了吃药，还要试着“找一件能让自己静下心来的事”。妈妈想让我去学画画，可我看着画板，阿蓝就会在我耳边说“你画得真丑”；妈妈想让我去学钢琴，可我坐在钢琴前，阿蓝就会把琴键按得乱七八糟。
直到有天，妈妈带我去中山路的一家咖啡店。那家店藏在老骑楼里，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子，写着“屿你咖啡”，念起来软乎乎的。老板娘是个三十多岁的姐姐，笑着跟我们打招呼，店里飘着浓郁的咖啡香，混合着烘焙面包的味道，让人觉得很踏实。
“要不要试试磨咖啡豆？”老板娘递给我一个手动磨豆机，还有一把咖啡豆。我握着磨豆机的手柄，慢慢转动，咖啡豆被磨成粉末的沙沙声，像厦门雨季里的雨声，很轻，很柔。阿蓝站在我身边，没有说话，只是歪着头，看着我手里的磨豆机。
那天之后，我每天都会去那家咖啡店。老板娘教我认咖啡豆，告诉我阿拉比卡豆的酸，罗布斯塔豆的苦；教我打奶泡，看着牛奶在蒸汽枪下变成绵密的泡沫；教我拉花，虽然我总是把爱心拉成歪歪扭扭的圆圈，但老板娘总会笑着说“没关系，下次再试试”。
刚开始，阿蓝还会在我操作时捣乱。我称咖啡豆时，她会喊“少了少了”；我打奶泡时，她会凑过来说“烫到手啦”。有次我给客人做拿铁，她突然在我耳边尖叫，我手一抖，咖啡洒在了吧台上。我红着眼圈想躲进后厨，老板娘却递来抹布：“没事呀，刚开始都这样，我以前还把浓缩咖啡倒进糖罐里呢。”
客人也大多是温和的。有个常来的老爷爷，每次都点一杯美式，会笑着看我磨咖啡：“小姑娘磨得仔细，咖啡都香些。”有次阿蓝又在我耳边说“他在偷偷笑你笨”，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小声问老爷爷：“我是不是磨得太慢了？”老爷爷愣了愣，随即笑了：“慢工出细活嘛，喝咖啡就是要慢慢来。”
那天晚上，我坐在店里的窗边，看着窗外老骑楼的灯光，阿蓝趴在吧台上，手指戳着磨豆机的纹路。“他们好像……没那么讨厌？”她小声说，声音比以前轻了些。我没说话，只是把一颗没磨的咖啡豆递给她，她捏在手里，转了转，没再吭声。
后来阿蓝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就算来，也大多是安安静静地待着。我做咖啡时，她会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看；我收杯子时，她会偶尔指一指“那个杯子没摆好”。有次厦门下大雨，店里没客人，老板娘放着舒缓的音乐，我磨着咖啡豆，阿蓝突然说：“这个声音好听。”我抬头看她，她的蓝裙子在暖黄的灯光下，好像柔和了许多。
现在我已经在咖啡店做了半年多，老板娘说我可以算半个咖啡师了。我学会了根据客人的口味调整咖啡的浓淡，还能拉出勉强像样的树叶拉花。妈妈偶尔会来店里看我，坐在角落的位置，看着我忙碌，眼里的担忧慢慢变成了笑意。
前几天凤凰花又开了，落在咖啡店的窗台上。我捡起来放在吧台上，阿蓝蹲下来，用手指轻轻碰了碰花瓣。“以后……我们就在这里好不好？”她问。我点点头，给她倒了一杯凉白开——以前总觉得她是要把我拖进黑暗的影子，现在才明白，或许她只是我心里那个害怕孤单的小孩，而咖啡香、老骑楼的灯光和温柔的人们，让我们都慢慢找到了停靠的地方。
厦门的雨季还会来，但我不再怕了。研磨咖啡豆的沙沙声里，我和穿蓝裙的她，正一起学着和这个世界好好相处。
备注：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家庭情况都不一样，因此，文章中的分享，仅做参考。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欢迎在文末打赏，支持原创。欢迎分享自己抗郁路上的故事，有公益稿酬喔。点击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