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1日，柏林城破，在纳粹帝国覆灭之际，宣传部长戈培尔及其妻子杀死了他们的全部6个孩子，他们一家曾经是官方宣传中的“模范家庭”，但如今他们却决定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戈培尔的妻子一个接一个给孩子们喂下了毒药，然后这对夫妻也一同自杀。
戈培尔一家八口人，最终全部和他们的元首死在了一起，戈培尔曾在一份报告中告诉希特勒：
“您知道，我的生命属于您，我，甚至包括我的家人在内，永远都不可能、也无法生活在一个不属于我们的时代。”
戈培尔的妻子则说得更加直白、也更加魔怔：
“一个没有元首和纳粹主义的世界，根本不值得活着，所以我把我的孩子们也带到了这里。”
01
开头这一幕，是二战尾声中最扭曲、最疯狂的一幕，本篇文章，我们就将讲述作为“宣传天才”的戈培尔是如何一步步走到这个结局的，他在二战中都经历了哪些事？
一场战争往往有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前线真刀真枪的厮杀，另一条战线则是舆论、宣传上的较量。
1939年9月1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戈培尔作为一介文人也走向了“战场”，他的这个战场没有硝烟，却能左右人心。
当德军入侵波兰时，作为德国宣传部长的戈培尔也开始了针对波兰的宣传战，他写道：
“我们混入了几个波兰电台，现在连波兰人自己也弄不清楚哪些消息是真，哪些消息是假，我们以讹传讹，制造了许多恐慌，然后，我又吩咐停播广播若干个小时，让他们更加人心惶惶，反正把波兰人搞了个晕头转向。”
而对于德国国内，戈培尔则起草了一份《无线电广播特别规定》，禁止人民收听和传播外国电台消息，违者将面临牢狱之灾，“情节特别严重者”甚至将被处以死刑，戈培尔以此确保人们只能从他这里得到消息。
控制了德国国内的舆论后，戈培尔便开始编造各种弥天大谎，为德国的侵略战争服务。
德国在入侵波兰后，便被英法宣了战，戈培尔的首要任务，就是激起德国人民对英法的反感，让民众都加入到这场与英法的对抗之中。
9月3号，英国的一艘远洋邮轮“雅典号”在赫布里底群岛附近沉没，据英国方面的报道，这艘邮轮是被德国潜艇的鱼雷击沉的，事实也的确如此，9月27日，当德国U30号潜艇由大西洋返回德国威廉港时，德国海军上将邓尼茨就亲自盘问了该潜艇艇长，得知此事的确是该德国潜艇所为，但被击沉的邮轮上有许多平民，而且其中还有美国平民，纳粹政府当时并不想和美国也开战，因此他们不愿承认此事，那不是德国击沉的，还能是谁呢？戈培尔这时就编造了一个非常阴谋论、非常有噱头的故事，那就是这艘英国船只恰恰是英国政府自己击沉的，为什么英国政府要这么干呢？众所周知，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一直非常希望拉美国人下水，让美国人和自己一起打德国，但无奈美国人一直保持孤立政策，不愿干涉欧洲战事，因此腹黑的丘吉尔恶向胆边生，想出了这招毒计，他自己击沉了一艘载有美国公民的邮轮，然后栽赃嫁祸给德国，为的就是让美国也对德国宣战，戈培尔在《人民观察家报》上绘声绘色地写道：
“丘吉尔用心险恶，搞了一颗送死的炸弹，要了大约1500名乘客的命，丘吉尔取得了只有罪犯才期望的结果，他是多么希望船上上百名美国乘客丧命汪洋啊，以此激怒受蒙骗的美国人民与所谓的罪魁祸首德国为敌。”
戈培尔编造的这个故事，非常符合市井小民对阴谋论的追捧、以及对外国黑暗政府的想象，它把德国自己的责任摘得一干二净，而且还反过来增强了德国人对本来是受害者的英国的反感，在被戈培尔蒙骗的德国人心中，英国政府为了陷害德国，不惜击沉自己的民用邮轮，害死上千名乘客，简直是畜生中的畜生。
戈培尔就这样不遗余力地抹黑英国政府，而与此同时，在他的宣传中，德国政府简直是全世界最正义、最光明磊落的政府。
在《戈培尔（中）》这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提到他把德国侵略波兰说成是一场“自卫战争”，是为了反抗英、法、波组成的对德“包围圈”。
其导火索就是波兰在边境上的“挑衅”和“入侵”，而在这样一场“正义”的“自卫战争”后，在德国没有对英法宣战的情况下，英法“竟然”主动对德国宣战了，戈培尔抓住了这一点，他不断向媒体代表们强调，是英法“向我们宣战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被扣上侵略者的帽子”，所以在对波兰“自卫”后，德军又开始对着英法“自卫”，但是在与西线盟军的战斗中，德国又入侵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几个小国，对此戈培尔又该作何解释呢？
很简单嘛，因为这三个小国都是英国的“走狗”，戈培尔在广播中大力谴责了这三国政府“明目张胆地违反最基本的中立原则”，言下之意就是说，这是你们的问题啊，如果你们不和英国走得那么近，我们怎么会来打你们呢？德国的媒体和报纸都得到了指示，必须口径一致地说，荷兰和比利时早早就把屁股坐在了英法一边，希特勒只是又一次及时抢在他们之前动手而已。
除了对内宣传，戈培尔在对外宣传上也很会找角度。
当时德国最大的外敌，就是以英法为主的西线盟军，而戈培尔则能想到得离间英法，让这两个国家的人们在联盟内部互相猜疑，比如，西方国家的军队或多或少都有些军纪作风问题，当英国军队来到法国领土上作战时，肯定会有一些英国士兵要和法国女人上床，戈培尔就抓住了这一点，他的宣传部创作的漫画，赤裸裸地表现了英国士兵对法国女性的欲望，以此来激起法国人对英国人的反感。
原图我们没能找到，找了另一张图作为参考示意。这张图是美国士兵和英国女人在上床，当后来美国参战、美军入驻英国时，戈培尔就这样故技重施，试图离间英美之间的关系。
戈培尔还清楚，法国人常常感觉自己是被英国人出卖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人流了最多的血，却因为英国人的干预，而没能得到足够满意的结果，如今德国将要入侵法国，法国作为大陆国家无路可退，而英国却总是能够退回自己的岛屿，戈培尔抓住了英法之间这微妙的矛盾，他在广播中提醒法国人：
“最开始是英国把法国拖入了战争，但现在英国人却只派出了十个师（来支援法国）！”
英法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戈培尔则对其火上浇油，让这两个大国之间更加离心离德，只要能挑起敌军内部的矛盾，戈培尔就无所不用其极，民族、阶级都成了他手中的工具，比利时内部有两个主要的民族，弗拉芒人和瓦隆人，两者之间长久以来有些矛盾，戈培尔的宣传部就会用弗拉芒语向弗拉芒人进行广播，他们说道：
“弗拉芒人，你们在比利时一直被视为二等公民，而我们德国人会还你们自尊。”
在进攻荷兰时，德国广播则呐喊道：
“荷兰士兵们，你们为何而战？为什么你们要让自己被杀死？难道就是为了法国和英国的资本家吗？”
当德军入侵法国时，戈培尔又抓住了法国人面对战争的恐慌心理，他亲自写稿撰文，鼓动法国人赶紧去银行提取存款，否则存款就会被德军没收，这种宣传加剧了法国的挤兑情况，干扰了其金融系统，1940年6月，法国投降，随后德国部分部队凯旋回国，他们穿过了国旗飘扬的勃兰登堡门，让德国人民得以一睹前线军队胜利的风采，戈培尔也没有放过这次宣传的机会，他在现场，对着聚集在广场的德国人民分析道：
“为什么上一次我们打法国打输了？而这一次我们却打赢了呢？那就是因为上一次有人在暗中组织兵工厂罢工，在帝国生死攸关的时刻，通过一场阴险的国内革命断绝了前线的武器弹药，这些人就是叛国者和犹太人，所以这一次，千万不能再有阶级斗争、再有这种反战的事情了。”
戈培尔提醒德国人，虽然法国已经投降了，但“战争还没有最终结束，最后一仗我们必须打赢，然后我们就将并肩携手，共同建成一个更加伟大的帝国和一个更加美好的欧洲”。
02
在战胜法国之后，戈培尔就将宣传的重点放在了当时唯一还在与德国交战的对手——英国身上。
戈培尔首先要鼓动起德国人民与英国交战的热情，让他们向往战争，这就要轮到戈培尔管理的娱乐行业——电影业登场了。
在宣传部的统一管理下，官方摄影师能够很快拍摄到前线的战争画面，然后迅速制作成关于战争的新闻片、纪录片，给后方的民众放映，这样德国人民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亲眼看到曾经只能在文字中读到的前线战况。
在这些影片中，德军的坦克所向披靡，战机叱咤天空，一个又一个帅气的战争镜头，激发着人类最原始的自豪感和征服欲，这些画面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战争的热情，到1940年，德国电影院的上座率在两年内几乎翻了一番，为了让乡村地区的农民也有电影看，戈培尔还提供了1000个移动电影院，这些电影院在乡村地区间不断流动，确保德国人每月至少能看一次电影，极大地保证了农村地区宣传的成功。
戈培尔还特别设立了新闻片专场，连续给观众放映新闻片，而入场费仅为0.3～0.4马克，士兵和儿童还能半价，这些影片将战争带入了德国人民的生活，点燃了大众对战争的热情，根据党卫队保安局的报告：
“电影院观众席爆满，达到了顶峰，敦刻尔克的征服给人留下了压倒性的印象，观众们屏息以待，来自不伦瑞克的报道指出，观众首先希望对英格兰造成破坏，以便为她对德国犯下的罪行报仇，根据来自帝国各地的报道，当元首的镜头出现时，人们鼓掌，并高呼万岁。”
在对外、对英国的宣传战上，戈培尔则力图将英国人民和英国政府剥离开，他强调，要让英国人民明白，他们与自己头上的那些“财阀们”毫无联系，不要让自己为了这群统治阶级而送命，要在英国人民心中播种下对英国政府的不信任。
同时戈培尔还组建了许多秘密电台，能让英国的收听者误以为这些广播节目就是来自于英国本土，为了不被人发现这是德国的广播，这些节目每次开播时还会对纳粹党进行攻击，但是节目真正的内容都是以分裂英国为核心。
英国也叫做“联合王国”，其内部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之间本来就有些矛盾。
戈培尔对此了如指掌，并选择在战争来临时对其煽动分裂，比如，“喀里多尼亚广播电台”就会渲染夸大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矛盾，另一些电台则会煽动挑拨威尔士人民对所谓英格兰暴政的不满。
在戈培尔发动这些宣传攻势的同时，戈林的空军也开始了对英国的进攻，戈培尔对德国的空军信心满满，他将参与作战的飞机编队称为“上帝的法庭”，仿佛纳粹空军即将给英国带来最终的审判一样，但是快一个月过去了，不列颠空战依然焦灼，9月10日，英国皇家空军还把炸弹扔到了柏林城里，戈培尔再次表现出了足够的宣传素养，他依据现实迅速调整了宣传方针，他命令各个媒体，不要把英国宣传得太弱了，要不然民众就会发现一个快投降的英国还能飞到柏林来扔炸弹，这从逻辑上实在是说不过去，他还吩咐要“慎重发表有关伦敦受挫、民情低落，抑或英国的防御力量遭致摧毁等有所误导的言论，未来的几周我们估计会加强空袭，但这个’加强’必须说的含蓄一点，否则会过早给民众敌人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的错觉”。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戈培尔还是在意自己的公信力的，他也没有把民众都当成白痴，他敢撒谎，但他也会尽量避免自己的谎言被戳破。
凭借着天堑般的英吉利海峡以及强大的海空军，英国最终挡住了德国的进攻，对戈培尔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沮丧的时刻，他的宣传工作干得很不错，但在战场上，决定性的对抗还是发生在军人之间，如果掌管空军的戈林战胜不了英国皇家空军，那戈培尔也没有办法，在这场战争中，戈培尔也遇到了和他同等级的鼓舞人心的高手，那就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是坚定的主战派，决心和纳粹打到底，他总是能用振奋人心的演讲和代表胜利的V字手势来鼓舞英国百姓，他的决心和意志让戈培尔也为之苦恼，戈培尔在日记中问道：
“丘吉尔这头野兽怎么还不腿软？什么时候这个家伙才能投降？”
而丘吉尔则给出了答复：
“永远不会！”
03
在入侵英国失败后，希特勒又将目光放到了东边的苏联身上，当时苏德两国还处在蜜月期，希特勒想要打苏联一个措手不及，使德国在苏德战争一开始就占尽优势，为了帮希特勒做到这一点，戈培尔也开始通过宣传来迷惑对手的视线，早在5月底他就开始散布谣言，说德军不久将登陆英国进行决战，德国将安排斯大林到柏林进行国事访问，着手准备与苏联建立军事同盟，当6月初德军在希腊的克里特岛击败英军时，戈培尔更是立即将全部时政报道转向了东地中海战区，仿佛德国人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苏联身上，而是还在全力对付英国，但由于德军在东边的庞大运输准备行动不可能完全保密，再加上戈培尔的手下对外宣传处处长波默尔在柏林保加利亚大使的招待会上喝多了酒，把即将突袭苏联的秘密不慎泄露给了其他外交官，这些都让戈培尔不得不下更大力气去迷惑外界，戈培尔特地撰写了一篇题为《克里特岛战例》的阴谋文章，字里行间尽是即将入侵英国本土的信息，这对外国通讯社来说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各国媒体都认为“大嘴巴戈培尔”口无遮拦，记者们信口报道说宣传部长因泄露机密已经在希特勒那里失了宠，大不列颠广播电台评论员甚至推断称德国在东部边境的调兵是一个圈套，实际上是为准备入侵英国打掩护，苏联高层也对德国的进攻意图不甚了解，以为德国在东边调兵另有目的。
戈培尔不仅骗对手，他连自己人都骗。
6月5日，他在宣传部一个内部会议上“密告”各科室负责人，称希特勒终于认识到不打英国战争就无法结束，原定的东部行动计划暂被取消，具体时间他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三周或五周之后就将开始进军英国，为了提高其可信度，戈培尔还装模作样特地找人创作了一支进攻英国时将用到的进行曲，并挑选了数名英语播音员，一直到6月15日下午戈培尔被希特勒召见时，国内外依旧猜测不停，为了让自己因泄露进攻英国的机密而失宠的流言继续流传，戈培尔还专门给自己的部长专车换了一个车牌，并且绕道从侧门开进希特勒的总理府，但就是在这次会面中，希特勒明确告诉了戈培尔，鉴于苏军战斗力“虚弱”（可能是苏芬战争给了希特勒这样的印象），自己是打算用“四个月”的时间来征服苏联，成功对外进行了欺骗行动的戈培尔也感到：
“本次军事行动策划得天衣无缝，保证万无一失，我们面临着一个空前绝后的胜利进军，苏联将像纸牌屋一样坍塌。”
04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入侵了苏联，得益于戈培尔的对外宣传，以及其他人在外交、军事上的精心欺骗，德军的确打了苏联一个措手不及，在战争爆发、真相揭露的这一天，戈培尔也得向德国人民解释，为什么他们又开始与苏联交战了，戈培尔在部长会议上指示道，最重要的就是要强调以下“事实”，那就是只要德国背后还有一个“背信弃义的”、“未知的”苏联在“虎视眈眈”，那德国国防军就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西线作战，而元首发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当权者的阴谋，所以德国才要率先向苏联发起攻击，用戈培尔在日记里的话来说：
“如果我们软弱可欺，苏联就会进犯我们，到头来我们还是避免不了两线作战，只有像现在这样主动进攻，我们方能身无后患。”
而进攻苏联也是符合欧洲资产阶级长久以来的反共共识的，戈培尔在宣传中强调，如今进攻苏联的德国已经成为了“欧洲文明的拯救者”，“拯救其免遭一场政治地狱的荼毒”，戈培尔以此来为纳粹的侵苏战争谋求更加广泛的支持。
苏德战争初期，德军的确打得比较顺利，但从莫斯科战役开始，德军渐渐抵达了推进的极限，苏联红军清楚地表明，他们远比德国人想象中的更强大，而这就与戈培尔的宣传发生了冲突，在戈培尔的宣传中，斯拉夫人都是“劣等民族”，是“野蛮和原始”的人类，是不可能与他们这些“优等”的雅利安人对抗的，但前线的德军却发现，苏联人抵抗得英勇而刚烈，即使处在劣势他们也毫不动摇，一些苏联飞行员在被击落后为了避免落入德军之手，甚至会选择自杀，这些苏联人组成的军队实实在在地挡住了德军，当德军从前线归来时，这些看法也影响到了后方的德国民众，他们开始发出质疑，根据党卫队保安局的报告，人们觉得纳粹在这方面的宣传“与事实不符”，戈培尔再次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纳粹的宣传口径，他不再诱导民众认为战争是轻松的了，他准备开始让民众明白——敌人是可怕的，战争是残酷的。
1941年底，戈培尔在宣传部会议上表示，此前的宣传工作犯了“根本性的错误”，由于屏蔽了所有的坏消息，从而使德国人民对一些军事失利“过分敏感”，戈培尔认为丘吉尔的“血、汗、泪”策略才是战争宣传中的典范，他指出德国的宣传工作既要“保持对战争结果的合理乐观主义”，但是也应该采取更为现实的态度，体现一下战争中的失败，他相信，人民可以经受得住这些，也渴望得到这些，也是在这一时期，戈培尔在《帝国周报》上发表了文章，他写道：
“我们不问胜利何时到来，相反，我们要设法让胜利到来，为此需要整个民族的艰苦奋斗。”
1941年12月22日，戈培尔就在广播呼吁启动了“赠与前线士兵圣诞礼物”的活动，他号召民众为前线士兵捐赠冬季衣物，他不讳言前线的士兵正在挨冻，结果在戈培尔的宣传下，德国各阶层一呼百应，很多知名电影演员与运动员都参加了募捐活动的宣传，捐献衣物的人蜂拥而至，活动一直持续到圣诞周之后，最后不得不延长到1942年1月11日，14日戈培尔在广播讲话中声称，收到的衣物总数已超过6723万件，这个数量已经很接近后方的德国本土人口数，戈培尔再次用事实表明，自己的宣传是得人心的，是能够鼓舞起人民为战争服务的。
当德国在二战中的局势越来越危险时，戈培尔也能够拒绝诱惑，他不会抓住一些小的胜利就大吹大擂，因为他知道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你现在吹的越狠，未来的反噬就越猛烈。比如在1942年，德军曾一度在北非取得不错的战绩，在苏联也曾挺进至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但戈培尔仍然下令：
“在德国国内的宣传中，务必严格注意不得引起民众对军事方面的虚幻希望。”
当德国的盟友日本在新加坡击败英军时，戈培尔也一再表示：
“英国的百年基业不会一朝而亡。”
然而，纵使戈培尔有意识地管控风险，避免自己完全失信于人民，但德军在战场上的糟糕表现也使得他越来越左右支绌、渐渐陷入了无计可施的境地，比如在1943年，德军输掉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整个第六集团军都投了降，这一仗成为了二战的转折点，标志着德国彻底由盛转衰，对于任何一个宣传家来说，这都是灾难般的现实，戈培尔既不能骗德国人，说斯大林格勒是德军打赢了，因为战线不会骗人，但他也不能直接说整个第六集团军，包括指挥官保卢斯元帅在内都投了降，这对于后方民众的士气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戈培尔只能丧事喜办，他对外宣传，第六集团军是“战斗到了最后一人”，媒体被指示要说斯大林格勒的战斗“超越了历史上已知的任何英雄壮举”，德国还宣布了为期三天的哀悼期，并下令关闭所有剧院和电影院，用以纪念“壮烈牺牲”的第六集团军，在这种举国肃穆、怀念“烈士”的悲愤氛围中，戈培尔开始了他这一生最盛大的表演，他要在万人环绕的柏林体育宫中举行关于战争总动员的演讲，他要用一席话，就让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走向战场，他要全面点燃战争的血腥引擎，为纳粹帝国做最后一搏。
05
1943年2月18日，柏林体育宫，戈培尔穿着他标志性的黄色风衣，登上了演讲台。台下座无虚席、人满为患，此时纳粹德国刚刚经历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每个人都渴望纳粹政府能给出一个办法来，来扭转日益不利的战争局面，人们将焦虑的目光聚集在了戈培尔身上，而此时的戈培尔看上去是那么坚定，他的身体站得笔直，让人几乎忘记了他其实是一个残疾人，他目光如炬，声势洪亮地讲道：
“英国人说，你们正在抵制政府的总动员措施，英国人还说你们想要的不是全面战争而是投降，你们想要全面战争吗？”
“是的！是的！”
“你们想让这场战争比我们所能想象的都更全面、更彻底吗？”
“是的！是的！”
“你们准备好与元首站在一起作为祖国方阵来支持战斗的国防军吗？你们准备好继续坚定不移地、以顽强的决心，经历所有命运的变迁直到胜利掌握在我们手中吗？”
“是的！”
“我问你们，你们是否决心在争取胜利的战斗中与元首同甘共苦，并接受哪怕是最残酷的个人牺牲？”
“是啊！元首万岁！元首命令！我们遵循！”
“你们已经向我们的敌人展示了他们需知的事情，令他们不再沉迷于幻想，世上最强大的力量，也就是我们的德国人民，已经表明，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坚定支持我们争取胜利。”
“是的！是的！”
“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口号就是’人民崛起，掀起风暴！’”
06
戈培尔的这个演讲片段在互联网上还挺火的，我看到有评论说：
“德国人多团结啊！”
“这不就是国家凝聚力的体现吗？”
“燃起来了！”
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那么恭喜你，你就是那种会被戈培尔的宣传所打动的人，当然这也不丢人，因为戈培尔本来就是一个蛊惑人心的大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揭秘环节，关于这场演讲，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点在于，戈培尔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打动台下的观众，因为现场的这些观众本来就是托、他们都是演员，据军备部长施佩尔回忆，当天的听众“都是纳粹党组织找来的人”，其中包括“大众耳熟能详的知识分子与演员”，“为的是要通过《新闻周报》播放这些人对演说的赞同反应，进而感染观众”。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戈培尔就不是为了煽动现场的这些人，他和现场的这些人是一伙的，他们一起演了一出充满感染力的戏，为的就是打动你、我这类从电视、收音机里收听到现场实况的观众，你看着现场的人那么激动，然后你也激动了，但人家是演的，你是真的，你真要去战场上蹲战壕，你去了，戈培尔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戈培尔的这场演讲本身就极具煽动性，再加上现场观众的配合表演，他们共同打造了一个集体主义翻滚的海洋，当时每一个看过这场演讲的德国人，都容易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他们会感到：
“我们德国人真是太团结了，大家都是那么得热血沸腾、忠心耿耿，大家都要和苏联人拼了，我不能怂，我也要上。”
这就是戈培尔的高明之处，他能凭借这么一番演讲，就让成千上万的人去送死，去打一场逐渐无望的战争，这成了他在宣传史上最登峰造极的表演，纳粹党卫队保安局也报告说：
“戈培尔这次演讲的新闻短片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驱散了迄今为止一直盛行的怀疑论，当看到演讲带来的欣喜若狂的效果时，即使是相当沉默寡言的部分人也被唤醒了。”
07
在戈培尔的鼓舞下，德国进入了总动员模式，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走上了战场，用自己的生命去抵挡前进的苏军和盟军，然而，打不过就是打不过，你就是把德国榨干了，也打不过苏联、美国和英国所组成的强大反法西斯盟军，在德国每况愈下的岁月里，戈培尔常常扮演一个裱糊匠的角色，他努力用纸糊住千疮百孔的纳粹帝国，为其续命，当盟军大规模轰炸柏林时，是戈培尔坚持开放了地铁，为民众提供了躲避炸弹的去处，而当盟军发起夜间空袭时，戈培尔一直都在凯撒霍夫饭店的地堡中进行民力调配并做出救援指示，在空袭警报解除时，戈培尔也是唯一一位在柏林废墟中奔波的纳粹高层领导，他会四处筹措灭火，并开展急救工作，他会向民众分发食物，也会出席空袭遇难者的葬礼，向他们致以哀悼。
戈培尔的举动引起了德国公众巨大的反响，人们蜂拥而至，热情地向他问好，与他握手或是和他交谈，虽然戈培尔的这些举动包含了宣传目的，但是他这种身体力行的行为，还是令人们愿意继续相信他说的话。
1944年7月，当希特勒遭遇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暗杀和政变时，也是戈培尔帮他稳住了局面，当时在德国国防军内部有一批以施陶芬贝格为首的军官集团，他们对希特勒的统治感到不满，密谋行刺、政变，这也可以看作是纳粹德国在对外战争连续失利的情况下，内部矛盾的一次大爆发，施陶芬贝格成功混入了希特勒所在的“狼穴”（位于德国东普鲁士拉斯滕堡），并引爆了炸弹，多名高官被炸死，希特勒本人也受了轻伤，差一点就被炸死，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虽然希特勒本人没有被炸死，但政变集团完全可以宣布他已经死了，并利用他不在柏林的这个时机，发动政变、控制首都的要害部门，但坐镇柏林的戈培尔阻止了这一切，当政变军官宣布希特勒已死、并命令手下去封锁柏林政府区时，是戈培尔站了出来、与军人直接对峙，他告诉领头的军人，希特勒绝对不可能遇难，随后戈培尔还拿来电话，让希特勒与现场的军人直接对话，得知希特勒真的没死，政变一方能影响到的军人迅速动摇，随后戈培尔又用他掌控的广播系统，对外宣布了刺杀失败的消息，使政变者在舆论上彻底陷入了被动，在政变中，控制广播台、电视台总是关键一步，而这些宣传系统里的人往往也是胆小、犹豫，容易屈服于持枪的军人，但这一次，政变者遇到的是戈培尔，一位真正的宣传大师，他们的计划迅速破产，最终，包括施陶芬贝格在内的许多政变者都被处死，而戈培尔则因为他的过人表现而更加受到希特勒的器重，他被任命为“总体战全权代表”，负责发动德国所有人，将战争继续打下去，这可以说是纳粹最后的疯狂了。
在戈培尔的命令下，德国人的生活只剩下战争，所有消遣读物均遭禁止，各种娱乐活动也都被限制，公务员与工人一周得工作六十个小时，所有16至60岁的德国男性都有可能被抓到前线去当炮灰，在当兵的报名站前，连老人和孩子也排起了队，他们组成了戈培尔想要的“人民冲锋队”，他们装备简陋、缺乏训练，在战场上成片成片地死去，戈培尔让这么多人为了一个邪恶的政权而白白送死，可以说是罪孽深重，他到最后也失去了德国人民的信任，人民发现这位宣传部长竟撒了那么多的谎，哪怕到了战争结尾，戈培尔都还在欺骗德国民众，让他们相信纳粹即将研发出一种强大的“复仇武器”，有了这种神秘武器就能扭转战局，所以大家便能为了这虚幻的希望而继续送死，但到最后，这种强大、神秘的“复仇武器”也没能扭转战局，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戈培尔的一切宣传都失去了魅力，反倒显得滑稽可笑，在德国人心中他和希特勒最终都变回了凡人，人们用层出不穷的段子来编排他们、嘲讽他们。
比如，“戈培尔部长有两个手提箱被偷了，其中一个装着复仇武器，另一个装着最终的胜利”。
再比如，“太阳和希特勒有什么区别？太阳在东方升起，而希特勒在东方（苏联）落下”。
08
1945年4月，苏联红军兵临柏林城下，纳粹高官们大多作鸟兽散，只有戈培尔陪在了希特勒身边，他说：
“我从不忍心抛弃元首，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在余生中都将认为自己是一个可耻的背叛者和卑劣之徒。”
在希特勒身边，戈培尔会继续捕风捉影地称：
“一切都还没有完蛋，还有奇迹的可能。”
以此来鼓舞希特勒已经陷入绝望的精神，而希特勒也成了这世界上最后一个还愿意相信戈培尔宣传的人，听了戈培尔的话，他真的振作了一些。
在柏林昏暗的地堡里，戈培尔和希特勒就这样相互陪伴，一起度过了最后的岁月，直到苏军越来越近，所有人都明白，时候到了。
1945年4月30日晚，希特勒和他的妻子爱娃，一起走进了自杀的房间，在遗嘱中，希特勒将戈培尔确立为自己的继承人，他将和海军元帅邓尼茨一起，分别继承自己的总理和总统职务。
当戈培尔成为德意志总理时，他只管辖着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他仍然感到很开心，这意味着希特勒最后认可了他，给予了他最高级别的荣耀，面对着希特勒的遗体，戈培尔说出了最后一声“希特勒万岁”。
第二天，他也选择了自杀，在临死前，戈培尔对一位即将离开的飞行员说：
“请您告诉邓尼茨，我们不仅知道生活与战斗，我们还明白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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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死了，他的尸体被烈火烧尽，骨灰被撒进了艾勒河里，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戈培尔本人已经离开了人世将近80年，但他的思想、他在宣传学上的种种理论，仍然宛如一个幽灵般徘徊在这世间。
抛开善恶，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讲，戈培尔的宣传无疑是精湛的，他是宣传界划时代的人物，我看了很多关于纳粹德国的书，人们会将纳粹的失败归于希特勒、归于戈林，归于某个没有打好仗的将军，但几乎没有人会说，纳粹德国失败，是因为戈培尔搞宣传搞得不够好，然而，就是一个在技法上如此登峰造极的人，最后却给德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他的掌控下，德国社会中充满了谎言、偏见与仇恨，阴谋论和种族主义横行世间，极端化的言论屡见不鲜，在他的教唆下，德国人先是迫害一个国家内不同种族的人，随后又走出国门、走上千万里去杀另一个国家素不相识的人，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的命也弄丢了。
在戈培尔精彩的宣传战背后，是无数个因此走上歧路的人、和无数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就连戈培尔本人最终也自食其果，他曾经美满的家庭也被毁灭了。
如果说戈培尔的故事在今天还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向我们揭示了许多舆论战中的套路，并提醒我们，如何才能不被操纵、不被愚弄、不被欺骗。
纵观戈培尔这一生，他在宣传上的造诣有目共睹，但他还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太喜欢撒谎，而真正伟大的事业，它的宣传是不需要谎言的，它仅仅需要说出真相，当戈培尔在第一次为纳粹主义撒谎时，他就该意识到他献身的这个事业是有问题的，戈培尔的撒谎技巧非常高超，但纵使是他，最终也会发现，你不可能在永远的时间里骗过所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