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微信上经常弹出一个冯时教授的《圆桌派》短视频,他说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中华文明至少8000年历史”!

冯时先生是社科院的学部委员、考古学家、文字学家,此前我只是听说过,尽管我早就买了他的代表作《中国天文考古学》,但一直没看。于是,今天看了那个完整视频。

印象比较深的有几点:一是“圆桌派”的几位嘉宾认为,应该打破西方文明观的话语权;二是冯时认为,文明的标准是道德、知识、礼仪,而不是学术界通常认为的文字、国家(城市)、金属(工具)三是冯时认为,先秦之前中国就达到了文明(思想)高峰。

当然,对中华文明至少8000年历史”的说法,我觉得至少证据不足。下面我谈一些零星的想法。

上图是湖北秭归柳林溪出土文物让冯时信心满满地提出,中华文明可追溯至八千年前。并且,他认为上面的刻符就是中国早期的文字,并且他还“认”出了其中的八个,包括“龙”“爻”“隈”等。我估计很多现代人也不一定认识“爻”“隈”这两个字。

尽管冯时将“中华文明”上推了四五千年,但民间还是有很多人不满足。例如有人断言,最早的文字是浙江上山文化的,出现在一万年前他们认为,通说中的人类最早的苏美尔文明,其楔形文字也是上山文化传过去的。估计这类文化狂想,冯时也知道。

冯时自己也并不满足于将中华文明追溯至八千年前他也在视频中提到了上山文化,也想将中华文明的起源推至一万年前。我认为,这种将文明雏形拔高的做法,相当于将结绳记事、算盘说成是电脑,它否定了文明的演进性质。当然,本质上是是出于一种文化焦虑和文化民族主义情感。

微友“桥哥”对冯时的下述评论,非常值得赞赏:

冯时的观点本来可以作为学术探讨,但实际这造成大众理解为:“中华文明=世界最早=从没断过=一路领先。”

我们知道,关于人类文明,学术界早有通说,按照不同文明诞生时间先后进行排序,依次是:两河文明(苏美尔,约前3500年)古埃及文明(约前3100年)古爱琴文明(克里特,约前2700年)古印度河文明(哈拉帕,约前2600年)古中国文明(商,约前1300年)即使将二里头约前2000年)“夏文明”视为真实存在,古代中国也排在后面。

当然,这个排序没什么大不了的,后来居上是常有的事情。例如,“西方文明”其实是不断继承、接纳其他文明的产物。

格海:中华文明真有8000年吗?

其实,面对同一个物品、同一件事情,每个人的判断是非常不同的都带有个人主观色彩。因此,冯时的观点对不对且放一边。令人感兴趣的是,冯时为什么敢于重新定义“文明”,并置学界通说于不顾,这种文化自信与其个人有何关联。

一个人怎样判断,往往就有怎样的权力观与欲望伦理。因此,个人知识往往是其人的伦理诉求或权力表达。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即美德”,维特根斯坦的“思考逻辑就是思考自己的罪”,福柯的“知识即话语,话语即权力”,说的都是知识与伦理、权力的关联。

当我看到湖北秭归柳林溪的那个陶器时,我想到的是:这些刻符当然算得上是文字的雏形,但它们毕竟不是成熟的文字系统。而且,仅凭这些器物,我们推断不出冯时所说的中国古人的“道德、知识、礼仪”,这三者是几千年之后的事情。

在有人类存在过的地方,类似的刻符曾经遍地开花。例如,两河流域在5500年成熟的楔形文字之前就有还不是文字的刻符,它们出现九千年前。但学界只承认两河流域最早的文明只有5500年。

我还想到:在欧亚大陆生活的古人类,有可能彼此见过各自的刻符,只是后来,邦国形成之后,各地才分道扬镳,关门发明自己的文字、创造自己的文化。因此,重点是,文明的分岔出现之后,怎样才能让文明流动起来,而不至于封闭、固着。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龙虎图

因此,我对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一切,都不会让古人、逝者来承担责任,也不会给他们戴高帽子。我只关心,今天活着的人们,能不能承认大家都是地球人,能不能共享所有文明,而不是拉着古人来证明自己领先全世界。只有放弃那种有害无益的文化民族主义,才有文化上的源头活水。

实际上,将自己的文化锚定在一个无人撼动的高位,效果往往恰得其反:该族群将在精神上出现焦躁、疲惫等症状。因为这种不恰当的位置会堵塞我们的语言与思维。很多人之所以脑袋坏了,就是因为他们迷信这些外在的东西,而让自我固着于这个空洞的幻象上了。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何尊上的“中国”

当然,我愿意欣赏任何人的观点。我认为冯时还是有学问的,可以激发人们探寻中华文明的更多奥秘。但《梁漱溟传》的作者梁卫星老师指出:

冯时也没什么学问,只不过是基于虚幻的民族荣誉感胡说八道而己。我研究过汉字,越研究越心惊:那些组合图片其实是可以随意解释的,如果陷进去,基于需要,真的是什么都可以解释出来,要什么有什么。所以汉字学与考古这两项结合在一起,只要你愿意,别说8千年,8万年我也能玄乎其玄地论证岀来。

梁卫星老师在这里其实点到了一个相当深刻的、接近精神分析学的观点:不必迷信任何文字,对于一个文明来说,自我美化其实是一种语言固着现象它会引发各种文化症状;而要缓解这种症状,就必须让语言的能指链滑动起来。

例如,很多人对“中国”就有一种双标,当他们定义“文明”时,就说“中国”是文化;但当别人说到“国家”时,他们又说“中国”很早就有了国家。其实,这是文化焦虑、文化民族主义的症状。我们应该勇敢地承认拉康所说,所谓的症状就是能指链被固化,无法继续往下滑动。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让今人的语言自由流动起来。这才是真正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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