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迷信
谈经济问题，十稿八不过，有些问题就无法讲清楚了，那就干脆多做文化的扯淡。
平台问了一个话题：《易经》是科学，还是迷信？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来自于对杨振宁的反驳。杨振宁在 2004 年 “2004 文化高峰论坛” 上作了一个题为 “《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的报告；他没有直接说《易经》不是科学，但用了科学的快刀。
结果遭到网上的 “多数人暴力”，用最不文化的方式讨论文化，这是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不谈《易经》谈家事，谈了《易经》，最坚强的“逆火”是：你看不懂《易经》。
谈论这个问题还是要以杨振宁的原话为基础。
他是这样开场的：“《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不是 “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不是 “之一”，完全正确，因为《易经》是对变化的辩证分析，是哲学的思考；这是中国人特有综合思维的产物，中国人的思维中没有直线思维，老子说 “曲则全，枉则直 “，孔子在《系辞传》中也说” 曲成万物而不遗 “；这说的都是事物的变化难以测定，因为变化不是一条直线，不但不是直线，而且在语义上是悖论，这就是老子说的” 正言若反 “，原理上就是” 物极必反 “，这不是学科意义上的科学总结，而是哲学总结。《易经》讲的就是阴阳无痕的转换，是” 物极必反 “的符号化表述。
哲学与科学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前者是综合的；真理不分左右，无分东西，”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后者是分析的，如同一把解剖对象世界的快刀。
对中国人来说，从祖先神到自然神的崇拜，讲究的是” 天人合一 “，这一合就合出了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对科学的分析思维无感，顺天应时就对了。大千世界，人来人往，都不过是 “道” 的轮回，出自玄牝之门，最终又回到大自然苍凉的怀抱，所以，老子劝帝王别瞎忙了，回归少昊时代的 “小国寡民”。
但科学不同，西方发展出了几乎所有的系统学科，这与他们对人的看法直接相关。西方的思维定式不是天人合一，而是超越性的 —— 人是对动物界的超越，这种超越源于人是 “有理性的动物”。这里说的理性，就是指人有一把解剖对象世界的快刀，通过分析，从而拥有了马克思所说的对世界 “内在尺度” 的把握；动物只能把握对象世界的外在尺度，人却可以穿透对象世界的本质，这决定了人不但可以适应环境，也可以改变环境，这就是所谓的 “人化自然 “。
清楚了《易经》的思维是综合思维，清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天人合一的崇尚，就清楚了为什么系统学科没有在中国诞生：因为缺少对人的自我超越的定位，因为《易经》虽然对阴阳做了符号化表述，但它不是一把分析的快刀，而是要探寻天人合一的变化之道，在阴阳无痕的转换中立于不变之道。
对于符号化的评价，杨振宁是这样说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 这是一个非常独到的观点 —— 贯穿《易经》的精神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正是一切科学的基础，那为什么没有导向系统科学？因为缺少形式逻辑那套严密的逻辑推演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易经》恰好是反逻辑的：阴阳之所以转换，股票多空之所以能瞬间乾坤倒转，正因为它不遵循形式逻辑的秩序。这就是杨振宁所说的，“推演法一个特点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粗略的回答了？
《易经》不是科学，也不是迷信。它是中国人对天人关系的综合思维结晶。从哲学角度看，人类科学的一切突破，似乎都逃不开 “归于消解” 的宿命 —— 人类最终要 “归去来兮”，回到对象世界苍凉的怀抱中，老子谓之 “复命归根”。而科学的每一次突破，都暗含自我毁灭的危机，保不齐有一天 AI 杀手会出现在人群中，你无法辨识它，它却能对你进行精准毁灭。
人类科学的旅途果真如此悲观吗？
马斯克说，20% 的悲观，80% 的乐观。人类的确很可能是 “道”“上帝”“物自体” 等表述下的 “永在” 的一次自我变异、一场奇点爆炸。这种变异的本质，就是指数级的自我超越。既然人是相对的存在，又何必沉浸于 “永在” 的追求？该干什么干什么。
现实是：谁的科学落后，谁就要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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