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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雕龙》 版本补考

——兼论 《隐秀》 篇补文之伪

高树伟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文学系）

《文心雕龙》 的传世版本, 有甘肃敦煌鸣沙山千佛洞第 288 窟出土的唐写本残册 (今藏大英博物馆)（据国际敦煌项目官网公布的高清图片, 此书装帧形制为粘叶装 (纸张双面有字, 单叶对折, 中缝朝内, 以浆糊逐叶粘连),与蝴蝶装近, 而略有别。 唐写残册仅存 《征圣》 《宗经》 《正纬》 《辨骚》 《明诗》 《乐府》 《诠赋》 《颂赞》 《祝盟》 《铭箴》《诔碑》 《哀吊》 《杂文》 十三整篇。 经赵万里、 杨明照、 林其锬等考察此册讳字, 其中 “渊” “世” “民” 皆缺笔避讳,“忠” (唐高宗太子讳忠)、 “弘” (高宗太子讳弘)、 “照” (武后讳曌)、 “显” (中宗讳显)、 “豫” (代宗讳豫)、 “治” (高宗讳治)、 “旦” (睿宗讳旦), 均不讳。 其抄写时间至迟不晚于开、 天之世, 大概是初唐时抄写。 林其锬 《增订文心雕龙集校合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第 1—2 页。）, 宋本已佚（从宋人著录、 品评、 采摭、 因习、 引证、 考订等方面来看, 《文心雕龙》 在宋代已有较广泛的传播, 宋刻本应不会很少。 林其锬 《增订文心雕龙集校合编》, 第 864 页。）, 元刻仅存孤本, 讹脱较为严重。 明代刻本较多, 有弘治十七年(1504)、 嘉靖十九年 (1540)、 二十二年、 万历七年 (1579)、 三十七年、 四十年、 天启二年(1622) 等版本, 其中冯允中本、 汪一元私淑轩本、 梅庆生 《文心雕龙音注》 本 (下称梅氏《音注》 ) 影响较大。 学界关于 《隐秀》 篇补文真伪之争, 主要涉及 《文心雕龙》 版本研究中的两个关键问题: 其一, 宋本 《文心雕龙》 中是否有今传 《隐秀》 篇补文? 其二, 在以往认识中与宋本相关的几种版本, 与宋本的实际关系如何? 这两个问题紧密关联。 因 《文心雕龙》 宋本不传, 要探求其宋本面貌, 仍依赖对与宋本相关的几种版本的考察。

与 《文心雕龙》 宋本关系密切的版本, 除了 《太平御览》 所引, 还有另外两种: 一是《永乐大典》 所载 《文心雕龙》 旧本, 二是明代海虞二冯旧藏的两部明抄本。 载录 《文心雕龙》 全书的 《永乐大典》 卷册虽已亡佚, 基于对 《永乐大典》 体例的认识, 借助纪昀当时记录下的异文, 仍能大致判断它与今传版本的关系, 可为判断其是否为宋本提供证据。 在以往《隐秀》 篇真伪之争中, 主真者认为, 海虞二冯旧藏的两部 《文心雕龙》 明抄本源出宋本, 一直视其为 《隐秀》 篇补文为真的主要证据。 实际上, 这两部明抄本与明万历三十七年梅庆生《音注》 关系密切, 其底本并非宋本。（高树伟 《海虞二冯旧藏 〈文心雕龙〉 明抄本考论》, 《文学遗产》 2023 年第 2 期。）剥离明抄本对考证 《隐秀》 篇补文真伪的影响后, 下文分别研讨 《永乐大典》 卷九千四百一十五—九千四百一十七所载 《文心雕龙》 旧本的版本性质、 梅庆生 《文心雕龙音注》 的校刻背景与底本来源, 以细致勾勒 《隐秀》 篇补文出现的时间与早期传抄路径。

 《永乐大典》书影

《永乐大典》 修成于明永乐六年 (1408), 编纂用书多源出明初南京文渊阁藏宋元旧椠,因被誉为 “辑佚渊薮”。 《永乐大典》 所载 《文心雕龙》 旧本是什么版本? 纪昀判断 《永乐大典》 所载 《文心雕龙》 旧本为宋刻本的依据是什么? 基于对《永乐大典》 体例的研究, 结合纪昀所记 《永乐大典》 所载 《文心雕龙》 旧本的异文, 以上问题大致可以厘清。

《永乐大典》 纂集文献 “用韵以统字, 用字以系事”, 辑录 《文心雕龙》 有如下三种情况:

其一, 事目下节引零篇散句: 卷九百九、 八千二百七十五、 一万三千四百九十六分载 《辨骚》 《檄移》 《诏策》 散句。

以上三处引文, 第三条转引自 《事物纪原》, 撮述原文大意。 第一、 二条均有节略, 且第一条句式前后颠倒, 也极有可能是辗转引据, 而非据 《文心雕龙》 原书抄录。

其二, 全篇载录: 《 〈永乐大典〉 目录》 卷一万五百五十二 “启” 字下, 标注 “文心雕龙奏启篇”（《 〈永乐大典〉 目录》,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姚元之抄本 (索书号: 02837), 第 7 册, 第 62a 叶。）, 此卷载录 《奏启》 全篇。

其三, 全书载录: 在 《 〈永乐大典〉 目录》 中检寻 “文” “心” “雕” “龙” 四字下所引内容, 发现卷九千四百一十五—九千四百一十七三卷 “心” 字下各标注 “文心一” “文心二”“文三”。（《 〈永乐大典〉 目录》 第 6 册, 第 143b、 144a 叶。 卷九千四百一十五、 九千四百一十六下小注 “文心一” “文心二” 的 “心”字上有墨点, 卷九千四百一十七下小注 “文三”。 核 《连筠簃丛书》 刻本, 此三卷 “心” 字下作 “文一” “文二” “文三”。《 〈永乐大典〉 目录》, 《连筠簃丛书》 卷二十五, 第 6 叶。 “文心” 应是 《 〈永乐大典〉 目录》 卷九千四百一十五、 九千四百一十六的原文, 或是后来抄手不解此处意涵, 在 “心” 字上施加墨点。）《永乐大典》 嘉靖副本行款为半叶八行, 权衡每叶抄录字数, 那么整部 《文心雕龙》 (三万七千余字), 两册 《永乐大典》 的篇幅应可以容下, 《 〈永乐大典〉 目录》 卷九千四百一十五—九千四百一十七注出的 “文心” 部分, 应即 《文心雕龙》 全书。（据清乾隆年间 《 〈永乐大典〉 点存目录》, 此三卷应分属两册, “临至心 卷九千三百九十五至九千四百十五 十本” “心 卷九千四百十六至九千四百三十四 十本”, 恰将卷九千四百一十五、 九千四百一十六断为至少两册。 《 〈永乐大典〉 点存目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抄本 (索书号: 平图 010695), 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华古籍资源库” 微卷影像 (书号: CBM1507)。）

清乾隆三十八年 (1773), 纪昀曾取 《永乐大典》 所载 《文心雕龙》 旧本校勘, 发现其中《隐秀》 篇同样残缺。 他判断 《永乐大典》 所载 《文心雕龙》 为宋本, 且从 《隐秀》 篇补文语词、 彭泽称谓、 行文体式等多角度考量, 论其出于明人伪造。（纪昀在 《四库提要》 称, “况至正去宋未远, 不应宋本已无一存, 三百年后乃为明人所得。 又考 《永乐大典》 所载旧本, 阙文亦同。 其时宋本如林, 更不应内府所藏无一完刻”。 永瑢等撰 《四库全书总目》 卷一百九十五,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第 1779 页。）纪昀批点 《文心雕龙》, 对《隐秀》 篇补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判断:

此外, 他还谈到, 《永乐大典》 所载 《文心雕龙》 旧本, 其中 《宗经》 篇涉及各版本“ 《书》 实记言” 下的一段异文情况:

梅氏 《音注》 中的 《宗经》 篇 “ 《书》 实记言”, 下接 “而训诂茫昧, 通乎 《尔雅》, 则文意晓然” 十四字, “谅以邃矣” 下有 “ 《尚书》 则览文如诡, 而寻理即畅; 《春秋》 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 而王惟俭训诂本、 天启二年梅氏第六次校定本 “ 《书》 实记言” 作 “然览文如诡, 而寻理即畅”, “而训诂茫昧, 通乎尔雅, 则文意晓然” 十四字接于 “敢附深衷” 后。 在《文心雕龙》 传世版本中, 追溯王惟俭训诂本、 天启二年第六次校定本此处的异文, 最早见于明万历十年 《两京遗编》 本。 综合涉及 《尚书》 两句的语义, 梅氏 《音注》 本不误, 第六次校定本反因 “ 《书》 实记言” 涉下 “ 《尚书》 则览文如诡” 而错简。

纪昀指出, 《永乐大典》 所载 《文心雕龙》 旧本, 其中 《宗经》 篇此处异文及 《隐秀》篇残缺均与梅氏 《音注》 同。 核元刻本及 《音注》, 这几处异文确与元刻本、 梅氏 《音注》同。 故 《永乐大典》 卷九千四百一十五—九千四百一十七所载 《文心雕龙》 旧本为元刻本的可能性较大。 因此, 以往依据 《永乐大典》 所载 《文心雕龙》 旧本 《隐秀》 篇同样残缺, 判断 《隐秀》 篇补文出于伪作, 实属无效之证。

《〈永乐大典〉目录》清抄本

上节已揭, 纪昀认为, 《隐秀》 篇补文出于明人伪作。 《文心雕龙》 在明代的确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版刻印行较多。 明人钱允治、 李维祯称, 吴门、 新安、 建安、 南昌、 建阳、 武林等地各有版行。（钱允治跋, 杨明照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年, 第 973 页。 李维祯 《文心雕龙评题辞》, 《大泌山房集》 卷一百三十二, 《明别集丛刊》 第 4 辑, 合肥: 黄山书社, 2015 年, 第 11 册, 第 631 页。）明弘治年间冯允中本、 汪一元私淑轩本、 梅庆生音注本影响最大。 冯允中本源出元至正嘉兴郡学刊本, 汪一元私淑轩刻本源出弘治冯允中刻本而 “略有增改”, 嘉靖二十二年佘诲刻本源出私淑轩刻本, 另补 《序志》 篇缺文。 相较冯允中本、 私淑轩本, 学术界对梅庆生 《音注》 已有不少研究, 对其中的 《隐秀》 篇补文及来源讨论也比较多, 但其底本来源这一问题却未受到足够关注。 对 《音注》 的校刻背景, 也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

梅庆生 《音注》 有万历己酉、 天启壬戌两次刊刻, 据户田浩晓、 郭立暄研究, 《音注》 存世至少有七种版本, 有原刻、 翻刻、 初印、 后印之别。（《文心雕龙音注》 为梅庆生首次刻于明万历三十七年, 据钱功甫跋 “己酉刻于南昌” 及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书前顾起元序首叶版心下的 “吉安刘云刊”, 其刊刻地似在南昌。 户田浩晓 《 〈文心雕龙〉 梅庆生音注本的不同版本》, 户田浩晓著, 曹旭译《文心雕龙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第 152 页。 郭立暄《再论梅庆生音注 〈文心雕龙〉 的不同版本》, 《图书馆杂志》 2009 年第 4 期。）明万历己酉本 《音注》 卷端首行题作“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卷之某”, 凡例首行作 “校刻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音注凡例”,所列雠校姓氏也将 “杨慎” 置于首位, 凡例提及原杨慎批点本为红、 黄、 绿、 青、 白五色,从 《音注》 所列书名、 校勘姓名、 凡例描述看, 《音注》 的底本确为杨慎批点本。

关于杨慎施加批点的这个版本的来源, 杨慎仅称 “此本亦古, 有一二误字, 已正之”。（杨慎 《杨慎与张含书》, 杨明照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 第 968 页。）徐、 谢兆申也有提及。 徐借薛晦叔家所见抄本, 迻录其中杨慎五色批点至汪一元私淑轩本。（徐跋, 杨明照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 第 970 页。 今北京大学古籍馆藏徐批校本 (索书号: LSB/3476), 底本即汪一元私淑轩本。）据谢兆申跋, “始徐兴公名得是批点本示予, 予因取他刻数种复正之” “ (梅子庾) 乃肆为订补音注”。 其中提及的批点本, 即梅庆生天启二年跋中提到从乱书堆中所见 “耳伯 《雕龙》 旧本”。 对此, 徐在跋文中也有记述, 称 “此本吾辛丑年校雠极详, 梅子庾刻于金陵,列吾姓名于前, 不忘所自也”, 且指出书前有八篇序, 而梅氏 《音注》 刊刻时未收。 曹学佺于万历四十年的序也称, “相传有杨用修批点者, 然义隐未标, 字讹犹故。 予友梅子庾从事于斯,音注十五而校正十七, 差可读矣”。（杨明照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 第 957 页。 下文引梅庆生、 谢兆申等人跋, 均出自此书, 不具注。）这部杨慎批点本, 最初为徐所得, 而后出示谢兆申,谢兆申又据所见其他版本校正, 并将校改文字誊录于杨慎批点本。 此后, 谢兆申将此本出示朱谋、 李孔章、 焦竑, 各有校正。 按谢兆申的说法, 梅庆生主要基于杨慎批点本做的订补音注, 于万历三十七年刻成此书。 礼部尚书李维祯当时也指出, 梅庆生校刻音注本底本源出杨慎批点本, “万历梅子庾得杨用修先生所丹铅校之”。

梅氏 《音注》 的底本来源, 据谢兆申、 徐的描述, 均是徐氏收藏的杨慎批点本。 在谢兆申的交游圈之外, 冯舒的跋文称 “南都有谢耳伯校本, 则又从牧斋所得本而附以诸家之是正者也”, 认为谢耳伯校本的底本源出钱功甫藏本 (即所谓 “牧斋所得本” ), 且以谢恒所抄钱功甫本比勘, 言之凿凿说 “故别篇颇同此本, 而第八卷独缺”。

校勘海虞二冯所藏两部明抄本、 《音注》, 两部明抄本与元刻本存在异文之处, 大都同于梅庆生 《音注》 汇集的校勘成果, 尤其是其中许多理校改字, 这一特殊现象让我们对冯舒跋称谢耳伯校本底本为钱功甫本有所质疑。 如上文所述, 若谢耳伯校本以钱功甫本为底本, 梅庆生校刻 《音注》 又以此为本, 以双行小注的形式汇聚诸家校勘, 那么 《音注》 应与谢恒抄本的文字大略合符, 但实际校勘结果并非如此。 在谢兆申的描述中, 并未提及从钱谦益处借览功甫本, 也没有提及曾用功甫本校勘, 在 《音注》 双行小注中也没有看到据功甫本校改的痕迹。总之, 冯舒跋文称谢兆申校本以功甫本为底本, 与事实不符。

此外, 《音注》 校刻史事, 尤其是其中梅庆生、 谢兆申二人各自的贡献如何, 对考察 《音注》 文本面貌、 诸家校改情形颇为关键。 因此, 研究者进一步考察谢、 梅两家关系, 认为谢兆申曾背弃与梅家的婚约, 最终谢兆申之子并未娶梅氏女儿, 谢氏因此心怀愧疚、 对老友情感颇感负累, 并以此认为 《音注》 书前所列人物的校勘劳绩主要是谢耳伯采集, 梅庆生只是做了音注部分的工作。 谢兆申在 《音注》 校刻过程中虽有功绩, 但 《音注》 汇集的校勘成果并非完全是谢氏之功, 其中还有另一个较为重要的人物, 同样在 《音注》 校刻过程中扮演着汇拢诸人校勘成果的中介, 此人就是曹学佺, 梅庆生曾是其幕僚。

要精确理解 《音注》 成书过程, 首先需要重新审视谢、 梅两家关系。 关于梅庆生, 《建昌府志》 有其小传:

传言梅氏曾游浔阳, 入曹学佺 (字能始) 幕府, 且引钟惺赠梅氏诗。 钟氏与曹学佺交好, 他也在 《音注》 书前 “音注校雠姓氏” 名单中。 不难看到, 布衣梅庆生的交游, 实倚赖曹学佺的交游圈。 除了谢兆申, 曹学佺的交游圈同样是考察 《音注》 校勘成果来源的重要线索。

据谢兆申 《明故谢母黄氏孺人墓志铭》, 谢氏次子明俊聘梅庆生之女。（谢兆申 《谢耳伯初集》 卷十四, 《明别集丛刊》 第 4 辑, 第 30 册, 第 587 页。 此前, 研究者误读 “申出” 二字, 并非谢兆申聘而不娶, 也未因此影响两家婚约。 汪春泓 《论梅庆生 〈文心雕龙音注〉 兼及晚明文风》, 《中华文史论丛》 (总第 72 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第 128 页。）谢氏 《别梅子庾》也确有 “伊昔婚有期, 年逾十二支” 等描述。 关于谢氏对两家婚约的态度, 在 《别梅子庾》其三有 “有儿非蕙兰, 且以惭君婿。 帛不能将, 御轮当焉置。 感子不予訧, 将为结以帨” 有所透露, 他并没有拒绝这门亲事。 通读谢 《集》 提及梅氏的诗, 尤其是 《诒梅圣孺言》 九首,倒是谢氏屡次提及梅氏因遇到某些困境而倍感痛苦, 并担心因此影响二人关系, 故反复在诗中提及 “狂鸱” “狂鸟” “莠言” “人言何哆哆”, 以宽慰梅氏不必为此忧心。

梅庆生一直在曹学佺幕府, 且明万历三十六年曾随曹氏入蜀。 次年三月, 谢兆申 “以例入北雍”, 谢氏 《别梅子庾》 因有 “子自西蜀游, 我以南北驰” 句。 考曹学佺出入蜀地, 期间撰有 《巴草》 《蜀草》, 《蜀草》 有写梅庆生诗三首, 梅庆生入蜀事, 与谢诗合符。 谢氏 《别梅子庾》 又有 “念昔寓留京, 子岂无令谟。 胡为一蜀游, 迄以鲜宁居”, 是对梅氏自蜀地返回后的境况表示担忧。

明天启二年, 梅庆生将刻第六次校本时, 曾在乱书堆中检出谢兆申旧本, 得见谢氏作于万历己酉的跋文, 褒奖谢氏 “其研讨之功实十倍予”。 万历己酉初刻之后十四年间, 梅庆生又改补七百余字, “无日不思我耳伯”, 且称又见谢兆申跋为 “精神感通”, 让梅庆生悲喜交集。 可见天启二年时, 梅庆生、 谢兆申的关系仍是融洽的, 并非因子女婚变导致谢氏深感内疚, 才让谢兆申以 《文心雕龙》 的校勘成果贡献给梅庆生。

梅庆生校刻 《音注》 这段史事厘清后, 更可以明晰, 《音注》 底本源出徐出示谢兆申的杨慎批点本, 谢氏虽有汇拢诸家校勘之功, 更重要的是, 梅庆生曾为曹学佺幕僚, 诸如徐、钟惺、 俞安期诸人, 同样在曹学佺的交游圈中, 这为梅庆生汇集诸人校勘提供了便利条件。 梅氏重作整理, 陆续订补, 且组织诸人完成了音注及对音注的校勘工作。

还原 《音注》 校刻背景后, 可知梅庆生 《音注》 所据杨慎批点本, 其中 《隐秀》 篇也残缺, 对判断 《隐秀》 篇补文真伪, 同样没有提供有效佐证。

大英博物馆藏唐写本《文心雕龙》(S.5478)

追溯 《隐秀》 篇补文的源头, 据国家图书馆藏冯舒旧藏抄本 (简称 “国图本” ) 钱功甫跋, 万历四十二年, 钱功甫已得到阮华山宋本抄补 《隐秀》 篇。 次年, 许子洽即在其万卷楼检得宋本, 并抄录 《隐秀》 篇补文、 过南州出示朱谋 , 朱谋又写寄梅庆生。 明天启四年,钱功甫去世以后, 其藏书归于钱谦益。 明天启七年, 冯舒从钱谦益处借得钱功甫本, 据以抄录。 这是 《隐秀》 篇补文最早出现的记录。 总结此前 《隐秀》 篇的传抄情况, 有如下六条线索: 其一, 阮华山—钱功甫 (冯舒转录钱功甫跋); 其二, 钱功甫—许子洽—朱谋—梅庆生(朱谋跋); 其三, 钱功甫—钱谦益—冯舒、 冯班 (二冯跋); 其四, 朱统锽—徐 ; 其五,胡夏客家藏宋本 (吴骞); 其六, 吴兴贾人—何煌 (何焯跋)。（朱供罗、 李笑频 《 〈文心雕龙· 隐秀〉 明代补文之来龙去脉及影响》, 《昆明学院学报》 2017 年第 5 期。 朱供罗 《明代徐〈文心雕龙〉 跋语 “王孙孝穆” 考》, 《昆明学院学报》 2019 年第 2 期。）除明末清初胡夏客及吴兴贾人这两条无法上溯的线索, 其余几条宋本的线索最早也只能追溯至钱功甫, 且钱功甫跋最早见载于海虞二冯旧藏两部明抄本。

经全面校勘, 证明海虞二冯旧藏两部明抄本源出明万历己酉梅氏音注本, 二冯跋文所重视的 “功甫原本” 并非宋本, 如冯氏转录的钱功甫跋文 “余从阮华山所得宋本抄补” 可信, 则钱氏当日抄补仅 《隐秀》 一篇, 而没有顾及这部宋本其他篇目, 仍无法解释此前研究者提出的这一质疑。（杨明照 《 〈文心雕龙· 隐秀篇〉 补文质疑》, 第 499 页。）朱谋跋称, 得自许子洽据钱功甫万卷楼藏宋本抄录的 《隐秀》 篇补文, 据明天启二年梅庆生音注本看, 文本状貌与二冯旧藏两部明抄本同, 应同出一源。 至此, 可据以探求宋本状貌的几条直接线索均已断掉。

宋本状貌难求, 返回来再审视这两部明抄本, 尤其是国图本 《隐秀》 篇的抄写状况, 不能不令人生疑。 值得注意的是, 国图本自 “澜表方圆” 以下至篇末赞语, 均为冯氏亲笔所抄,恰与元刻本 《隐秀》 篇阙文处相合。 从冯舒跋文看, “其 《隐秀》 一篇, 恐遂多传于世, 聊自录之”, 是钱功甫本原本如此? 还是冯舒故意如此抄写? 疑点仍比较多。 二冯请谢恒抄写两部明抄本的心态也颇费思量。 虽二冯未明言抄写所据底本为宋本, 但转录钱功甫跋文 “余从阮华山得宋本抄补”, 使二冯颇看重此书, 且称原样抄录, 不更一字, 并称 “钱本” “功甫原本”,若二冯不清楚钱功甫本情况, 抄录这两部抄本则是受了钱跋的误导; 若二冯清楚钱功甫这部书源出明万历己酉梅氏音注本, 还如此强调钱功甫本之重要, 使人生疑。

无论是朱谋跋文（朱跋称 “万历乙卯夏, 海虞许子洽于钱功甫万卷楼检得宋刻, 适存此篇, 喜而录之… … 原本尚缺十三字, 世必再有别本可续补者”, 杨明照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 下册, 第 969 页。）, 还是海虞二冯旧藏两部明抄本, 以及徐 校明嘉靖汪一元私淑轩刻本（徐校明嘉靖汪一元私淑轩刻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索书号: LSB/3476)。）, 审视其早期传抄 《隐秀》 篇补文的文献形态, 其中 “ □乎□音” “叔夜之□□ ” “嗣宗之□□” “士衡之□□” “彭泽之□□ ” “而俱适乎□□ ”, 均阙此十三字, 由此可见 《隐秀》篇补文应同出一源。（《隐秀》 篇补文在流传过程中, 也有填补此八字之缺的情况, 如所补 “入军” “怀咏” “疏放” “豪逸”, 显系晚出。）这十三处阙文较为齐整, 尤其是涉及嵇康 (字叔夜)、 阮籍 (字嗣宗)、陆机 (字士衡)、 陶渊明 (曾任彭泽县令) 四人作品或特点的八字, 若是宋本漫漶所致, 何以如此齐整, 恰将四人作品、 特点六字残泐? 应是补写者力所不逮所致。（王达津 《论 〈文心雕龙· 隐秀篇〉 补文真伪》,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论文集》,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第 106 页。）

海虞二冯旧藏两部明抄本源出明万历己酉梅氏本, 这一事实的确定, 还原了 《隐秀》 篇早期传抄背景中至为重要的一环, 也将此前尝试探求 《文心雕龙》 宋本状貌的直接线索全部切断。（高树伟 《海虞二冯旧藏 〈文心雕龙〉 明抄本考论》。）海虞二冯跋文所强调的 “功甫原本” 及秘抄 《隐秀》 篇的心态, 与两部抄本的文本来源不合。 综合此前目验诸版本及现有研究, 可将 《隐秀》 篇补文传抄背景大致勾勒清楚(图一) 。（此图为笔者目验国图本、 常熟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徐 校本题跋、 万历己酉梅庆生音注本、 南京图书馆藏何焯批校梅庆生音注本后, 综合现有研究成果绘制。）

借助纪昀所记 《永乐大典》 所载 《文心雕龙》 旧本异文, 初步判断 《永乐大典》 载录的《文心雕龙》 旧本应为元刻本。 经校勘, 也证明冯氏旧藏两部明抄本底本并非来自宋本。 梅庆生 《音注》 所据杨慎批点本 《隐秀》 篇同样残缺。 因 《文心雕龙》 宋本渺无踪迹, 《隐秀》篇的传抄与宋本之间, 仍无法建立确凿的关系。 《隐秀》 篇补文最早可溯至钱功甫, 再无文献可征。 因此, 其他几条有关 《隐秀》 篇传抄的线索, 也均不可信据。 据二冯描述, 钱功甫本中有元人叙、 钱功甫跋、 《隐秀》 篇补文, 很可能是一部单独补抄了 《隐秀》 篇的抄本, 而其余各篇的文本却源出明万历己酉梅氏本, 疑点颇多。 从 《隐秀》 篇补文的早期传抄背景看,最早传抄 《隐秀》 篇的几条线索的文献载体, 其文本均阙十三字, 而恰好在描述嵇康、 阮籍、陆机、 陶渊明四人作品或特点的八字处漫漶。 综合考量, 应是伪补所遗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