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五、通俗小说产生原因之浅探

马克思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1】

通俗小说之产生、发展自然离不开社会经济基础。唐朝素有“大唐”、“盛唐”之谓，经济、文化居于世界民族之顶端，四境来朝。宋之经济生产总值占全球1/4。

至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商业有了长足发展。民族战争绵延数百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历史前进之车轮将思想禁锢之门撞开罅隙，反对礼教、个性解放等思潮萌生。诸因素催发通俗小说之创作。

其创作呈现出从弱小、蹒跚到强大、稳健之过程；从明始，通俗小说作家辈出，群星荟萃，通俗小说涌现，如雨后春笋。

第一，文人乃通俗小说之创作者、阅读者，或为评论者，创作理论指导者。

国家实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使天下“英雄入彀中”。金榜题名者，加官进爵，丰禄厚秩，炙手可热。

故世人望子成龙，渴望其跻身体制内，支撑门楣，荣宗耀祖；城乡私塾星罗棋布，有条件者送子读书蔚然成风，国民文化水平逐渐提高，出现士人阶层。

士人有“相当大的读书量、笔头功夫及时间等”“能熟练地驾驭文字”，故能创作通俗小说。

朱自清先生《经典常谈》谈及传奇小说创作的原因之一，云：

当时文士作传奇，原来只是向科举的主考官介绍自己的一种门路。当时应举的人在考试之前，得请达官将自己姓名介绍给主考官：自己再将文章呈给主考官观看。

先呈正经文章，过些时再呈杂文如传奇等，传奇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人又爱看，是科举的很好媒介。这样作者便日见其多了。【2】

科举考试推动传奇小说之发展。

《论语》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小说如《诗》，可以激励，鼓动；可以劝勉，训诫；可以交友，结盟；可以讽刺，声讨。士人以小说宣泄心中之垒块，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萧相恺《对才子佳人小说问题的思考》引《平山冷燕》序，认为写作小说可以“发泄”“性情”。其序写道：

顾时命不伦······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

有时色香援引儿女相怜，有时针芥关投友朋敬爱，有时影动龙蛇而大臣色变，有时气冲牛斗而天子改容。

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嗟嗟！虽不如忠孝节义之赫烈人心，而所受于天之性情，亦云有所致矣！【3】

写作尚可以“不朽”，可以扬名。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故士人求不朽可扬名于世而著小说。高彦休《唐阙史序》：“吮笔为小说、小录、稗史、野史、杂录、杂记多矣。”

魏源《寰海后七首》：“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

民以食为天，士人为生计而著小说，刊印销售，或供说书人作底本之用，获利以“疗饥”；为扩大读者群则用通俗语言写作。

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序，记市井之徒亦舞文弄墨，创作小说。其曰：

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法，则亵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而且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

此记亦反映市人对小说需求旺盛及小说畅销流行之盛况，“荒诞”“亵秽”之小说“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

“恶少”“初学拈笔”，文化水平有限，必用白话写作。

鲁迅先生谈及宋代通俗小说创作：“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

明清评点小说蔚然成风，有些文学家圈点肯綮，崭露头角，成为评点家，如李贽、李渔、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文康等，或有通俗小说作品，同时有创作理论研究论述，为文学创作贡献“秘籍宝典”，为世人阅读理解作品指点迷津。

《忠义水浒全传》发凡所言：“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得则如着毛点睛，毕露神采······”评点家促进了通俗小说创作及流行。

文人三分：体制内之官员，生员，名落孙山者。文人多是读者，少数又为稗官。文人阶层中，有生员群体。

日本学者大木 康《关于明末白话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依据中国学者著作写道：

明初正统七年（1442），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奏章曰:

“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翦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

从上述奏文可以得见，学子同“市井轻浮之徒”（相当于富裕商人）一样，阅读小说的风气并不是从明末才开始的。

然而明末和明末以前的情况，亦有显著差异，即顾炎武在《生员论》中指出的：到明末，生员数突破性地激增。

如前文所述，自嘉靖年间开始，白话小说的刊行突然兴盛起来，其背景必定是生员的增多，而导致书籍销路的扩大，这也正是探讨明末读者时，何以必须特别重视生员的原因。【4】

“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经生儒士，舍弃学业、功名，痴迷通俗小说，爱不释手，日夜记忆以资谈论，确实对通俗小说之销售起到推波助澜之作用。戏剧家汤显祖自述“稗官野史，时一展玩”。

清代“红楼梦热”席卷城乡，竟有歌谣曰：“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可见阅读通俗小说之普遍性。

关于生员性质数量及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作用情况，大木 康又写道：

生员基本上都是指科举预备阶段的童试及格者，从而成为府、州、县学学生的人。

他们取得了科举考试资格，获得了有别于庶民的士人待遇，优免了徭役义务等等，具有这样的特权的生员，据顾炎武的粗略统计（《生员论》），各县平均有三百名。

像苏州这样的大城市则如前面提到过的江盈科的《长洲学田记》所指出的，已多达五百名······在明末，这样人在政治和文化上则明显地发挥基本一致的作用。

例如，对于均田均役的实施，表现最为积极的便是这批生员，在针对宦官魏忠贤的苏州开读事件中，生员的指导，以及促成地域性“生员会议”得到重视等等，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中，他们是政治上相当激进的阶层。【5】

明清时儒生经考试进入府、县学成为生员，称“入庠”。

生员数量众多，“在政治和文化上则明显地发挥基本一致的作用”，“是政治上相当激进的阶层”；其积极实施均田均役，反对宦官专权，促成地域性“生员会议”，堪被称为思想早期启蒙者。

天公自会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明进步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公开以“异端”自居。他激烈地抨击孔孟之道，认定《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只是当时弟子的随笔记录，“有头无尾，得后遗前”，并非“万世之至论”，痛斥孔丘“无学无术”，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同时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大胆的批判，认为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是虚伪说教，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公开宣扬重视事功。

在文学方面，反对复古主义者的剽窃模拟，主张创作必须抒发己见，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对封建的传统思想有所突破，并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在当时颇有影响。（见《辞海·文学分册》第103页）

明清际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领导复社成员坚持了反宦官权贵的斗争，几遭残杀。其揭露了君主一人私有天下产业的罪状，作出“为天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大胆结论。

肯定“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

批判传统的农本商末的观点，强调工商皆本。这种政治历史观在当时有进步意义。文学方面，不满明七子模拟剽窃之风，强调“性情”，认为“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明文案序》上）。（见《辞海·文学分册》第109页）

晚明，宦官专权，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主张改良，以缓和阶级矛盾。

1594年无锡人吏部郎中顾宪成被革职，还乡后与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朝政，反对宦官专权和矿监、税监掠夺，主张开放言路，受到正直的士大夫的拥护。

他们的主张也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要求。有些在职官吏也和他们互通声气，遂形成一个代表中小型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史称“东林党”。

后其重要成员多遭宦官魏忠贤杀害。

恩格斯论述西方文学创作时指出：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力。【6】

小说的创作需要思想启蒙者。

生员及其以上者形成思想激进阶层，在文化上的启蒙作用不容小觑，春风化雨，迎来了“中国文艺复兴时代”，明及清初，优秀长篇章回体小说问世，成为世界名著；易代而不衰，以至“清末是中国小说史上最富有成果的时期”。

《明夷待访录》（清）顾炎武 著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第二，市人阶层乃阅读通俗小说之群体。

社会经济之发展，城市星罗棋布，人口涌入聚集，“连衽成帏，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出现市人阶层。

谢桃坊先生《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与市民文学的关系》云：

“我国宋代市人阶层是由坊廊户中的富商大贾、大作坊主、代买商、租赁主、高利贷者、中产商人、中小作坊主、小商贩、官匠、雇匠、店员、船工、苦力等组成的，此外的市井医生、民间艺人、商女、流民、贫民等则是市民阶层的附庸。” 【7】

不惟宋，元、明、清亦然。市人有阅读小说之需求。

《女仙外史》第一百回有评语道：古今忠孝节义有编入传奇、演义者，儿童妇女皆能记其姓名，何者？以小说与戏文为里巷人所乐观也。

《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云:

······《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世上流传“无一人不读《三国演义》”之说。

谢桃坊先生《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与市民文学的关系》云：

进入明代，我国小说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形······小说创作的数量空前增大，其中产生了不少可称为世界名著的长篇小说······然而明代中叶以后市民阶层空前扩大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他们对小说的喜爱，仍是推动小说创作繁荣兴盛的重要原因。【8】

“世界名著”长篇小说纷纷出现，市民趋之若鹜，形成非“名著”不读之癖，刺激了长篇小说之创作。

第三，书坊增多，印刷术提高，促进通俗小说写作之发展。

《论语》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活版印刷术诞生，书坊益增，技术提高，梓人求利，广征书稿，激发士人写作之积极性，推动通俗小说之流传。

元代，杭州即有沈氏书坊。明嘉靖万历年间，福建建阳人熊大木、建安人余象斗皆是通俗小说之编著者、刊行者。前者编著、刊印有：《全汉志传》、《唐书志传》、《宋传》、《宋传续集》、《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

余象斗乃三台馆书肆之老板，编著、刊印有：《四游记》、《列国志传》、《全汉志传》、《三国志传评林》、《东西晋演义》、《大宋中兴岳王传》等。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记孙楷第先生谈明道教小说作者邓志谟：“志谟字景南······尝游闵，为建阳余氏塾师，故所著书多为余氏刊行。”

苏扬两郡城皆有书贾，专一刻印销售“四大奇书”。

第四，汉语从文言发展到通俗白话为大趋势，如大江东去，不可逆转。

我国古代语言运用方面乃文言与白话并行。文言为官方使用语言。

至隋唐，科举考试科目为《四书》、《五经》，其为文言书面语。

风吹草偃，读书人为跻身体制内，只得以文言著文，因此文言地位得以巩固，成为“霸主”，长久不衰，千余年“之乎者也”不绝于耳。但日常生活中，官员、百姓全民使用语言为白话。

文言与白话之博弈从未停息过，白话顽强争取上位，欲取代文言之霸主地位；至唐，在韵文创作领域终于获得突破，取得“话语权”。

从此，文坛形成散文用文言、韵文用白话之格局，泾渭分明。唐诗、宋词、元曲之创作如火如荼，成就光辉灿烂，堪为其朝代文学之标杆，所使用语言无不为白话，皆十分通俗易懂。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除去“床”之外，余者迄今妇孺皆通。

总有放达不羁者写文章用上白话。《朱子语类》卷五三：“譬如甑蒸饭，气从下面滚到上面又滚下，只管在里面滚，便蒸得熟。”这不是地地道道的白话吗？

明代，据传，朱元璋颁布“圣旨”则使用白话：他们来了，就拿起刀，把他们杀了。

上世纪初，“白话运动”从上至下开展，轰轰烈烈，文言之堡垒轰然倒塌；国学大师钱玄同、刘半农约为正、反方，一唱一驳，为“白话运动”推波助澜，成为美谈。

迄今，白话终于成为官方、民间统一使用语言。

唐代以来，韵文创作使用白话，为小说创作树立了榜样。元明清小说之语言运用，开创了新纪元。

明代的“四大奇书”口语运用脍炙人口，如《三国演义》则“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虽有不少方言和文言的成分混迹其中，但平淡与高雅融于一炉，别有一番风味，而方言亦为口语也。

至清，《红楼梦》之语言高雅纯粹，炉火纯青，独树一帜。

语言由文言至通俗之变化，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显现出来，成为洪流，一泻千里。通俗小说之问世，必然有其规律。

马克思论述新文艺形式之产生而指出：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彷佛是社会组织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

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9】

唐代，文言小说占统治地位，新的形式通俗小说问世，确实是在其“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通俗小说，并没有随着“盛唐”、大宋之雄厚经济发展基础而涌现，它在等待着时机，至明清，通俗小说生机勃发，如鲜花满园，万紫千红。

规律不可抗拒，既然“社会的一般发展”亦不能催生通俗小说，“说话”岂能具有超越社会发展的力量，岂能成为通俗小说之源？

“说话”与通俗小说的产生，没有必然因果关系。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美）浦安迪 著 沈亨寿 译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六、结构完整、小说式之“话本”子虚乌有

持“源流说”者认为：说书艺人之话本为结构完整、标准之小说体裁，可供抄录。这种话本果真存在、被代代相传否？

结构完整、小说式之“话本”子虚乌有，说书艺人不存在师徒授受结构完整、小说式“话本”之情况。

王古鲁先生阐释“话本”曰：

“话本”是“说话人”依据来做说话的底本，原来只是师傅传徒弟，而不是直接给人家看的。

所以一般说来，师传徒的底本是极幼稚的，词句也是很拙劣的，甚至别字简体字用的很多，有时外行人不容易辨认的。

到实地说话的时候，同一个本子，因了表演的人艺术的高低，就能使得听众爱听不爱听。这就是鲁迅所说“各运匠心，随意生发”的情形。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话本，事实上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底本，至少是经过文化水准并不很高的文人所润饰过的，所以其中时代较早的几篇，文字较为拙劣。这是必须了解的。【10】

王先生指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话本，事实上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底本，至少是经过文化水准并不很高的文人所润饰过的。”

谈及话本第1个特点，王先生道：

它本身原是说话，所以是口语体。因为这是说话时所依据的底本，不过是一个故事的轮廓。师傅传给徒弟，尽管同一底本，可是说出来的时候，也许各有所不同，这就是所谓“各运匠心，随意生发”的情形······ 【11】

综合王先生之论述，可知话本“不过是一个故事的轮廓”，“不是直接给人家看的”“是极幼稚的，词句也是很拙劣的”，“别字简体字用的很多”“外行人不容易辨认的”。

故可以断言：根本不存在结构完整、小说式之话本。

这确实给了宣扬“改编说”者当头棒喝。

师徒传授之盛行方式为“听记法”。徒弟随同师傅出场，用心听记师傅所说故事，记得故事后则可出师，自己登场，成为新的“说书人”，确无“话本”授受之事。

这种情状一直延续到解放初。

清代著名说书艺人石玉昆，说宋代通俗小说《包公案》故事，则无书面底本。于盛庭先生《石玉昆及其著述成书》云：

关于《龙图耳录》的听记情况，崇彝说得比较详细：聚真堂“所印之《包公案》（小字注：即《三侠五义》），最有名。

因此书本无底本，当年故旧数友（小字注：有祥乐亭、文冶庵二公在内），每日听评书，归而彼此互记，因凑成此书。

其中人物，各有赞语（小字注：今本无），多趣语，谐而雅。此道光间石玉昆所传也。”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一、《包公案》在听记前并无底本。以理度之，确也如此。若有底本又何必听记······ 【12】

说书艺人说书“本无底本”，信言也！“若有底本又何必听记”？

只要论及通俗小说，专家学者言必称“说书艺人之底本”，夸夸其谈，必称“改编”，三复其辞；试问，诸位“真正”见到过自己所吹嘘之小说式底本否？

这种话本，不可以用“话本小说”滥竽充数。

鼓噪“源流说”者，拿不出结构完整、小说式之话本来，一切皆是徒劳；其“宏论”实为信口雌黄，无稽之谈而已。

《续小五义》（清）石玉昆 著

七、名“话本”“话本小说”者并非话本

今人言及古代通俗小说，曰“话本”，曰“话本小说”，曰“拟话本小说”，万变不离其宗，无不阑入“话本”二字。

然名“话本”“话本小说”者，绝非“话本”。现以《小说旁证》所载“话本”作出辨析、证明。

孙楷第先生著《小说旁证》，其序云：

因就暇日浏览所及，上起六朝，下逮清初杂书小记传奇记异之编，凡所载事为通俗小说所本或可以互证者皆录之。积久成帙，厘为七卷。

先生成书之目的乃以旧编而揭示“通俗小说所本或可以互证”，求根溯源，“徵其故实，考其原委，以见文章变化斟酌损益之所在”；用心良苦，功莫大矣。

卷一：旧话本。宋元间作品，凡18篇。卷七：其他话本。明清间作品，凡17篇。皆先列“话本”文题，再示以“本”为素材之小说文题 ，次录“本”之全文，即“话本”也。

仅以名“话本”者第一、第七卷论之，其余五卷并不涉及“话本”，故略。

第一卷，18篇“话本”特征有三。

其一，所列举“话本”并非“各以诗起，次入正文，又以诗终”。计18篇，起、终皆不见诗词韵文。

其二，所列举“话本”使用较艰深之文言，并非白话，根本不符合“说话”之语言要求。

其三，王古鲁先生谈区分“话本”、小说的方法：“因为它是说话人的底本，所以话本里的口气，往往是针对着听众而说的，恳恳切切，好像面谈，这是鉴别“话本”和其他小说（传奇等笔记小说）的一个眼目。”2 卷一凡18篇无一有此“眼目”。另卷二17篇亦然。

择其一篇较短者录于下，以作佐证。

阴 骘 积 善

宋洪迈《夷坚甲志》卷十二《林绩阴德》条

林绩，南剑人。少时入京师，至蔡州息旅邸。觉床笫间物逆其背，揭席视之，见一布囊中有锦囊，实以北珠数百颗。

明日，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

主人以告，乃巨商也。

林语曰：“此我故人。脱复至，幸令来上庠相访。”

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某日剑浦林绩假馆。”遂行。

商人至京师，取珠欲货，则无有；急沿故道，处处物色之。 至蔡邸，见榜而还，访林于上庠。

林具以告曰：“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 可投牒府中，当悉以归。”

商以教，林诣府尽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

商曰：“固所愿。”

林不受，曰：“使绩欲之，前日已为己有矣。”秋毫无所取。

商不能强，以数百千就佛寺作大斋，为林君祈福。

林后登科，至中大夫。生一子又（疑为“乂”），字德新，为吏部侍郎。【13】

以“话本”应具备之特征检验，卷一“话本”18篇、卷七“其它话本”17篇完全不符合标准，概莫能外。

一言而蔽之，《小说旁证》所名之“话本”者并非话本，而是文人创作的小说。

今人看到的“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是文人创作而成，为读物，与话本绝无关系，不可妄加“话本”字样。

百年来，专家学者“侃大山”，大放厥词：改编是中国文学小说发展之趋势，包含“四大名著”在内之通俗小说均改编于说书艺人之底本。

刨根问底，“改编说”亦是泊来品，日本货也，被“走私者”卖力推销而已。

小说式之“话本”子虚乌有，何以改编？

必须强调被重复千百遍的“改编”一词使用错误。在我国，同一题材小说之创作较为普遍，屡见不鲜，其创作时间必有先有后，但不能称后者改编于前者。

只有将同一题材作品创作为另一体裁之作品，方可称为“改编”，如元稹《莺莺传》被改编为戏剧《西厢记》。

无论是所谓“话本”，抑或已刊行之小说，后有作家进行同一题材写作，应被视为“创作”，其作品则不能被称为改编于某某“话本”、某某小说。

后者仅仅将前者看作素材之一而已。即使运用同一题材写作，亦“各运匠心，随意生发”，变化多端，千差万别。

《三国志平话》的正统思想淡薄，而《三国演义》正统思想十分浓重，这是因为《三国演义》作于元末，作者要曲折地表达反元“驱逐鞑虏”的思想：

非汉皇室血统之汉人欲谋皇位，则被称为“非正统”，“僭越”“篡权”“奸佞”，犯下“灭九族之罪”，何况千万里之外的异族问鼎中原？元人自然是异类、“非正统”，必须被驱逐！

同一题材之小说创作，因为作家思想意识、立场观点、文化水平、文学修养、写作目的、选取角度等迥然不同，其作品则有优劣之分，云泥之别。

前有《三国志平话》、《宣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后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相应而言，均为同一题材小说，但前者几乎淡出视野，销声匿迹，后者则被誉为“世界名著”，流传千秋；论其原因：“质”不同也。

明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收有宋元旧编，序文中直言不讳，“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

孙楷第先生《三言二拍源流考》对此赞誉有加，指出：

不独凌氏一人为然，要其得力处，在于选择话题借一事而构设意象，往往本事在原书中不过数十字，记叙旧闻，了无意趣。

在小说则清谈娓娓，文逾数千。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化神奇于臭腐，易阴惨为阳舒，其功力亦实等于造作。【14】

先生认为，即使选取同一题材、借助旧编，“演而成说”“却是经过一番’惨淡经营，加工组织’的创造功夫的”，“其功力亦实等于造作”。

“造作”即创作也，孙先生高度评价这种创作为“化神奇于臭腐，易阴惨为阳舒”。

《新编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全相平话五种》、《三国志平话》等为讲史小说，有何证据可以表明其是依据话本而成书，为何不是依据史志或其他素材而成书？而史志较之话本资料更丰富，更翔实。

《辞海》记《宣和遗事》并非据话本而成书。其曰：

多取材于旧籍，“案年演述，体裁甚似讲史。惟节录成书，未加融会，故先后文体，致为参差，灼然可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16】

引文明确指出，《宣和遗事》“多取材于旧籍”，“案年演述”“惟节录成书”，倒似“编年体”史志，不似“话本”，不似小说；却被冠以“话本小说”之名，令人莫名其妙。

被冠名“话本集”之《清平山堂话本》，“共六集，每集上下二卷，每集五篇，总名《六十家小说》······书中多宋元旧作，也有明人作品”，可知其并非抄于话本，又岂能被名之曰“话本”？

话本不是结构完整之小说体裁，且并无书面语小说式的话本流传。

该书编刊者明人洪楩自定体裁为“小说”，既然是“宋元旧作”“明人作品”，理所当然为众作者创作之“小说”，供阅读之用，与话本有何干系？

有何理由断言“依据传抄原文”之“原文”一定是“话本”，宋元“轮廓”式、极少页数之纸质“话本”又何以能流传至明？

王国维先生言，宋之小说“以讲演为事。”

既然如此，小说仍为文人所独立创作，其创作目的是供给说书艺人作说书之用，或售之于梓人刊行：如此，则有这样之可能，诸作品本来为小说，其作者、编刊者却将作品自定名为“平话”“词话”“话本”，其目的似是追求“广告”效应，期盼洛阳纸贵，扩大销售量。

《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通俗小说，为市井间著作，却被贴上“话本”之标签，实冤哉枉也！说书艺人浪得虚名。

《三言二拍源流考》谭正璧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八、不可夸大说书艺人之能力

持“源流说”“改编说”者一扬一抑：吹捧、美化说书艺人，棒杀、矮化通俗小说作者；夸大说书艺人之能力，认为其可以左右文坛。

从三个方面批驳之。

其一，古代，说书为“贱业”。

封建社会，“说话”被视为“贱业”，说书艺人社会地位卑微低下；“乐人”为合法说书者。

“乐人”即“乐户”，供君臣富人取乐的人户，古时用犯罪的妇女或囚犯的妻女充当官妓，专门从事吹弹歌唱，入乐籍。囚犯之妻、女沦为歌妓、舞妓，其子可充当说书艺人。

其社会地位与平民不可同日而语，遑论与有飞黄腾达时机之文人相较，天壤之别也。说书艺人乃生活于社会底层被侮辱被压迫者。

孙楷第先生《小说旁证》序言：

宋人说话有小说一门，敷衍古今杂事，如烟粉、灵怪、公案等，色目不同，当时谓之舌辩。盖散乐杂伎粗有可观，虽一时尚难以禁除，亦不为世重。【17】

即使“说话”鼎盛时期之宋朝，“说话”“亦不为世重”。

其二，“说话”虽苦心经营，但随着南宋覆灭而消亡。

持“源流说”者迷幻地认为“说话”风生水起，通四海，达八江。

事实却坎坷曲折，风雨飘摇，或因兵燹而祸从天降，或被官府取缔禁止而停业。宋，金人南侵，社会动荡，“说话”遭受重创而“不复行”。

王开富《古代的小说观念及通俗小说的起源》：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七“金人求索诸色人”记：金人来索御前祗候方脉医生教坊乐人、内侍官四十五人，露台祗候妓女千人，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等家歌舞宫女数百人······又要······

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瑟、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令开封府押赴军前。

其又记：有金人索取“弟子帘前小唱二十人，杂戏一百五十人，舞旋弟子五十人”。【18】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曰：“南宋亡，杂剧消歇，说话遂不复行······”可见，随着南宋之灭亡，“说话”则走向穷途末路，以致销声匿迹！

元，颁布《杂令》，除乐人外，其他职业之百姓皆被禁止说书，说书行业遭受打击、封禁；“说话”难以死灰复燃，东山再起。

《通志条格》载元朝至元初《杂令》规定：“除系籍正式乐人外，其余农民、市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本业，习学散乐，搬唱词话，並行禁止。”

元《刑法》规定：“诸民间子弟不务正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此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並禁治之。” 【19】

明清虽有说书艺人重拾旧业，亦犹散兵游勇，不成气候。通俗小说相继问世，世人阅读小说之风大行。

百姓喜好戏剧，男女老少如潮涌入，摩肩接踵，戏剧场院观众爆满；“说话”无可奈何花落去，徒兴叹耳。

元、明、清，“说话”无足轻重，微不足道。

其三，说书艺人多文化水平低下，了无才情。

并不否认说书艺人中有“柳敬亭”，但多为“以觅衣食”者，滥竽充数，甚或目不识丁，仅凭听记一两个故事，说给市人听，赚得几个铜钱。请看其说书人之成分构成。

明《西湖游览志余》中记“杭州男女瞽者”。《杂令》中所列举男女瞽者、农民、市户、良家子弟等，仅借“说话”“以觅衣食”，有何技艺才情？

底本只是简单的故事轮廓，却“是极幼稚的，词句也是很拙劣的”，只能表明说书艺人文化水平低下。

从能力而言，不可能创作出“四大奇书”之话本。从其经济状况而言，亦然。家人嗷嗷待哺，整日为柴米油盐而忧愁操心。

从时间而言，每日说书忙碌，疲于奔命，无暇呕心沥血、绞尽脑汁，耗费数年时间创作出宏篇巨著。

请不要忘记两个事实：

民间创作之作品，如诗歌、童话、传说、民间故事等皆十分短小，即使是民间故事，亦为短篇，根本不是情节连贯、人物众多、数十万言之长篇巨著；此乃历史事实，中外皆然。

“说话”尽依赖于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之作者是文人，而不是说书艺人。改编文学作品为话本者是“书会先生”，即名落孙山、失意落魄之文人，亦非说书艺人也。

对后世文学产生影响者是文人，是其传世之文字作品，而不是说书艺人。说书艺人坐享其成，照本宣科，摇唇鼓舌而已；时无录音，声随风逝，对后世有何影响？

只要将文人和说书艺人区别开来，问题则豁然开朗，“源流说”则失去迷惑性矣。

《中国通俗小说史》王济州 著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九、通俗小说起源于神话

小说、通俗小说为种属关系。

若承认“源流说”，则产生伪命题：文言小说起源于远古之神话，通俗小说起源于唐宋之“说话”，岂不谬哉!

二者之本质皆为小说，仅使用语言不同，其起源有何异？“源流说”是以语言为标准而确定通俗小说起源的，荒唐至极，试问，用少数民族语撰写之小说，起源于何？用外语撰写之小说，起源于何？

世界各国古今小说创作使用语言不同，但其起源却完全相同，皆起源于古代神话，此已成为定论，成为真理。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指明“小说之渊源：神话”，“探其根本，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

德国人马克思，斯拉夫民族高尔基、柯斯夫等均有此理论论述。这也是众人皆知的文学常识。

通俗小说之起源问题，清人曾关注过，甚或有过争讼。

清初，鸳湖紫髯狂客评论“短篇平话集《豆棚闲话》”，撰有《总评》。其曰：

人知小说昉于唐人，不知其昉于漆园·庄子、龙门史迁也。《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大至鲲鹏、小及莺鸠、鹪鹩之属，散木鸣雁，可谓养生；解牛斫轮，无非妙义。

甚至诙谐圣贤，谈笑帝王，此漆园小说也。史迁刑腐著书，其中《本纪》、《世家》、《表》、《书》、《列传》，固多正言宏论，灿若日星，大如江海，而内亦有遇物悲喜、调笑呻吟，不独滑稽一传也。

如《封禅》，如《平准》，如《酷吏》、《游侠》等篇，或为讥讽，或为嘲谑，令人肝脾、肩颊之间别有相入相化而不觉。

盖其心先以正史读之，而不敢以小说加焉也。即窦田相轧，何异传奇？而《勾践·世家》后，附一段陶朱；庄生入楚丧子之事明明小说耳。故曰小说不昉于唐人也。（第二则《总评》）

“昉”，义为“起始”。鸳湖紫髯狂客是为通俗小说作评，断言“小说不昉于唐人也”，实是指明通俗小说“不昉于唐人也”。

小说起源于神话，通俗小说必起源于神话。

结 束 语

“源流说”“改编说”其要害在于：贬低我国古典文学创作之伟大作家，否定我国古典文学创作之巨大成就，动摇我国古典文学创作在世界文坛上之崇高地位。古人云：兰生门中，必除之，何况毒株？

国家利益至上，必须维护祖国文化之尊严。中华民族文化之自我评价机制不可缺失，必须坚持文化自信，中国文坛不能成为外国学术邪说的殖民地。

请记住王古鲁先生之忠告！

（全文终）

《王古鲁日本访书记》（民国版）王古鲁 著

注：（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江苏省邳州市炮车中学

本文获作者授权在本公众号首发，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