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24日上午8点，这个时间点真的很要命。
在延安的电报房里，发报员的手指头估计都快敲断了，正在拼命给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发一份特急电报。
内容简单直接：把高敬亭送来延安学习，不杀。
这电波还在天上飞呢，几百公里外的安徽肥东青龙场，几声枪响已经把清晨的雾气给震散了。
行刑队甚至都没等到日头高照，就执行了死刑。
倒在地上的，是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司令员高敬亭。
这大概是战争年代最残酷的时间差：一份决定生死的电报，硬是没跑赢那几颗出膛的子弹。
这事儿吧，现在回头看，真不是一句“功高震主”就能概括的。
说白了，高敬亭这人，是个典型的“悲情硬汉”。
他在大别山那三年游击战打得是真苦，红军主力长征走了，把他留下来打游击。
那会哪有什么后勤补给啊，全靠自己去抢、去拼。
三年下来，硬是拉起了一支红28军。
这种环境里杀出来的将领，身上都有一股子野性。
在他眼里，这几千号弟兄那就是他的“家底”，是他拿命换来的私产。
这种“山头主义”在打游击的时候是凝聚力，可一旦改编成了正规军，那就是要命的毒药。
矛盾爆发得特别快。
1938年，上面命令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
从战略上讲，这招太绝了，是为了打开局面。
可在高敬亭看来，这是让他离开熟悉的大山，去平原上送死。
他那个“平原恐惧症”一犯，队伍走到巢湖、无为那边就死活不动窝了。
最有意思的是，为了不走，这哥们居然找了个理由说自己“牙龈出血”，跑回后方养病去了。
你说这理由找的，跟小学生逃课似的。
叶挺军长急眼了，下死命令让他动，他不仅不动，还写信要带兵回老家。
这在部队里叫啥？
叫临阵抗命。
如果光是赖着不走，估计也就挨顿处分。
真正让上面觉得“这人留不得”的，是那个著名的“新开岭事件”。
这事儿办得太绝了。
1939年6月，就因为怀疑译电员江腾蛟打小报告，高敬亭带着警卫员直接冲进机要科，把人抓起来，用竹扁担往死里打。
那可是自己同志啊，硬是逼着人家承认是“托派”。
这一下把当时搞政治工作的戴季英给吓坏了，连夜跑路。
这已经不是脾气暴躁的问题了，这是在挑战组织底线，简直就是旧军阀那一套。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得特别讽刺。
杨克刚和曹玉福，这两个人一个是高敬亭的警卫员，一个是秘书，那是心腹中的心腹。
结果呢？
这俩货贪污了战利品，怕被查，直接卷铺盖投敌了。
这消息一出来，高敬亭当时就瘫椅子上了，嘴里念叨：“完了，没法交代了。”
这事儿给上面的信号太危险了：连贴身心腹都反了，这支部队是不是已经烂透了？
是不是要失控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几股力量同时要把他往死里推。
国民党那边，蒋介石和白崇禧早就恨他恨得牙痒痒，一看这情况，赶紧发电报施压，要求“严惩”。
新四军内部呢，叶挺作为军事主官，最恨不听指挥的，觉得必须杀一儆百；项英作为政委，虽然平时搞政治，但也觉得这种“独立王国”不能留。
最离谱的是，到底是谁下的最后决心，这笔账算了几十年都没算清。
后来有人去翻国民党的档案，发现蒋介石根本没下过直接枪毙的命令，所谓“借刀杀人”可能只是个传说。
戴季英晚年咬定是中央批的，可陈毅后来又说是叶挺下的决心。
这事儿乱得跟一锅粥似的。
直到1975年，毛主席看高敬亭女儿的申诉信时，才说了句公道话：“责任主要在项英。”
说到底，当时那种兵荒马乱的情况，通讯又靠不住，前线指挥部怕夜长梦多，怕部队哗变，直接来了个“快刀斩乱麻”。
等延安那封“刀下留人”的电报送到的时候，黄花菜都凉透了。
高敬亭死的时候才32岁。
他没死在鬼子的扫荡里，也没死在国民党的围剿里，最后却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
这事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个禁忌话题，谁都不敢提。
直到1977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发了文，这才算是正式平反，给了他一个“功勋卓著”的评价，但也没避讳他那些严重的错误。
1943年，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突然提了一嘴：“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
这话问得，底下没一个人敢接茬。
参考资料：
童志强，《高敬亭被错杀案始末》，百年潮，2003年。
军事科学院，《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1977年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