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重庆，1949年春，一场细雨下了整整一夜。
天还没亮，那辆载着“女犯”的卡车悄悄从城西小巷里开了出来。
车厢里坐着的，是一个在外界几乎毫无信息的女人。
她沉默，目光没有焦点，脸上写满了疲惫。
谁也没想到，在这辆车离开狱门的那一刻，重庆地下党已经等了整整十天。
那女人叫刘芸生，是傅作义的妻子。
说起来，这事儿还得从一个谣言说起。
那会儿，傅作义刚在北平宣布和平起义。
消息一出，蒋介石气得摔了杯子。
傅是他多年的心腹，北方战局的顶梁柱。
结果说倒就倒了。
更麻烦的是，傅的家人还在国民党控制区。
很快，重庆的特务找上了刘芸生。
她刚收拾好行李准备北上，就在自家门口被带走。
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解释。
谁问，就说“协助调查”。
没人知道她被关在哪儿。
北平那边，傅作义急得团团转。
他已经走出了最关键的一步，不可能回头，但刘芸生的安危，却成了他心里最大的牵挂。
他找到中共方面，请求帮助。
这时候，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听起来有点奇怪的建议：“我们散布一个消息，就说刘芸生已经逃到了香港。”
一开始，很多人都没反应过来。
这不是坑人吗？人明明还在国民党手里，怎么就先说成功了？
可周恩来没多解释，只说了一句：“他们一定会去查。”
几天后，重庆地下党果然开始行动。
一名化妆成邮递员的老同志，叫李文达，负责在特务机关打探消息。
他在街头巷尾转了三天，终于在一个早晨碰上了熟人——国民党某监狱的中层军官，姓李，是个常年加班的老特务。
那天李军官顶着黑眼圈，走路都带着晃。
“老李，这几天怎么这么憔悴？”李文达一边递烟一边笑着问。
对方叹了口气：“别提了，被一个女的搞得快神经衰弱了。”
一句话，让李文达提高了警觉。
他没追问，只是点头笑笑，回去之后立刻将情况上报。
接下来的几夜，地下党的人轮流蹲守。
有人悄悄尾随，用小摩托一路跟到了郊外的秘密监狱。
这下，地址有了。
但怎么救人，还得另想办法。
假越狱的第二步，是让对方自己把人送出来。
于是，香港那边开始配合，放出“刘芸生已抵港”的消息，还安排了一位女士在九龙码头露面，穿着刘芸生常穿的旗袍，头发也按她的样子盘好。
这一下，重庆那边炸了锅。
蒋介石很快下令：“核实身份！”
于是，那个神秘的女囚，被军统从监狱押往市中心的特情总队。
车队走的是老路线，特务以为没人注意。
可就在那个阴雨天，在一条老街拐角，车队刚停下，后头的备用车辆就被拦了下来。
几名装作修路工的地下党同志，趁着混乱冲上前，一个照面就把前车的司机制住了。
后面那辆车上的警卫刚想掏枪，发现自己早被人盯上——枪口已经顶在后脑勺上。
刘芸生被迅速带下车，换乘早已准备好的三轮摩托。
不到十分钟，人就不见了。
全程没有开枪，也没人呼救。
当天晚上，重庆街头还是一片平静。
可第二天，刘芸生“被转押途中失踪”的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她没有直接离开重庆，而是在地下党安排下，转移到郊区一个小镇上静养了几天。
面容憔悴，话也不多，只是偶尔会问一句：“北平现在怎么样了？”
等她真的抵达香港的时候，特务已经在到处撒网找“冒充者”，根本没想到，真正的人早就从他们眼皮底下溜了出去。
再后来，她从香港乘船北上，绕道天津，终于在北平和傅作义见了面。
据说那天晚上，傅作义在屋里坐了很久，什么也没说。
刘芸生只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肩：“我回来了。”
这事儿后来在党内传开了，大家都说：“这一仗，打得漂亮。”可所有参与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场胜利那么简单。
重庆地下党为这事动员了十几人，前后花了快一个月，所有细节都要精确到分秒。
没有哪个环节可以出错，一出错，后果不堪设想。
而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营救有多周密，而是所有人都在为一个目标默契配合——只为了那个人能平安回到丈夫身边。
1960年代初，刘芸生在北京的家中接受过一次口述采访。
被问到那次经历，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那时候的事情太多了，不值得一一记。”
可那辆卡车的路线图，至今还保存在重庆市档案馆的一个旧卷宗里。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轻易打她的主意。
参考资料：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重庆市志·中共党史志》，重庆出版社，1999年。
王文隆，《傅作义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
刘芸生口述，李贤诚整理，《傅作义家事》，团结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