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古称临川。应该说抚州这个地名，大众心目中的存在感，是比较低的。
如果提到临川，情况会好一些，有些人经过提醒，会记起中学课本中《游褒禅山记》结尾处的“临川王某”，或者《滕王阁序》中的“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又或者《牡丹亭》是《临川四梦》之一。“哦，是王安石和汤显祖的老家啊”，“滕王阁序中还有提到临川啊”，这就算不错了。
但终究，如果不是热心于文史的人，就很难再有更多印象了。晏殊、陆九渊、曾巩和临川、抚州是什么关系？临川之笔指的是谁？谢灵运、王羲之、颜真卿又和临川、抚州有什么交集？这些问题就离大众更加遥远了。
抚州在进行城市宣传的时候，在地名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带来了困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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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 临川郡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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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抚州地图
如果说临川这个名字更早出现，那也要看到抚州这个命名也从隋朝就一直存在了。作为一个地级市的称谓，称抚州的时间的确比临川还要长。
但就像古文中大量通假字一样，由于慕古之风的盛行，在那些有影响力的文人士大夫的文字中，抚州历史上被提及的频率也很低，远不如临川。
曾巩在受晏知止的委托，为其父晏殊的《类要》作序时，写到
“余与公仕不并时，然皆临川人。”
这里的临川，应该就是古时的临川郡。
当时南丰时属建昌军时属抚州，而临川县属抚州，建昌军和抚州都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虽然曾巩家族和临川县的渊源颇深，其亲属大部分居住在临川，曾巩本人也很大一部分人生在临川度过，但毕竟在《上齐工部书》中曾巩明确说“巩世家南丰”。因此，曾巩在《类要》序中说的“临川人”应该是古临川郡。
这和祖籍永丰沙溪的欧阳修自称“庐陵欧阳修”，文天祥说的“是死不愧庐陵”一样，他们说的庐陵都不是庐陵县，而是古庐陵郡，其实基本就是吉州。
但毕竟现在客观存在的是抚州市和临川区，所以抚州在宣传时用临川之名讲临川文化，也需要让大家清楚指的不是现在的抚州市临川区，而是古称的临川郡。临川郡的行政范围和现在抚州大致相同，中间稍有出处，比如隋朝有一段时间还包含了现在福建的部分区域。也就是说现在抚州辖区内的历史名人，都是具备为抚州代言的资格的。
那么究竟谁能为抚州代言呢？这是抚州面临的一个幸福的烦恼，即可供宣传的名人和故事太多，且都是各领域的顶流。在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形成整体概念规划，并打造宣传和旅游资源的情况下，只能有所取舍。
最近一段时期抚州的宣传口号，不管是“有梦有戏的地方”，还是“文化抚州，梦想之舟”，很明显侧重点是汤显祖，因为《临川四梦》和《牡丹亭》是大众文化，昆曲《牡丹亭》是各地各大剧团经久不衰的热演剧目，《牡丹亭》的故事和一些经典台词也是流传甚广，这更容易推广和引发共鸣。
并且汤显祖由于所处的年代较近，与其相关的历史遗迹，如家族墓园、曾经的居住地文昌里等保留较好，也更便于文学爱好者和游客来循迹慕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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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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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家族墓园
而王安石和陆九渊，虽然在历史综合影响力和哲学思想史成就上，地位并不低于，甚至还高于汤显祖，但宣传和推广难度远高于汤显祖，只能退居其次，这绝对是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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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塑像
以王安石为例，在明朝嘉靖年间刊行的《王临川文集》序中，当时的乡后学著名文学家章衮在作序时解释了这部文集如此命名的原因。
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故集以地名，自宋以来，文章名家累数十，往往退让下风而莫敢争列，草庐日星海岳之喻，盖定论也。
很明显，如果要给临川这个历史名郡、才子之乡公开选代言人，众多候选人应该是没有人敢立于荆公之前的。
但是怎么宣传王安石呢？
虽然他是唐宋八大家，但绝大多数人读过的荆公诗文应该都局限于中小学课本所选名篇。虽然人人都知道王安石变法，但一千多年来的负面宣传，让大多数人更多只是能列出一些负面因素，顺带着为大众偶像苏轼鸣不平。
即使是桑梓情深的家乡后学，大多数也是颂扬其文章节义，强调其精神品格，真正能正面评价其变法图强的历史贡献的也很少。
陆九渊在南宋官方认定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靖康之难的政治氛围下，写作《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对王安石的品性操守，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
但具体到熙宁之政，还是认为：
“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
顺便批评了：
“熙宁排公者，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诸君子固分之矣。”
在当时，陆九渊的表态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朱熹就认为：
“临川近说愈肆。《荆舒祠记》曾见之否？此等汉论谐学可偏精，见识昏昧之故，而私意又从而激之。”
这其实还是很有代表性的，认为安石“败坏天下”是更主流的看法，九渊特立独行的态度，在当时属于顶风作案。
在梁启超先生为安石著书平凡之后，应该说相当长时间内，对安石的客观评价明显多了起来。现在也有不少的荆公粉，有人是叹服他的功业，有人是崇敬他的品格，有人是激赏他的文章才学。
但这几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在互联网上，批评安石的声音明显多了起来。究其原因，是老百姓对当前生计的困难不满，但是国内的舆论环境没有供他们尽情宣泄情绪的条件。
于是，“祸国殃民”、“盘剥百姓”、“力推国进民退”的安石，就成了隐喻对象。与之行成鲜明对比的，是“爱民如子”、“具有人文情怀”的苏轼，被进一步捧上了神坛。而且其“怀才不遇”、“事业上不得志”、“喜欢躺平”等标签与大部分人实有共鸣，符合时代特色。
总之，宣传王安石，就一定会牵涉到政治，论调和分寸极其难把握。而对于王安石在学术领域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力，恐怕知道的人就更少了。所以，王安石只能有限推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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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塑像
至于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在阳明心学大热，而陆王心学中的“陆”却研究者甚少的背景下，抚州也只好先委屈着象山先生了，甚至现在打陆九渊这张文化牌更有力的，都是其生命最后一年三个月知荆门军的荆门了。
其他几位如曾巩，因为文章没有被选入中小学课本，虽然名列唐宋八大家，且实际在当世的文坛和儒学界影响力巨大，但在当代公众的认知里，存在感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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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塑像
一代词宗、太平宰相晏殊虽为神童，少年入仕，深得宋真宗信任，命为太子侍读，仁宗朝拜相，为抚州历史上第一个宰相。且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等名句，但因为文集大部分散佚，在大众心目中的个人形象也不够立体。
兼之其家族祖居地文港镇50年代被划给了进贤，成了南昌的属地，宣传上也有些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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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塑像
还有谭纶、吴澄、吴与弼、虞集、章衮等人，恐怕就连知道名字的人都很少了。如此综合来看，抚州现在主推汤显祖，也算合情合理。
但是，我们分析了这么多，难道真的是要把这些伟大的名字拿出来品评一番，一较高下，来争论谁到底更适合为抚州代言吗？并不是这样的。
其实一座城市，一个区域，真正能为其当下做代言的，只能是当先真正拥有和体现出的东西。真正能为现在的抚州代言的，不能是历史名人，只能是现在的抚州的亮点和优势，要是大家现在就能感受到，就能在脑海中清晰建立起来的认知。
否则就像九江最有名的旅游景点庐山一样，大家听着历史典故而来，感受的又是落差极大的旅游体验，只会不断侵蚀这个旅游和文化品牌。
湘潭难道能靠宣传毛主席就高枕无忧吗？相对于绍兴基于其本身城市硬实力和浓厚的水乡韵味所形成的大众印象而言，鲁迅先生对绍兴的城市品牌而言，难道不也只是锦上添花吗？
所以最终能为抚州代言的，只能是现在的硬件环境和人文印象，是现在的抚州和抚州人。我们提到的那些历史乡贤，不应该是被拿来挑选的代言对象，而应深入研究其文化内涵与精神属性。
诸公都是临川文化的基石，而临川文化能形成，也是源于当时江西和抚州的地理、人口、经济优势，进而形成的向学风气与教育水平。
抚州应该从历史乡贤的事迹、著述中提炼临川文化的内核，更多为现在的抚州注入文化自信和精神力量，构筑深植于民间的临川文化，让抚州真正散发文化魅力，并能让外来的朋友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临川之风。
与此同时，在抚州现实的经济水平上，环境打造和硬件建设要与文化内涵相匹配，让人从景点游览到市井生活体验，都感受到这个地区的魅力与韵味，知道什么是“此山无踯躅，故国有杨梅”，欣赏到“试问春风何处好，辛夷如雪柘冈西”，品味到“远色入江湖，烟波古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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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里与正觉寺
同质化建设+讲历史故事，勾画不出抚州之美，也行不成地域品牌。深入研究先贤思想，结合新时代新视野，自然地形成历久弥香又与时俱进的临川文化，并通过教育和重点项目，让临川文化体现在抚州的每个角落、每个人、每一句言语、每一个行为上。
今天的抚州，就要让今天的自己和每一个儿女，为自己代言。
参考资料：
《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
《王安石年谱三种》，[宋]詹大和 等撰，中华书局；
《曾巩集》，中华书局；
《陆九渊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网络公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