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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4 年9 月的日德青岛之战起，战火的阴霾便笼罩在浮山所古城这片土地上。看似与中国无关的战争，两国战场却发生在中国青岛。青岛，就此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远东地区的唯一战场。

作为日德青岛之战的重要战场，浮山所在枪林弹雨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曾经宁静的村庄变得满目疮痍，就连浮山所古城南城墙上的南阁庙旁边，青岛市001号古银杏树干也被一炮弹击穿，至今疤痕犹在。

20世纪40年代，浮山所一带航拍照片。

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青岛，浮山所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接连遭受轰炸、掠夺，土地被强占，村民们惨遭凌辱与杀戮。而到了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撤离青岛之际，对浮山所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和抓兵行动，致使无数家庭妻离子散，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但黑暗终究无法阻挡黎明的到来，1949年6月2日，浮山所迎来了解放的曙光，从此踏上了新生的征程。

浮山所旧影

解放战争后期，浮山所凭借其城乡结合部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地下党开展情报工作的理想中转站。尤其是在热闹非凡的浮山所大集上，时常能看到一个衣衫褴褛、浑身脏兮兮的老乞丐，带着几个小乞丐，一边两个用猪锨板骨和铁环制作的呱嗒板拍打着胸膛，口中念念有词地说着乞讨词，一边穿梭在商户与摊贩之间乞讨。谁也想不到，这个看似穷困潦倒的老乞丐，竟是中共青岛地下党的负责人赖可可。他凭借着这巧妙的伪装，在集市中如鱼得水，神不知鬼不觉地收集和传递着重要情报。直到青岛解放，浮山所的村民们才惊讶地得知，那个经常出现在集市上的叫花子，竟是共产党的大干部，而那些小乞丐则是他的警卫员和通信员。

解放之前，赖可可肩负着领导青岛地下党的重大使命；解放后，他先后出任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还担任过青岛市市长。作者回忆，小时候家中存有一张五十年代初期青岛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房产证，上面清晰地盖有市长赖可可的大红印章，这一细节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撤离青岛的前夕，浮山所村民亢林群等人积极响应中共地下党的号召，勇敢地参与到保护浮山所及周边公用设施的行动中。然而，自5月28日起，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趁着局势的混乱，开始在浮山所肆意敲诈抢掠，村民们的生活陷入了无尽的恐惧与绝望之中。

浮山所小学旧影

5月30日上午，大量等待撤离的国民党军队驻扎在浮山所村内，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士兵的身影，整个村庄陷入了一片混乱。一些丧心病狂的散兵游勇，甚至将罪恶的黑手伸向了年仅十一二岁的孩子，通过扣押孩子向家长勒索钱财。年轻教师们为了躲避抓壮丁，不得不四处躲藏，浮山所小学也因此被迫停课。焦相悦等四名12、13岁的孩子，在上学的路上不幸被一伙散兵游勇扣押，眼看就要被掳走。幸运的是，村民刘大娘发现了这一情况，并及时通知了孩子的家人。经过一番紧张的营救，孩子们才成功脱离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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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月底至6月2日，国民党军队在撤离青岛前，为了补充兵员，展开了疯狂的抓壮丁行动，浮山所瞬间陷入了一片恐慌与混乱之中。工人无法安心工作，农民不敢下地劳作，学生无法正常上学，年轻人更是四处躲藏，生怕被抓壮丁。5月30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在大街上公然抓捕年轻力壮的男子，此时他们抓壮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勒索钱财，交钱便可赎回被抓的人。作者的父亲当年26岁，是一名铁路工人。由于家境贫寒，即使在家时，父亲也穿着铁路制服。

6月1日，国民党军队的魔爪开始伸向村民家中。当天，有国民党军队的伙夫来到作者家借用锅灶做饭，随后，抓兵的士兵便持枪闯入。他们看到作者父亲穿着铁路制服，戴着大盖帽，由于不了解这是铁路工作人员的着装，也不清楚作者父亲的身份还以为是什么官员，在一番打量后，便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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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清晨，在作者家做饭的老伙夫出于好心，提醒作者父亲：“大兄弟，队伍吃完早饭就要开拔了，上峰有令要抓兵，到时候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一旦被抓，想回来可就难了，赶紧找个地方躲躲吧。”作者父亲听后，立即拿起一张席子，爬上了卧室的阁棚。吃饭时，母亲盛了一碗疙瘩汤递给阁棚上的父亲。由于阁棚内光线昏暗，再加上父亲心情紧张，一不小心便打翻了碗，汤汁顺着阁棚梁上高粱秸秆的缝隙漏下，浸湿了下面的纸糊棚。母亲见状，焦急地说道：“坏了，等抓兵的来了，看到这水湿的痕迹，就知道上面有人，你赶紧另找个地方藏起来！”父亲匆忙从阁棚上下来，藏到了堆满筐篓、农具等杂物的棚子里，躲在了一个大木箱后面。

父亲刚藏好，就有三拨端着刺刀枪的士兵接连闯入作者家中，对各个房间展开了搜查。第一拨士兵看到纸糊棚上的水湿痕迹，对着阁棚口大声呼喊：“上面的人下来！”见无人回应，他们便端起刺刀，朝着阁棚一阵乱捅。确认阁棚上无人后，又查看了其他房间，才离开了。第二拨和第三拨士兵进来后，质问母亲：“你家男人呢？”母亲哭着指着被刺刀捅烂的阁棚说：“我家男人刚被你们的人抓去了，说是往码头给队伍送给养去了。”士兵半信半疑地问道：“真的吗？”母亲坚定地回答：“真的。”士兵这才信以为真，转身离去。多亏父亲及时更换了藏身地点，以及母亲的机智应对，才让父亲成功躲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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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东头，住着一户戴姓人家，原本家中开着烧锅（酿酒）家境较为殷实。家中一位老太太带着三个儿子生活，长子戴以惠31岁，已有妻女；次子戴以文24岁；三子年纪尚小。6月1日端午节，国民党军队入户抓兵。老太太护子心切，将老大、老二藏在了卧室炕旮旯的大木箱里，自己则坐在木箱上。抓兵的士兵进入房间后，敏锐地察觉到老太太神色紧张，屋内又不见其他人影，便猜到木箱里可能藏有人。他们强行将老太太拉下来，打开木箱，抓走了两个儿子。老太太心急如焚，赶忙筹措钱款，将儿子赎了回来。

回来后，老太太依然将两个儿子藏在木箱里，可第二拨抓兵的士兵还是发现了，再次将两人抓走。这一次，老太太拿出了压箱底的所有值钱东西和首饰，才好不容易将儿子赎回。本以为被抓了两次，也交了两次钱，应该不会再被抓了，没想到第三拨士兵又找上门来，将两个儿子再次抓走。此时，老太太已身无分文，再也拿不出任何赎人的财物。原本殷实的家底被彻底掏空，落得个人财两空的下场。两个儿子被迫去了台湾，留下了孤寡的老母亲、戴以惠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一家人承受着天各一方四十多年的相思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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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以惠被抓去台湾后，对家中的老母、爱妻和幼女牵肠挂肚，始终未曾再婚。而家中的妻子王氏，独自带着两个女儿，日夜思念着丈夫，生活过得度日如年。小女儿因患病无钱医治，不幸夭折。王氏含辛茹苦，将年仅四岁的大女儿抚养成人。作为一个守活寡的女人，王氏不仅要独自承担起抚养孩子的重任，还要忍受他人的欺负与凌辱，生活的艰辛超乎想象。但她始终坚守着对丈夫的承诺，没有选择改嫁。夫妻二人虽天各一方长达四十年，却始终坚信终有团聚的一天。

终于，随着两岸政治环境的逐渐改善，1989年，戴以惠首次从台湾返回家乡探望妻女。此后，夫妻二人每年都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之间，如同候鸟一般。2007年，年近九十岁的夫妻选择在家乡定居。令人感慨万分的是，2011年端午节，戴以惠因病去世，享受了二十二年的天伦之乐。六十二年前的端午节，他被迫撇下妻女去了台湾，经历了四十年的分离；六十二年后的端午节，又与心爱的妻女永别，这究竟是命运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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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月底至6月2日，浮山所村13岁至40岁的男性村民，因躲避不及，被抓走的多达57人。国民党军队的残暴行径，在浮山所制造了一幕幕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客死他乡的人间惨剧。除了这些被抓的壮丁，因之前在国民党军队服役，或在海军青岛造船所（今四八零八厂）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随军、随厂迁往台湾的，共计八十多人。其中，包括在抗日战争中击落7架日本飞机，荣获美国颁发的“红武士”勋章的国民党空军“上将”刘宗武及其父亲刘洪奎等人。这些人的亲属，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以及入党、入团、入伍、就业、提干等政审环节，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1949年6月2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94 师281团从李村向浮山挺进。经过一小时的激烈战斗，成功攻占浮山主峰，歼灭国民党守军一个连。国民党军队上午刚撤离浮山所，解放军便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村庄。与国民党军队纪律涣散、又抓又抢的恶劣行径截然不同，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然而，由于解放军战士大多来自农村，生活环境和地域方言的差异，也在浮山所引发了一些有趣的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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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进浮山所的解放军战士，很多人从未到过城市，没见过电灯（浮山所自1941年就有电灯），对电的知识更是一无所知。一位吸烟的老兵，在准备吸烟时，踩着凳子将烟袋对准电灯泡，不停地吧嗒，试图点烟，结果灯泡被吧嗒破了，烟却始终没有点着。还有一位来自南方的战士，在帮村民挑水时，不慎将水桶掉进了井里。他到村民家借工具捞桶，对主妇说：“大嫂，借你家的鼎钩捞筲捞筲。”（南方称桶为筲）由于方言的差异，大嫂误以为战士是在说“大嫂，借你的腚沟老骚老骚”对她进行调戏，顿时火冒三丈，破口大骂。这个笑话在村里流传了多年，成为了一段别样的记忆。

在解放军进军浮山所的同时，中共青岛市委迅速派出工作组进驻村庄。工作组雷厉风行，在短时间内便选定了浮山所村长和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这充分表明，在进驻之前，中共就已经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工作。随后，工作组在村中秘密发展了五名中共党员，为浮山所的党组织注入了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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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10 月1 日下午三点，浮山所的十字大街和东北街西街口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了毛泽东主席那震撼人心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是浮山所人第一次聆听毛主席的声音，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激动与自豪。同日，在天安门举行的开国大典检阅中，浮山所人孙相圣在受阅的海军方队中，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解放初期，浮山所在党的领导下，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仿佛被注入了一股强大的新生力量，从此开启了全新的发展篇章。

在政治方面，中共青岛市委派驻的工作组持续高效运作。他们迅速建立起了完善的基层管理体系，让村民们有了主心骨，积极参与到村庄事务的管理中来。新发展的五名中共党员，在后续的发展中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引领着村民们走向新生活。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6月中共胶东区党委为便利我八路军大反攻收复青岛以便联合市内的人民群众里应外合解放青岛，组织了一支由当时的中共青岛地下党负责人侯建民与张善明领导的地下武装，地下武装的主要联络点交通站就设在蒲台路上23，25，27号的平安汽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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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车行是浮山所人孙克平次子孙吉尧字少堂1940年创办的至1946年已经达到了八部货运汽车的规模。地下党和地下武装搞到的物资就是通过平安车行运往抗日根据地的。解放战争时期孙吉尧的平安车行更是利用其自身的运输力量将紧缺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往解放区。因经常往返于解放区孙克平一家对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十分的了解，所以在解放后土改工作队刚一进驻浮山所时，就将政策所规定的人均标准之外的土地、房屋全部交了出去，为浮山所的土改起到了标杆和推进作用，在划分成分时被定为开明地主。孙克平一家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解放后的土改进程是有贡献的。

经济上，解放后，社会逐渐趋于稳定，浮山所村民的农耕和渔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政府积极提供农业技术指导，帮助村民改良种植方法，农作物产量得到了显著提高。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浮山所大队成为青岛市的蔬菜基地，种菜面积逐年增加，最多时达到1200多亩。大片的菜田绿意盎然，各类蔬菜茁壮成长，不仅保障了城市的蔬菜供应，也为浮山所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村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逐渐走向富足。

浮山所旧影

社会生活层面，解放军的到来给浮山所带来了全新的风气。他们纪律严明，积极帮助村民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修桥补路、照顾孤寡老人。村民们对解放军充满了感激与信任，主动为部队提供生活物资。军民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鱼水情谊。政府还组织开展识字班，帮助村民学习文化知识，提升文化素养，为村庄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曾经因战乱而停滞的浮山所集重新焕发生机，每逢农历四、九，集市上人头攒动，商品琳琅满目。村民们在这里交易物品、交流信息，集市不仅成为了经济交流的重要场所，也促进了当地商业的繁荣，丰富了村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