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纪事（一）：俄罗斯最古老的定居国家起源探究中，笔者对于保加尔人国家的起源做了初步的分析，这一次我们结合从黑海-高加索贸易史看罗斯、拜占庭与短命的游牧政权互动关系的商业模型对保加尔国家的发展模式进行深入分析。
摊开地图就会发现，保加尔城所在的伏尔加保加利亚汗国中心地带，即今天的喀山地区，在伏尔加河中游，虽然有肥沃的、适宜耕种的黑土带与发达的水运条件，但是这个地带明显偏离于既不适宜农业，又因极高的商路价值而为多个势力垂涎的诺沃罗西亚草原。黑海沿岸虽然商机无限，但也杀机重重。这在最大限度上兼顾了自保（农业经营），又躲避了可能的拜占庭-罗斯的战略夹击。是一块风水宝地。当然，这里的劣势也在于其过于偏僻，以致对于新鲜、充足的外来技术很难快速完成普及——这在火炮的军备竞赛中输给莫斯科乃至因此亡国的案例中就可见一斑。
而且，保加尔的商路过于靠北，其商业首要性、便利性、枢纽性地位不够突出，特别是与基辅罗斯相比，处于一个既不挨着拜占庭，又离波斯太远的“孤岛”上。而且由于主要航路就是伏尔加河，其主要贸易对象也是波斯。当10世纪末波斯出现白银枯竭的商业恐慌时，最害怕的不是波斯商人，而是保加尔商人——他们的主要流通体系的通货竟然发生了严重短缺。而罗斯人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在伏尔加-里海贸易变得不那么有利可图时，他们可以继续发展黑海-君士坦丁堡线的商业。
保加尔为了尽可能地打破这种劣势，就必须与南部的游牧民族结成友好关系——保加尔不临海，而游牧民族在黑海北岸放牧；保加尔人无力保证远程贸易的安全，而游牧民恰好武力凶悍；同时，有着一个强力的商业竞争对手罗斯，也会降低保加尔的贸易存在感，而游牧民族恰好是拜占庭-罗斯两国的战略死敌。这样，保加尔人必然会与游牧民族形成一种战略利益的默契——游牧民族袭击基辅罗斯，一方面打压基辅罗斯的贸易能力，一方面可以替保加尔国家打造远距离国防——遏制基辅罗斯吞并保加尔的冲动；其次，与游牧民族的友好，保证了伏尔加河商贾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也就是为什么游牧民族经常袭击基辅，而很少听闻抢掠保加尔城的事迹。当然，这也带来一个坏处——一旦这个游牧民族衰落，下一个游牧民族没来，或者没形成稳定同盟，青黄不接时，保加尔就受到实实在在的威胁了：基辅罗斯的报复就来了，而安于游牧民族保护而几乎不设防的保加尔城，就成为待宰的羔羊。
非商业游牧民族的合作关系：利于保加尔，不利于罗斯
参考一下对基辅罗斯历任草原敌人的描述。第一个案例就是在11-13世纪肆虐南俄草原的波洛伏齐人（阿拉伯人称其为“库蛮”或“库曼”，亦即卡普恰克联盟）
库曼联盟……其势力西起多瑙河流域，东到怛罗斯，几乎占据了整个欧亚草原。由于没有统一的联盟君主，就只是按照血缘关系和文化认同来进行协调。由于其所在花拉子模、波斯、克里米亚、高加索和罗斯等贸易中转站之间，库曼语也一度成为了当时的国际通用语言。在局势混乱的中世纪，跨越国家分布且具备武装能力的库曼人，就是草原商路的日常守护者。
值得注意的是，库曼人的势力范围包括不里阿耳（即保加尔），但是史籍中却没有像波洛伏齐人攻击基辅罗斯一样攻击、掠夺保加尔的记载；相反，对于基辅罗斯则充斥着大篇幅的被攻击的记述，甚至经常有波洛伏齐人闯入当时基辅地标性建筑——佩切尔斯基修道院的僧侣编年史日记。
特殊案例可萨汗国：保加尔、阿拉伯两头得罪的倒霉蛋
第二个是可萨人，虽然一开始在古大保加利亚汗国建立时对库弗拉特汗充满敌意，但实际上，这种敌意主要是由拜占庭借刀杀人，欲翦除黑海北岸的保加尔人可能的威胁所带来的。当保加尔人北上卡马河口时，如果可萨人真的有充分的敌意，应该像蒙古部对待梅里疾部一样，连渡过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都不放过，追杀不止才对。但是可萨汗国仅仅是将其作为一个藩属国对待，没有赶尽杀绝。
但是可萨人不放过大食人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害了自己——与富有的阿巴斯王朝死磕是一场注定吃不消的消耗战，而且这也断了保加尔人的财路，因此，保加尔人皈依懿思闌教，而阿拉伯帝国也接连发动了几次罕见地越过大高加索山的大规模军事活动，摧毁沙克尔、伊吉尔等重要都城与军事据点。这正是保加尔人维系自己里海-波斯商路的结盟活动。在此之后，剧衰的哈扎尔汗国（可萨汗国）又被拜占庭人过河拆桥的联合罗斯人灭掉。
……可萨人在克里米亚对面、塔曼半岛的原法纳戈里亚的废墟上又建起了马他喀贸易据点。可萨汗国是一个繁荣的贸易枢纽。
从这里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保加尔人没有建立起与哈扎尔汗国的贸易联盟关系——哈扎尔人不是想要成为伏尔加-阿拉伯商路的治安者与分润者，而是想要取代保加尔的商业地位，这是保加尔人不能容忍的。这也注定了它联合阿拉伯帝国钳制可萨汗国的主要政策。
拜占庭、阿拉伯和犹太商人们成群结队地到伊吉尔和沙克尔收购从北方来的毛皮。随着商人们的到来，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可萨国内找到了落脚处。在851至863年年间，拜占庭派基督教教士圣西利尔到可萨人中，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西利尔传记上记有他与犹太教士在可汗宴会上的论战。在利奥六世统治期间，马他喀成了拜占庭的一个主教区的所在地，它的建立是为了在可萨境内传播新约。
由于可萨汗国被动的与阿拉伯帝国成为敌人，原先与拜占庭共同打击古大保加利亚汗国的暂时性结盟被迫转型为一种长期的结盟关系。这也意味着，可萨汗国不得不更依赖于拜占庭。而可萨汗国自然就出现了大国平衡的需要——既不倒向拜占庭，也不倾向于阿拉伯的政策，来保持一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就体现在宗教选择上，既不皈依懿思闌教，也不皈依东正教，而是奉犹太教为国教。这样就避免大食或者拜占庭通过教会系统来操纵可萨汗国的政务。同时也是可萨内部去祭司化的一项工作，有利于巩固可汗的地位。
以大批阿拉伯居民为代表的伊斯兰教从690年起也有许多皈依者，从868年起，特别是在965年以后，伊斯兰教成为该地区的一大宗教。犹太教更受欢迎。767年，伊沙克·圣格里开始在可萨人中任牧师。马苏第宣称，在哈伦·阿尔·拉施德哈里发朝的统治下（786-809年），可萨可汗和贵族都拥护犹太教。拜占庭皇帝罗马努斯·尼卡彭努斯（919－944年）发起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使大批以色列难民进入可萨境内。
而哈扎尔统治者自然希望信奉犹太教的人越多越好
据说一位使用圣经中约瑟之名的可汗于948年写信给犹太教士希斯达伊，描述了可萨境内犹太教盛行的状况，但是，马迦特怀疑这封著名信件的真实性，该信的时间似乎不会早于11世纪。据伊本·法德罕的记载（Risala），萨曼塔尔（在达吉斯坦内）的可汗、总督、王公和其他高级官员们都信奉犹太教。为报复伊斯兰境内对犹太教教堂的破坏，一位可萨可汗曾拆除了一座伊斯兰教寺院的塔尖。
然而，在可萨人民中间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似乎超过了犹太教徒。据说大约在965年一位可汗因政治上的原因而信奉伊斯兰教，而在1016年，塔曼的可汗是一位名叫“乔治·佐勒斯”的基督教徒。这些都说明，实际上真正带来主要商业收益的是汗国同阿拉伯与拜占庭的贸易，特别是阿拉伯，这在信仰人数上就能看出。
可萨人9世纪在政治上走向衰落。从咸海草原来的乌古思突厥人（拜占庭作者们称奥佐伊人）把乌拉尔河地区的佩切涅格突厥人赶向西方。大约在850至860年间，佩切涅格人穿过属于可萨汗国的领地，把可萨属民马扎尔人从亚速海北岸赶走。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当时马扎尔人退到第聂伯河和多瑙河下游之间的阿特尔库祖。不久，在889至893年间，佩切涅格人重新追逐马扎尔人，把他们从新住地赶走，他们最终在该地区内定居下来，因此，佩切涅格人占据了位于顿河河口和摩尔达维亚之间的俄罗斯草原。可萨人只保留了顿河下游、伏尔加河下游和高加索山之间的地区。
强大的二元体制既是压制罗斯的利器，又是引发内战的祸根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就是，乌拉尔山南麓的马扎尔人，实际上充当了保加尔人的藩属——当然，在更强大的可萨人手下，他们对于宗主的选择就发生了改变，转而向可萨汗国称臣。而在凶恶的佩切涅格人出现后，他们又成为打狗的肉包子，被一路踢到瓦拉几亚。保障保加尔商业安全的游牧藩属马扎尔人的丧失，也使得保加尔人对于可萨汗国恨之入骨，但是新兴的库蛮人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因此，库蛮时代的保加尔汗国又迎来了商业的繁荣期，而另一边的基辅罗斯，则遭受到库蛮人（波洛伏齐人）的严重威胁，南方的拜占庭帝国亦陷入动荡，曼西喀特之战土木堡式的爆冷，使得拜占庭的衰落更加突出，而相应的贸易也陷入疲软状态。基辅罗斯的西线贸易实质上陷入停滞。
因此，对于11世纪与1200年左右的罗斯对保加尔军事行动，不能等闲视之。前者主要是耀武扬威，而后者则是被库蛮人袭扰、贸易半瘫痪状态下的狗急跳墙，对于保加尔财富的垂涎，不是因为单纯的贪欲，而主要是因为自己在商业上揭不开锅的窘境造成的，这也是一种打破封锁的防御性进攻。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基辅罗斯逐渐在与库蛮-保加尔联盟对抗中处于下风——保加尔人的商业财富与自给自足的农业，库蛮人凶悍的武力，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军财合抱的局面，而罗斯国家则处于商业上萎缩，封建内讧不断，军队实力下降的不利局面。这也就造成了罗斯国家第一次在与保加尔汗国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格局。第一次抗蒙战争的胜利也证明了这个体系有着强盛的生命力。
而这正是北匈奴、匈人、阿兰人等等古代游牧民族梦寐以求的二元帝国的雏形——当然这里仍然有缺陷。这个体制更像一个联盟，而非一个共主国家，因此达成最终的绝对君主制比较困难。这种二元性也导致了在第二次抗击蒙古入侵的战争中的失利。1236年的失败实际上就是双方内讧的结果。所谓的保加尔内战，就是保加尔的经济精英，与半依附于保加尔商业体系的卡普恰克游牧联盟，之间利益再分配的矛盾造成的。在第一次抗蒙战争胜利后，军事集团自然希望得到更大的利益，但是依附于保加尔汗国的本土精英，自然不愿意分出更多的利益给军事贵族，而且也威胁到了保加尔汗的王权，这自然是难以协调的关系。
由于不愿更平衡地共享权力与财富，保加尔-库蛮的联盟结构也以内战的形式土崩瓦解。可以说，保加尔在蒙古人面前的崩溃，与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在莫斯科大公国面前的崩溃几乎是一样的——都没有一定的中央权威，仅仅依靠一种松散的经济-军事邦联形式获得基本稳定，而这种粉饰太平的门面工程一旦遭遇高烈度、长时期的外来挑战，就会弊病丛生，出现众多足以损害全局的裂痕。克柳切夫斯基在分析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灭亡时，就含糊其辞地点出了韦彻（一种政务代表会议）与王公的军事雇佣兵制度之间的极不协调的问题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