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春，察哈尔的天空总有种压抑。北边的风把边界撕开的声音带进张家口，许多夜里，有人小声问，到底还有没有路？今天聊的就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真不是那些自说自话的历史段子，而是切切实实的那条抗日脉络——从热河到华北，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一众人，就在这样的夹缝之中，尝试重新组合起一块抗战的局部。
如果硬要找到个起点，大概得是冯玉祥坐在泰山隐居期间。外头局势变得越来越糟，“九一八”事变、长城失守，蒋介石却“袖手旁观”，爱说“攘外必先安内”。冯玉祥气得差点拍案，觉都睡不好！每天翻报纸，越看越急，干脆主动跟共产党打起交道，想擦出点火花。可惜南京那头，蒋、汪等人只觉得他“多事”，一轮一轮的游说——让冯“进京授职”，脱离张家口，还真像温水煮青蛙。
冯玉祥就是不走。他一口气调动老部下宋哲元、吉鸿昌、方振武等陆续集结张家口，各路人马混杂，但目标清晰——就是抗日。共产党这时候也派了好几个骨干过去。中共北方组织，甚至专门在张家口成立前委，想法子组织工人、学生、农民都动起来。不见得真能成气候，可至少风浪掀起来了。
不能否认，这“抗日同盟军”的基础极其脆弱。但也多亏了冯玉祥有点江湖义气，那种不愿软下腰的性子，把一帮“走投无路但心存热忱”的将校聚在身边。尹心田、支应遴带着汾阳军校三千余口人赶来，吉鸿昌更是自己卖家底买枪，连方振武也赶过来帮忙。再算上地方杂牌、蒙古自卫军、各路起义军，十万光景。谁要说这是“一盘散沙”，表面上瞧着确实是。
但冯玉祥有他的一套。他其实也清楚这仗很难打，队伍内部鱼龙混杂，思想很杂。许多士兵头年还在热河奔逃，后脚就穿着破冬装站到张家口城头上。弹药紧张，口粮短缺。有人甚至饿瘦了脸。冯玉祥一边用讲演鼓劲，诵着那些直白的话，一边竭力筹钱买枪，拉笼联盟。张家口街头，工人纠察队、农民协会、各种救亡会，开始出现。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正式通电全国，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布成立。这份电文现在看，依旧火气十足，甚至像一场孤独的宣战。“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鲜明得很。总司令冯玉祥，总参谋长邱山宁，下辖四五路诸军。每人一摊任务，编制明明白白。其实，这么大的队伍，各自的算盘很复杂，冯玉祥不得不四处妥协、分派权力。有人说他“和稀泥”，可也没办法，一着不慎就四分五裂。
全国上下，反应比当下还快。北平、天津、上海、广州各地纷纷来电，力挺冯玉祥。各种报纸、《抗日前线》、《民众日报》，都在推波助澜。工农群众被动员起来，铁路工人、汽车司机、农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援前线。看着振奋人心，但细究下去，总还是有不少难言的隐患。
等部队编成后，冯玉祥刚松了口气，日军就压了过来。他们步步南下，沽源、康保、宝昌相继失守。局势极为紧迫。冯玉祥紧急召集各军代表开会，确立“以武力收复失地”的路线。其实同盟军刚组建，人心还未齐，许多士兵从未当过正规兵，甚至不会打枪。可冯玉祥铁了心，无论如何也要搏一搏。
前方的战争很惨烈。吉鸿昌带队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和多伦。多伦重要得很，守军构筑了32座炮台，电网、壕沟一应俱全。7月7日凌晨，三路大军同时合围多伦，短兵相接。两天三夜，吉鸿昌三次率敢死队冲锋，都被还击下来，伤亡两百多人，但士气没有垮。“只有命拼了”，说起来简单，其实每次夜袭都带着赌命的狠劲。11日，日军飞机飞来轰炸，爆炸声震得全城发抖。冯玉祥没退缩，反倒多次下令死守。
12日凌晨，一批同盟军战士趁夜色摸进城，点燃内外呼应。清晨再次发起猛攻，三小时巷战，日伪军掉头而逃。多伦总算打下了。这仗消息传开，北方一片叫好。张家口、上海、广州，各地游行庆祝，电报恭贺。同盟军将士的名字被写出来，被全国老百姓记在嘴边。“义旗奋举，志切报仇。”谁又能想到，这只是热闹的开始？
然而胜利仅仅持续了一阵。蒋介石、汪精卫等在南京那头安静观察，实际却早已暗中布置大军压境。国民党发出最后通牒：“勿擅立军政名义、勿妨中央防边、勿引用共党……”每一个字都指着冯玉祥的鼻子。与此同时，日本也发怒，飞机侦查、地面移动部队，还散发传单威胁：“如不退出多伦，必定进攻。”
两头受压，冯玉祥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一方面是国民党的重兵包围，另一方面是日本威胁开战。不仅如此，内部特务渗透、分化瓦解，一些部将被收买、策反，行军路线也被切断。蓝衣社特务潜入，开始制造内乱。平绥铁路停运，弹药粮秣都难以补给。
这时候，冯玉祥还是想跑条“政治曲线救国”的路。两次召开同盟军军政会议，试图统一思想。但底下人心思不一，外头压力又大。冯玉祥不得不考虑保存实力。有人说他终于明白“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其实他的苦衷无人能体会。到八月初，他干脆宣布：“忍痛收束军事”。同盟军解散，宋哲元复任察省主席，冯玉祥再次避居泰山。
一群人就这样被拆散。剩下的吉鸿昌、方振武还试图转战别处，继续抗日。结果屡屡被堵截围剿，最后只剩下残兵几百人弹尽粮绝。方振武退到国外，吉鸿昌则在天津被捕，1934年就义。有人说这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抗日幻想，也许有点道理——但他们的血的确洒在了那片土地上。
回头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其实并不完美。队伍松散、领导分歧，冯玉祥有胆识没底气，吉鸿昌能拼命却救不了局面。共产党虽参与其中，但前委某些时期的策略迟疑，也影响了大局。许多细节错综，在那种极端复杂的局势里，不可能有大团圆。不少人骂冯玉祥“头热脚冷”、怀疑其“左右逢源”，可也没法一口咬死。你站在那个混乱的节点，未见得真能做得更好。
但有意思的是，抗日同盟军虽未改变最终的防线，却意外成为全国抗战思潮的重要触发点。那几年北方各省掀起的抗日浪潮，少不了张垣鼓与呼的那一阵风劲。日本方面也因同盟军的数次反击延缓了局部进攻，在客观上为后来的抗战准备了时间。
至此，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了”并不为过，说他们失败得太快也未必全对。但如果当年冯玉祥真像蒋介石希望的那样“留下性命，韬光养晦”，恐怕就不会有哪怕短暂的抗日高峰了。失败其实不是终点，有时反倒是前进路上的新分岔。历史走到这里，是偶然也是必然。那段冰冷而热烈的张家口记忆，现在翻起来，不是伤感，更像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