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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国人口开始负增长，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2021年跌至1.15，2022年不到1.1，仅为世代更替水平（国际以2.1为分界线）的一半，位居全球倒数。

2016年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未达预期，三孩政策效果不彰，均没能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消退。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六年下降，2022年出生人口956万，比2021年减少106万，创历史新低，总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开始负增长。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2%，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上升至14.9%，预计2030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趋势加速到来。

人口因素影响深远，生育政策调整迫在眉睫，教育自然受到冲击。

教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基石，关乎每一个孩子的未来和每一个家庭的希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来听听虞教授的看法。

托育受关注

也许与生育率低迷有关

本刊：虞教授您好。过去我们说起学前教育，更多的是在说3-6岁的幼儿园教育，其实真正的学前教育是指0-6岁的教育。3岁之前的托育教育正在受到更多的关注，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虞永平：现在大家关注托育，是因为托育是人受教育的起点。教育应该是终身的，从人降生就开始了，那么毫无疑问，托育是终身教育的起点。

全世界发达国家对托育都高度重视，很多国家都确定了有关托育的法规政策。我国近几年对此也高度重视，“一老一小”问题成为每年“两会”的热点话题。

按我国的体制，托育目前的主管部门是国家卫健委，教育部门是重要的协作单位。为什么是重要的协作单位？因为托育除了身体的看护、安全保护以外，还要关注孩子的发展，尤其是身心智慧的发展，也就是要为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机会。

优质教育机会的提供离不开教师。所以未来托育师资如何培养，如何保证托育质量，都跟教育部门紧密相关。

所以国务院提出，围绕托育工作，各部门要有机协调、相互配合、各司其职。那么随着托育立法工作的开展，我相信各部门如何有机联系，如何各司其职，将变得更加明晰。

本刊：近几年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如何创造条件提高家长的生育意愿呢？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虞永平：在我国，托育受关注，也许与生育率低迷有关，但托育不是生育率低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发展托育并不能起到提升生育率的作用。影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因素很多，比如经济状况，第一胎的受教育经历，家长的育儿经历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家长会不会生二胎。

如果我们能满足家长的托育需求，解除家长的后顾之忧，对儿童有益，对家庭有益，对社会有益。不管如何，全社会重视托育，是儿童的幸运，也是家庭的幸运。

现在有些地方提倡，为了提振生育率要发展托育。我觉得这在逻辑上可能不通。今天生育率不高，不是因为没有托儿所。但有了托儿所，我相信一定能得到部分家长的欢迎，因为托育还不是很普遍，也不是义务，有需要的去，没需要的可以不去。但办好托育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责任，因为全社会都在关注。

托育该注意的问题

本刊：因为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托育行业发展快速，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虞永平：《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2023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的通知》中专门讲到，托育工作主要聚焦三个目标：方便可及、价格可承受、质量有保障。

第一方便，就是要在家门口，想上就能上。第二价格可承受，托育教育不能太昂贵，应该是普惠的。如何实现普惠？这需要政府支持，政府跟家庭共同分担。还有一个质量问题，质量要得到保障，孩子的安全教育、托育过程中的科学性、对孩子的支持和促进等，必须认真考虑。

跟幼儿园教育相比，托育教育是新生事物，难免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当前要想办法解决的。

本刊：那么托育教育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我们进行托育教育最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虞永平：我们认为托育主要有三大任务，一是托管看护，就是孩子有人看，保证安全；二是养育保育，身体方面、饮食起居方面、基本生活上面等，有人管理；三是教育引导，促进孩子身体跟智力的发展，在特定的年龄阶段给予适宜的教育，保障孩子正常发展。

在我们国家的政府文件里，尤其是卫健委的文件里，对托育的责任提了四点要求：第一个叫生活照护，也就是刚讲的饮食起居照顾；第二个叫安全看护，保证孩子的安全；第三个是平衡膳食；最后一个叫早期学习机会，也就是给孩子适当的教育。这四点要求跟我前面说的三大任务是一致的。

2023年11月，卫健委发布了《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意在确保托育机制能有质量地运行，确保托育机构能真正地促进儿童的发展。该标准现在只是试行，但对开展托育工作非常必要，比如标准讲了什么人可以办托育，什么机构可以办托育，哪些老师可以进入托育机构等。有了基本门槛，才能保证基本的质量。

本刊：要保证托育机构的高质量运行，托育老师的水平很关键，这些老师从哪里来呢？

虞永平：幼儿园老师到托育机构去行不行？符合不符合条件？按我国教师法的逻辑是可行的，高中老师不能直接到大学里去教书，但可以教初中，初中老师可以教小学，小学老师可以教幼儿园，往下是可以的。按此逻辑推，幼儿园老师应该可以到托育机构去的。

但事实上还需要一个转化过程，幼儿园的孩子毕竟跟托班的孩子不一样。一个幼师从事托育工作前，进行相对专业的职业培训非常必要，她需要了解这个年龄阶段孩子的特点，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引导等等。越小的孩子表达能力越有限，更需要我们认真地去观察他们，深入地理解他们，采取积极有效的举措。

所以，托班老师的工作是专业的，而且付出的努力可能不比幼儿园老师少。当我们跟幼小的孩子共同活动时，会面临很多挑战。所以评估标准里对于人员、对于机构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托班不一定非要像幼儿园一样早上来晚上走，托班可以全日制，可以半天，也可以来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应该是灵活的，满足家庭的需要。

抓好两大关键环境场域

本刊：当妈妈是不需要考试的，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考虑选择托育机构，但对那些选择在家养育孩子的家庭，我们怎么向这部分人传达教育的知识和方法呢？

虞永平：当年轻人成为父母后，持续性的培养必须要跟进。为什么要建立父母学校？为什么社区要开展婴幼儿家长的培训？这是免费的，由政府提供，帮助每个家庭做到真正的科学育儿。社区普及科学育儿，组织培训，请专家上课，家长去学习，我觉得很有必要。有些地方，还会发放科学育儿的传单，罗列了常见问题及对策。也有家长要求推荐过适合新手父母看的杂志。

也就是说，全社会有多种方式在引导父母学习科学育儿。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多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推进。托育机构其实是这些合力中很重要的部分。

对于托班孩子来讲，最重要的生态环境有两个，一个是家庭，一个是托班班级。这两个最核心的环境抓住了，优化了，孩子的发展就没太大问题。

家庭教育能不能跟幼儿园的一致，这特别重要，所以我一直觉得托班的家长工作非常关键，家长能跟托育机构达成一致，形成统一认识，比什么都重要。

在家庭跟托班这两个环境当中，孩子都在承担一定的角色。有的家庭里，孩子的角色比较被动，妈妈说了算，孩子就听妈妈的。还有一种是孩子最大，他说什么家人都要听，他想要什么一定要被满足，不然他会想尽各种办法，包括在地上打滚、哭闹等。

正常的家庭状况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讲道理、共同协商的关系才是我们要追寻的关系，要让孩子在家庭里是一个平等的成员。因此，家长需要得到专业指导和专业引领。托育机构就要在这方面起到作用，去传播这些基本的理念和方法，反对一些伪科学和反科学的育儿教育主张及行为。

警惕教育商业陷阱

本刊：哪些是我们常见的伪科学的教育主张和行为呢？能举例谈一谈吗？家长们该怎么避开这些误区呢？

虞永平：现在有一些宣传，比如“不能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一切都要抢早，早点迫使孩子学习，这就违反自然规律。孩子只发展到那个阶段，他不可能去学那么多东西，你硬是塞给他一些东西，他会产生厌倦，产生反感，产生厌学情绪，对未来的学习很不利。

有些技能，如果前置到幼年阶段学，可能需要几十遍几百遍，但等他大一点几分钟就学会了。在什么阶段就做这个阶段的事，0-3岁阶段需要更多的游戏，在游戏中积累经验，这是最重要的。

现在有些机构为了销售产品，就向家长贩卖焦虑，其实是伪科学。养育孩子的核心规律是人的身心发展规律，不是知识发展的规律。但这些产品不是从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而是从这些着急的父母的心理出发。为了推销产品，孩子就被困在这些陷阱里，不能去从事他那个年龄该从事的事，因此政府和社会要联合干预，让孩子回到适宜的发展规律上去。

一个国家的人才能不能健康发展，关键看是否符合科学规律。对年幼的孩子，生活是重要的学习途径，课本上的东西跟生活结合，情感跟知识结合，再加上动作强化，就记得更牢。所以不管是科学发展观，还是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就是要遵循规律，让今天的发展为明天的发展奠基，而不是以今天的发展去阻断明天的发展。

在人口红利不断下降的今天，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变得尤为重要，家长们对托育教育的要求自然更高，这就更需要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不管是家长还是机构，都要不断学习，给孩子们提供更为科学完善，更为符合规律的育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