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虎（1470-1524），名寅，字伯虎，明代苏州府吴县人，”吴中四才子”与”吴门四家”核心人物。他出身商人家庭，十六岁中秀才，二十九岁举应天府乡试第一，高中解元，名震江南。正当他踌躇满志赴京会试时，却因科场舞弊案牵连入狱，被削除仕籍，终身不得为官。这场冤案彻底改变其命运，归家后妻子离他而去，他遂以卖画为生，放浪形骸。
正德九年，唐伯虎应宁王朱宸濠之聘赴南昌，察觉谋反意图后佯狂脱身，此后自号”六如居士”，筑桃花庵隐居，创作《桃花庵歌》明志：”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他诗书画三绝，山水画笔法劲峭秀逸，《山路松声图》融合南北宗之长；人物画《王蜀宫妓图》以”三白法”绘宫妓，暗含讽喻；书法取法赵孟頫，俊逸洒脱。晚年穷困潦倒，嘉靖二年病逝，享年五十四岁，临终绝笔”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道尽一生悲怆。
这位被后世演绎为”风流才子”的艺术家，实则用才情对抗命运坎坷，其作品既见文人风骨，亦含市井温度，终成跨越五百年的文化符号。### 三、吴门雅集与艺术交游 唐伯虎的艺术成长离不开吴中文人圈的滋养。他与祝允明的友谊堪称一段佳话——这位年长十岁的”狂草圣手”主动登门结交时，唐伯虎虽因羞涩避而不见，却以诗文相赠，二人遂成莫逆。他们常与文徵明等在沈周的”有竹居”雅集，或于府学泮池打水仗，或扮乞丐唱莲花落换酒钱，放浪形骸的背后，是对礼教束缚的反叛。文徵明曾坦言：”子畏画本笔墨兼到，理趣无穷，当为本朝丹青第一”，即便性格迥异（文徵明严谨持重，唐伯虎狂放不羁），仍相互敬重。
在绘画上，唐伯虎早年师法周臣，后融合南宋院体的刚劲与元人笔墨的清逸。《山路松声图》以斧劈皴表现山石坚硬，松枝勾勒如屈铁，展现”北宗”雄健；而《秋风纨扇图》以白描仕女配萧瑟秋树，线条细劲如行云流水，暗含”美人迟暮”的隐喻。这种”兼融南北”的风格，使他在吴门画派中独树一帜。 四、市井文人的生存智慧 明代中期苏州商品经济繁荣，文人画开始走向市场。唐伯虎在桃花庵”闲来写就青山卖”，其画作兼具文人意趣与市民审美。他曾为盐商画《稻穗观音图》，以稻穗代柳枝，题诗”金粉非真佛，民心二两粮”，既讽刺富商附庸风雅，又暗合民间信仰。此类”以艺抗俗”的智慧，让他在保持气节的同时维持生计。
晚年的桃花庵是他精神的桃花源：”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他邀友朋雅集，与歌妓饮酒赋诗，甚至在《桃花坞祓禊》中描绘”扠手摇头酒令新”的市井欢愉。这种”大俗大雅”的生活态度，打破了文人与市井的界限，其《落花诗册》以俚语入诗，”昨日花开满树红，今朝花落万枝空”，道尽生命无常，却无消沉之气。
五、身后传奇与文化符号 唐伯虎的悲剧人生在晚明被重新诠释。李贽赞其”狂士”风骨，袁宏道引为”性灵说”先驱。后世将他塑造为”风流才子”，实则掩盖了真实的困顿——临终前他仍需卖画度日，绝笔诗”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道尽凄凉。但正是这种才华与命运的张力，使他成为跨越五百年的文化符号：既是《王蜀宫妓图》中工笔重彩的匠人，也是《桃花庵歌》里笑看世情的智者，更是中国文人用艺术对抗命运的永恒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