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肥胖是一种真正的慢性疾病，专业、规范、无评判、长期持续、个体化的照护体系是战胜它的关键。

撰文｜Nina

肥胖症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是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主要危险因素^[1]。今年年初，柳叶刀肥胖委员会对现有肥胖诊断标准进行了修订，加深了学界对于“肥胖”作为一种专门疾病实体的认知（相关报道：一夜之间多出4600万肥胖者？《柳叶刀》带来肥胖诊断标准巨变）。

近年来，肥胖的药物治疗进展迅速，对既往生活方式干预+减重手术+支持治疗为主的肥胖治疗模式有所冲击，药物治疗的启动时机、规律使用等内容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在美国肥胖周学术会议2025（ObesityWeek 2025）中，“术后何时应重新启用肥胖治疗药物”作为压轴专题，收获了来自全世界专家的广泛关注。在这一专题中，来自斯坦福大学的Dan Azagury博士、Dimpi Desai博士分别从外科长期随访数据、围手术期与术后药物启用的证据等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同时，来自佛罗里达州梅奥医学中心呼吸治疗师Tonya Zeiger女士分享了自己多年来与肥胖斗争的真实体验，为与会者带来了终身、个体化的肥胖管理策略的参考模板。

本报道旨在梳理专题演讲的核心内容——肥胖是需要长期干预的慢性疾病，手术与药物都应是分阶段、可叠加的长期管理工具。

手术是长期有效管理体重的重要基础，但疾病认知仍需重构

Dan Azagury博士援引了多项长期随访数据，强调了代谢/减重外科手术的获益。他提到，在基于瑞典肥胖研究（SOS）队列的20年随访分析中，与既往常规治疗相比，接受减重手术治疗的患者预期寿命显著增长、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死亡风险显著下降^[2]。“手术治疗并不是药物治疗无效之后的保底选项，它可以出现在肥胖干预的任何阶段，只要患者具有手术条件和适应性。”Dan Azagury博士如是说。

图1：手术治疗为肥胖患者带来长期获益

不过，根据当前的肥胖干预理念革新，手术治疗的医学认知也正在被重塑。例如，既往学界更倾向于将术后的体重增加称为“反弹”（regain），而基于柳叶刀肥胖委员会的定义，术后的体重增加已被正式更正为“复发”（recurrence）。与之相似，既往的术后减重效果不佳往往被定义为“手术失败”（failure），而现在，这一术语已修改为“对治疗应答不佳”（non-response），并给出了相应的诊断标准：若术后总减重<20%可视为应答不佳。Dan Azagury博士指出，后续的研究和指南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术后应答不佳的评估时间窗，进一步规范临床诊疗。

除了手术的重要性，Dan Azagury博士还强调了手术与药物的联动作用，尤其对于重度肥胖患者。他指出，单一手术或单一药物难以充分控制病情，术前采用药物减重以降低围术期风险+减重手术改善长期预后的治疗策略逐渐常见，不久后将成为主流。

图2：术前应用GLP-1RA治疗+手术治疗，持续促进BMI降低（斯坦福病例）

术前药物治疗已成趋势，术后又该何时再启用药物？

Dimpi Desai博士聚焦“术后何时重新引入抗肥胖药物”的问题，回顾可用证据并分享本院（斯坦福）实践经验，提出“个体化+多学科随访”作为当前可行路径。

多项回顾性研究显示，临床上多数在体重复发后数年（中位重启时间为体重复发后8个月）才开始药物治疗^[3]，然而，2023年的一项探讨术后重启药物治疗的研究显示，对于接受减肥手术但体重减轻未达到预期效果的患者，早期启动口服药物辅助治疗更有助于改善体重减轻——提示体重复发已经较为严重时才重启药物治疗，可能错失“预防复发”与“保护代谢获益”的窗口^[4]。

图3：尽早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可以获得更多体重降低

在本次演讲中，Dimpi Desai博士还公布了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的最新回顾性研究数据^[5]。该研究进一步指出，术前术后均使用GLP-1RA治疗的患者BMI变化最为显著，且体重降低幅度也最大，但相比单独手术患者，只在术后启动GLP-1RA治疗并不能显著提升疗效。

图4：术前术后均使用GLP-1RA治疗患者，体重改善最显著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术前术后均加用减重药物治疗时当前“最优解”，术后启动的时间节点该如何决策呢？Dimpi Desai博士给出的回答是：个体化决策——

• 对BMI很高或代谢共病严重的患者，原则上应在术前辅助、术后尽早启动减肥药物治疗以实现协同疗效。

• 对营养风险高或应用减肥药物副作用明显者则谨慎适用减肥药物或延长随访时间。

• 综合考虑药物的代谢改善作用与患者的预后风险，选用能够给患者带来最多获益的治疗药物。

• 综合考虑患者的支付能力、依从性和药物可及性。

• 术后密切追踪（外科、内分泌、营养、心理）是及时识别“非响应/复发”并在适当时间介入药物的关键。

患者视角：长期随访的落实与社会支持是坚持治疗的动力

Tonya Zeiger女士的分享让整个学术讨论多了温度，也再次给全球医生提了一个醒：肥胖既不是单次手术即可终结的疾病，也不是靠一支药物就能解决的短期问题，而是一段需要多年随访、不断调整方案，并依赖团队支持才能走稳的长期旅程。

Tonya Zeiger的肥胖治疗之路始于2013年。当时她体重接近300磅，胃旁路术后体重明显下降，也让她第一次看到改变人生的希望。然而，与许多患者一样，她在术后几年仍经历复发——包括并发症、体重回升、饥饿感加重……为了应对复发，Tonya先后接受了吻合口修复术、药物治疗（托吡酯）等策略，并在营养团队建议下继续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她重新找回节奏，甚至完成了人生首个马拉松。

然而肥胖作为慢性疾病的特性依然存在，Tonya的体重仍数次波动，需要不断调整策略。真正帮助她实现长期稳定的，则是手术基础上叠加的持续药物治疗与随访管理——包括自2024年底开始的司美格鲁肽注射，加上营养师、心理师、代谢科团队的定期跟进。如今，她的体重已经长期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

在分享结束前，Tonya提到另一段个人经历——她的父亲也曾接受过减重手术，却因缺乏长程随访与社会支持而最终复胖。这段对照让她更加坚信：没有一个患者是可以“自己一个人”战胜肥胖的，持续、无评判、可获得的专业支持，才是人类战胜肥胖的关键。

小结

随着药物治疗的发展、诊疗理念的革新，“多模态并行、终身管理”将成为肥胖管理的大势所趋。药物带来了强效的代谢与减重推进力，为减重手术的疗效保驾护航。而患者的真实经历提醒我们：肥胖是一种真正的慢性疾病，专业、规范、无评判、长期持续、个体化的照护体系是战胜它的关键。

专家点评

卢列盛教授

在减重代谢外科领域，我们正站在一个范式转变的临界点上。长期以来，我们外科医生习惯于将手术视为治疗的“终点”，将术后体重复发视为一种需要被动应对的“并发症”。然而，随着对肥胖慢性疾病本质认识的深化，以及GLP-1RA等高效药物的出现，我们必须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和手术的价值。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何时”启动药物治疗，而在于我们是否建立了一套将药物治疗视为术后长期管理“预设选项”而非“补救措施”的临床路径和思维模式。

过去，我们的工作重心是安全、精准地完成手术。而现在我们必须成为患者终身健康管理的“总规划师”。这意味着，我们在治疗的开始就应向患者清晰地传递一个理念：“手术是为你赢得一场关键战役，但赢得整场战争需要终身布防。药物，是我们未来重要的战略储备之一。”这种观念的转变是根本性的。它要求我们打破“手术vs.药物”的二元对立思维，建立起“手术搭台，药物唱戏”的协同观。手术通过解剖学的改变，为身体创造了最佳的代谢环境；而药物则能在分子层面进行精准调控，巩固并扩大手术带来的胜利果实。

对于“术后何时启动药物”的困惑，我的答案是：我们不应等到体重明显回升、代谢指标恶化后才仓促应战。对于高危人群（如术前BMI>50kg/m²，严重胰岛素抵抗、糖脂代谢紊乱患者）：我们在术前就明确告知，他们属于“高复发风险”人群，术后早期（如3-6个月后体重下降平台期或出现轻微回升苗头时）启动药物治疗是标准管理路径的一部分。这实现了从“治疗复发”到“预防复发”的战略前移。对于应答不佳者：我们必须摒弃“手术失败”的陈旧观念，转而采用“治疗应答不佳”这一更科学、更无评判的表述。一旦在术后第一个年度随访中，确认患者体重下降未达预期（如<20%），就应立即启动多学科评估，将药物治疗方案提上日程，而不是让患者独自在“自责-挣扎-复胖”的循环中徘徊。

外科医生不能做完手术就“功成身退”。我们必须主导建立以外科为核心、整合内分泌、营养、心理的终身随访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通过规律、频繁的随访（术后第一年尤为关键），像雷达一样持续扫描患者的体重、代谢指标、饮食行为和心理状态。我们关注的不是“是否”用药，而是“何时”用药收益风险比最高。这个时间点，可能是在体重下降曲线首次走平的那一刻，也可能是在患者自述饥饿感显著回归的早期信号出现时。这种基于密切监测的“机会窗口期”介入，远比体重显著反弹后再“救火”要有效得多。

最终，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应仅仅是体重秤上的数字，而是患者更长的“代谢健康寿命”。手术带来了巨大的初始收益，而术后药物的合理介入，是为了保护这些来之不易的代谢获益——包括血糖、血压、血脂的长期稳定。

作为外科医生，我们必须果断而前瞻：摒弃被动等待，拥抱主动规划。将药物治疗无缝嵌入外科长期管理的蓝图，从术前评估到终身随访，为每一位患者定制其与肥胖这场持久战的最优动态战略。这，或许才是我们作为这个时代外科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点评专家

卢列盛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研究生导师

国际减重联盟（IFSO）委员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肥胖与糖尿病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分会肥胖和糖尿病学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糖尿病与肥胖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肠内肠外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专业委员会腹腔镜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参考文献：

[1]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

[2]Gillion V, Demoulin N, Devresse A. Life Expectancy after Bariatric Surgery – the Swedish Obese Subjects Study. N Engl J Med. 2021;384(1):88. doi:10.1056/NEJMc2033331Nor

[3]Hanipah Z, Nasr EC, Bucak E, et al. Efficacy of adjuvant weight loss medication after bariatric surgery. Surg Obes Relat Dis. 2018;14(1):93-98. doi:10.1016/j.soard.2017.10.002

[4]Cunningham JG, Szoka N, Tabone LE, Cox S, Aylward L, Abunnaja S. Preoperative and early adjuvant weight loss medications in bariatric surgery patients with body mass index over 60 or suboptimal initial response to surgery. Surg Obes Relat Dis. 2023;19(8):832-840. doi:10.1016/j.soard.2023.01.021

[5]Obesity Week 2025. When is not enough not enough? Timing of obesity management medications after bariatric surgery. Oral presentation at: The Obesity Society Annual Meeting; November 7,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