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阅读本文，建议先读：
从1935年中央军入川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南京政府虽然在全国性战略思维上认识到四川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如何把这个理论上的“根据地”转变为实质控制有效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根据地”的困难度，则完全缺乏认识，更没有及早从事耕耘。按照南京政府最初设想，只要把四川最著名的实力派领袖刘湘争取到手或是予以消除，则四川大局就可以稳定。因此在相当时期中，南京政府大部分政治运作都是以刘湘为对象。
1、四川局势的稳定
但是事实上，刘湘在抗战之初虽然是四川省主席，但是他也并不曾有效地控制全省，省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区域依然四分五裂。几个在最上层的大实力派领袖是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各有大块地盘。其次是他们的下属军事单位（军、师、旅、团等等），又各有规模较小的防区。抗战之初，南京政府专注于华北和淞沪战场，无暇顾及四川内务，只好接受刘湘统治现状。
但是刘湘在1938年1月病死，让国民政府看到了切入四川内政的契机，一度以为从此可以取得行政控制权。蒋介石幕僚们对刘湘死后的新局势做了一番调查和分析，也尽量详尽地推测重要将领们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和可能被争取合作的几率。但它很快就察觉问题反而益趋失控。这些在抗战正史上看不到的发展，在蒋介石日记中却历历在目。
首先是蒋介石纵然对四川将领们，1937年的拒战和怠战早已愤怒万丈，但却不敢采取断然措施，只好在日记中提醒自己，“川事应设和平处置之法。”换言之，他已经想到用“不和平”的处置之法，只是警惕自己千万要忍住怒气，以顾全大局为重。
而他想到的和平方法之一就是任命张群为省主席（1938年1月22日），因为张群既是四川人又是文人，在国民政府地位崇高（时任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对四川将领们既不构成军事威胁，又显示中央政府对四川的尊重与厚望，希望借此柔软姿态使省内实力派放心。
但是想不到任命命令刚刚发布，四川实力派立即分成两派。王瓒绪表示欢迎，但是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等部下约6个师通电反对，同时进行示威，游行，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公然挑战而且动作激烈。
此时蒋介石正在武汉密切关注徐州战事，对于四川事务只能力求安定。以致为了仅仅稳住一位将领（王陵基），都需要煞费周章地先予以“安慰”，再劝说他离开成都那个是非之地。
他甚至还想请川籍实业家，而且又和地方实力派首领有深厚渊源的刘航琛出面做调解人，缓和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不断与宋子文、白崇禧，和许多川籍文人商讨如何解决四川问题。最后蒋介石终于下定主意忍气吞声，因此在3月初写道，“对内忍耐，与其亡于敌，不如让于军阀。”
即便是到了1938年年底，蒋介石仍在绞尽脑汁地研究如何应对四川问题。
2、省主席的争夺战
任命张群作为主席所引发的川军将领反对，是蒋介石在抗战时期试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第一个败仗。在此前，中央政府所遭遇的困难只是川军惧战拒战的经验而已，但是从此以后，蒋介石的长期抗战和建设大后方基地的构想遭到直接挑战。
如果没有基地，则“长期抗战”，“以空间获取时间”，“集小胜为大胜”等战略思想都会流于空谈。在还没有和日军拼命之前，自家后院早已失火。
只要蒋介石在军事上坚持防守武汉，则“川事”就尚且有“从长计较”的余地。然而国民政府一旦在大战略上决定放弃武汉，则“川事”立即变成是“燃眉之急”了，因为西撤的国民政府和原本盘踞的地方实力派终于进入短兵相接局面，再也无法掩盖矛盾。
1939年2月，蒋介石费尽心机任命亲信刘峙为重庆警备区司令。3个月后，他又任命另一亲信为重庆市市长。但是他在1939年初也终于向现实低头。在张群省主席长时期无法到任视事情况下，国民政府只好在1939年4月改派川将王瓒绪为省主席，更具体地表示尊重四川现状，由省内实力派分子出任，而不是由国民政府派来“外面人”主政。
岂知到了8月份，反王风潮又起。潘文华代表到重庆参加“倒王瓒绪”活动。与此同时，又有其他将领发起联王（王瓒绪）驱贺（贺国光）运动。实力派的分分合合，瞬息数变，令人目不暇接。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川军将领们曾经向王瓒绪主席提出三个赤裸裸的条件；
（1）禁烟（鸦片烟）问题需要顺从他们的主张，因为卖烟者都是川军重要人物；（2）半数县份公职需要交由他们任命；（3）地方保安费半数需要拨交给他们支配。
这些条件把地方实力派利益之所在和他们对川局的指望表露无遗。
1939年8月邓锡侯和潘文华，把反对王瓒绪主席的内斗推向一个新高潮，他们暗中调动军队企图包围成都并威胁以兵戎相见。蒋介石只好赶紧派贺国光和徐永昌去成都疏通。
此时四川军人反对中央的说词也更形露骨，认为中央政府失去大片土地而逃难到四川，当然应该尊重四川人意见，而把中央政府更多高官位置分配给川籍人士。否则就会引起四川军人强烈反弹，而中央则无处可退。
至于蒋介石的内心感受，则在日中尽情宣泄。他在1939年8月11日写道，“四川军阀又要争夺私利。目无中央，目无外患，痛愤无已。此为内乱内讧，虽为川事，实最严重。”
但是蒋介石还不得不放下身段向它们发送“慰劳信”和发电嘉奖川军前方将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虽然成功地控制了重庆市城内的政府机构，然而成都市和其他城市乃至广大农村地区，仍牢牢掌握在地方军人手里。
3、蒋介石自兼省主席
1939年9月份欧战爆发之初，蒋介石借机在重庆市召开一个四川将领会议。照常理说，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召集部下开会，后者本来就应该遵命出席。
但是当邓锡侯，潘文华，王瓒绪等人果然出席时，蒋介石却大感欣慰，认为他们居然给他“面子”出席会议。9月19日蒋介石终于承认“川政非由我自兼决不可能安定。”
而在这个外部情况持续恶化，而蒋介石内心又犹疑不决的过程中，川军七位师长在邓锡候，刘文辉和潘文华策动下又聚集成都，露骨地煽起驱逐王瓒绪主席风潮，很可能酿成兵变。当中央派遣何应钦到成都进行安抚时，却受到将领们人身威胁，终于促成蒋介石决定亲自兼代省主席，并在1939年10月7日正式就职。
蒋介石以全国抗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党总裁的尊号，却只能低声下气地去和区区地方将领们家属去攀交情，就不难衡量出他个人的实际统治指挥权是多么单薄微弱了。
蒋介石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这一步棋，只不过暂时缓和了实力派首领觊觎省主席名位的争夺，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各自掌握的地方权力基础（政权、军权、财政权），控制的防区（地方政府、老百姓的民生），和他们互相之间合纵连横的关系。
事实上，蒋介石可能已经非常庆幸自己能够避免在抗战核心基地掀起兵戎相见，因此更不敢去捅破各个实力派势力范围内部的机构和行事规矩这个黄蜂窝。换言之，真正的四川基层依然掌握在实力派手中。“长期抗战根据地”的说法只是维持了领导阶层和平共处的表象，而没有涉及国家肌体和经络的整建工程。
尽管蒋介石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但心中一块石头依然无法放下。由于省内矛盾持续爆发，而他本人又要统揽全国的军政外交事务，所以蒋介石只好委任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湖北人，但是曾在四川军队服务，与四川某些军人有深厚关系）兼理省主席职务，希望藉此稳定川事，同时能够“对内建设四川根据地，对倭更作持久抗战到底，以待世界战争之结果而已。”
10月初，他仍然希望他的兼理川政，能够成为“基本安危之关键，从此抗战建国之基业，只要能勤慎努力，则大定矣。”
4、川滇联合的局面
岂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蒋介石就职兼主席的当天，云南的龙云又散布谣言称四川发生兵变，而且地方实力派拘捕了中央政府官员作为人质。这让蒋介石不禁大为愤怒。
写道，“幸灾乐祸与嫉忌恐惧之念昭然若揭。外患至此，而内忧如彼，可痛也。抗战期间军阀如此，可谓毫无心肝，其与汪奸相差无几矣。”
果然不到两个月时间，四川又陷入动荡不安局面。蒋介石在12月2日日记记载，“军阀心理不易改变，国家前途时多荆棘。藉外敌以为要求升官之机，殊堪痛苦，又不能不予也。其次稍有才干者多取巧投机，只知自私，欲求一为大局顾大体，而为党国可以信托无罣者，实无半人。此诚忧之最大者也。”
这段话不但是针对四川军人，也是针对云南的龙云，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12月2日），龙云要求中央政府授予他行营主任职位。换言之，四川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云南又成为问题。龙云和中央的关系急剧恶化。
更让蒋介石恼火的是，四川和云南两个实力派居然联手向重庆政府讨价还价。
“昨日（12月11日）以川滇政客与军阀纵横捭阖之酝酿，而桂白对反攻南宁之部署，自用私心，不肯遵令处置。新疆盛世才有扣留贺耀祖之消息。国内军阀之恶劣，毫无国家观念。对于国家危急，人民痛苦，军队死伤，中央艰难至此，若辈祗图私利，惟恐国家之不乱，思之痛楚，无以复加，终夜不得安寐，茫茫前途，究何所极。政客军阀无心肝，与其忍心害国至此，可否极矣。”
他接着又咒骂，“至此乃知鄙僻之臣，不可以德感，不可以理喻也。”（12月12日）真是声声恨之入骨。
但是川滇同谋的局面已经形成，不易解决，也不易分别处理。
蒋介石得到情报显示驻在泸州，乐山和西康的川军可能都不可靠，“后方各地情形与军阀心理之恶险殊堪注意，然有备乃可无患矣。”
这个“有备乃可无患”既不可能仅靠蒋介石个人声望和政府权威，最后只能诉诸于实力，以致导致中央采取一种军力部署的策略，那就是必须调派中央军驻防在不可靠的地方实力派军队附近，不是抵御日军，而是监视地方军不得异动。
具体地说，中央领袖们在1940年春夏之交在讨论解决“地方军阀方案”时，就把调重兵入川列为巩固统治的手段之一。与此同时，张治中还提议把四川省重新划分为多个省份，或是委任四川军人进入中央政府做部长，以满足他们的权力欲望。
到了1940年底，蒋介石又得到情报，某些四川部队似乎有异动迹象，因此赶紧采取防范措施。
至于张群则要等到1940年底才正式成为省主席，一直做到抗战胜利为止。但是此后多年他都不敢去位于成都市区的省政府办公，因为恐怕遭受地方军人挟持或伤害。
平日只能在成都行辕工作，由宪兵特别保护（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3年6月2日）
5、刁难中央的事例
事实上，四川地方实力派对中央的刁难、抗命、要挟、和公然挑衅也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都不曾中断。
在此只提出几个重大事件作为例子。
比如说，1940年9月份是一个抗战内外形势艰巨的时期，在外交上，英法两国封锁缅甸、越南造成外援断绝；在内政上，粮食供应不足造成重庆米价大幅上涨。此时潘文华公然放话，绝不允许抗战打到四川，力主政府尽快寻求和平途径，不然必将引起四川动乱。威胁语气毫不掩藏。
1940年10月底到11月初，蒋介石在日记中不断透露，“川局不安”、 “川中旧式军阀无智无能，有贪有怯，实为可怜及最令人头疼。宽严皆非，轻重两难。惟有置之缓图，以观其后也”、“川军周成虎师长谋叛案发现。”
蒋介石本来预备去成都市视察，但是事先发现叛变计划，将周撤职，避免一场大难。换言之，实力派不仅是不服从，而且是图谋叛变，情况严重到蒋介石连成都都不敢去，可见中央和地方关系之紧张。
就在这个时段，蒋介石又得到情报，得知某些将领与西康刘文辉勾结（11月3日），而他只能写道，“对川阀只可以逆来顺受之道处之，无足计较。但对根据地应积极准备与巩固。”
才不过半个月时光，他又得到情报，四川南部仍然不安，令蒋介石头痛，需要整顿。虽然他在11月30日日记写道，“川省主席问题顺利解决，此为三年来不了之大问题。”让他大感高兴，但是问题显然没有解决，因为他在12月2日又写道，“川事先从川南着手”。然而川南问题还没有处理，而川滇问题又同时出现，让蒋介石焦头烂额。再加上新四军问题此时突然紧张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在承认汪精卫政权后，仍然企图和重庆政府继续商谈和平，而蒋介石尽管被内部不团结的局势弄得焦头烂额，却严厉禁止和谈活动。
当然四川和西康问题无法分隔，因为四川军人刘文辉也霸据西康。1939年蒋介石为了安抚刘文辉，把川康边境的17个县份划入西康省政府管辖，目的是讨好刘文辉，帮助刘文辉增加财政税收。但是该年重庆政府曾经计划在雅安市成立团管区，并委派一位军官去建立一个师级部队。但是在1941年初就被刘文辉予以缴械解散，而重庆政府也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
1942年重庆政府决定从事军事改革，当改革方案规定军队军需部门应该独立作业，以防止部队长虚报兵员和克扣粮饷时，邓锡侯立即要求中央预付给他850万元的“补偿金”，才准许该项措施在他的部队中实行，引起何应钦和徐永昌大骂邓锡侯真是万恶军阀。
1943年1月，刘文辉向重庆政府提出扩军和补充装备的请求。鉴于刘文辉地处西康，是离开前线最遥远的省份之一，而且又不派兵出省作战，居然做出此等要求，当然受到拒绝。果不其然，不久之后（5月）成都就出现反对中央的风潮，张贴打倒张（群）主席的标语，遂宁县甚至煽起驱逐中央机关和杀害“下江人”（外省人）的口号。
这种活动是只有在实力派煽动或授意之下才能发动的夺权活动，不能视为是地方上自发自动表现。
不久之后，重庆政府又收到情报称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暗谋颠覆行动，包括：
（1） 利用袍哥组织散布谣言，煽动人民对政府恶感，准备密谋抵抗；（2）刘文辉、龙云各出兵几个团作为后援，为了巩固他们的经济基础，进行大量采购鸦片烟并以武装贩运、高价收购枪械、勾结土匪、滋扰治安，使中央不敢调动他们的防区；（3） 第164师师长彭焕章在召集士兵训话中，鼓励士兵向中央政府寻衅，屠杀外省人；（4）传布谣言称，兰州附近已经有11县背叛中央。
这些情报本身未必全部正确，但是它们被呈报到军令部而且被认真处理，就可见此时重庆、成都，和散布各地方实力派之间彼此不信任的气氛，接近敌我矛盾，而不是抗战基地内部应有的团结合作精神。
1943年9月川军周成虎抗命不肯开动，中央只好给他延长期限。但是周成虎部队仍然拒绝开动，并且和刘树成师达成密约，请后者代为保管武器，以备将来之用。周刘二人原本与帮会关系密切。也可能与中共联络。重庆政府面对这个局面无法处理，一直到年底做好一切部署之后才敢发布命令，指责新18师师长周成虎克扣军饷，贩卖鸦片，延误命令，不守纪律等由，即日撤职。
在全国数以百计的师级单位中，在军事委员会眼皮下撤换一个区区的师长本来应该是一纸命令无需解释的小事，却需要如此大费周章，可见军事指挥系统的名存实亡。而在边远地区鞭长莫及情况下更多的违法乱纪事件几乎每日发生。
1943年西康省的民政厅长（冷杰生）在该省享有名望而且又拥护中央，他在参加中央训练团受训结业后返回西康省时，却在半途被刺杀。这一事件被社会上广泛解释为四川军人警告其他四川人不可拥护中央。难怪不久之后，潘文华的母亲在重庆病逝，他在重庆市举办盛大出殡，自己却不敢出席，由其弟代表一切。也被广泛解释为心怀鬼胎。而重庆政府派赴西康的部队也被刘文辉以武力驱赶出境。
1944年中期长沙失守使四川人心理动摇日渐增长，对中央政府不满情绪在实力派鼓动下益趋表面化。1944年底，日军一号作战前锋指向四川。当贵阳吃紧时，成都又出现“川人自主”的标语，和“欢送”张群省主席黄季陆秘书长的标语。
换言之，从七七事变开始到抗战结束为止，中央政府对于四川地方实力派始终没有建立有效控制权。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