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肥城三河流域千年演变中的权力、记忆与生态

——兼论“泥马渡康王”传说的形成机制与作用

文/泰西凌波

本文简介：

①何谓康河？→何谓肥河→何谓康王河？何为汇河？何为康汇河？

②肥，意指物产丰富，河流众多，并非指“胖城”的戏谑之言！

③肥子国→肥成县→肥城县→肥城市的地名演变历程

④文旅研学产业应以自然山水为佳，过度的人文景观营造可能仅能引起一时的热潮，难以持久。

一、引言 肥城北部的河流体系，作为黄河下游流域生态与人文双重承载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康王河、淝河、汇河这三条主要河流自东向西贯穿肥城北部，它们不仅承载着防洪灌溉、交通运输等自然功能，还在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记忆。从周康王征伐鬼方的历史事件到南宋赵构南渡的历史转折，从肥子国遗民的迁徙到明代官方文化的构建，每一次河流名称的更迭、每一轮河道的变迁，都与区域社会的文明发展紧密相连。本文以时间为线索，结合《水经注》《史记》《明实录》等历史文献的考证以及实地考古的发现，系统地探讨了这三条河流的演变规律及其内在的联系。

二、西周至春秋时期：河流的起源与族群的迁徙

2.1 康王河的军事起源与族群记忆

周康王姬钊（公元前1020年至前996年在位），作为西周的第三位君主，继承发展上文武两位君主的事业最后终有“成康之治”盛世局面。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临终前命召公奭、毕公高辅佐太子钊，并告诫其“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1]。康王即位后，颁布《康王之诰》申诫诸侯，延续分封制并强化中央集权，在诸侯国内设置“监”职以监察治理情况[2]。康王晚年发动对鬼方（今山西北部和内蒙地区）的大规模征伐，小盂鼎铭文详细记载：“王令盂以伐鬼方，…… 斩首四千八百又二，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马四匹，牛三百五十五牛，羊三千八百羊。”[3] 此战将鬼方势力驱逐至西北边境。为压制商朝“龙气”，部分俘虏被迁徙至泰山周边的今肥城境内（周王认为是商朝的龙兴之地），遂把境内主要河流命名为“康河”。

肥子国的历史渊源颇为久远，其族属为白狄别种，本与周室同出一源，皆为姬姓。肥族早期居于肥泽（北魏时在此置肥阳县，治所在今河南杞县东北肥阳集），以半游牧、半狩猎的生活方式为主。后因周室的压力，北迁至肥泉（又名泉源水，今叫阳河，位于河南淇县南，东南流入卫河）。彼时，晋国已灭掉狄族分支赤狄，转而对友好且有姻亲关系的白狄发动战争，晋与白狄先后于鲁成公十二年（前 579）、鲁昭公元年（前 541）爆发两场大战，白狄大败，被迫从山西西部迁至东部，史称“东山皋落氏”。势单力薄的肥族因与白狄同宗，也随之北迁，融入白狄群体，但始终保持本族的独立性。

随着晋国不断东向扩张，白狄再次被迫东迁，落居今河北境内。肥族先在河北肥乡县落脚，并在此“归燕”，借助燕国之力，获得周廷子爵封赏，建立“肥子国”。出于安全考量，肥子国后北移至鲜虞国境内，与“鼓子国”为邻，共同成为鲜虞的附庸。 公元前 530 年（春秋昭公十二年），晋国大将中行氏荀吴，以“与齐国会师”为借口，向鲜虞借道，实则突袭肥子国都城昔阳（今河北藁城西南七里城子村）。《左传》载：“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 肥子国就此灭亡。 

肥子国灭亡后，其遗民分三支流亡：一支向东北逃至卢龙一带；一支去了南部安徽一带，留下现代的安徽的合肥、肥东县等地名，一支投奔泰山周边康河沿岸，此地因土壤肥沃，且与鬼方遗民存在亲族关系，他们便定居于北坦、龙门一带（今老城西北乔庄村附近），并将居住地命名为“肥城”，同时将康河支流更名为“肥河”，以此寄托对故国的思念。 北魏《水经注》将其称为“泌水”或“肥水”，谓“肥水出泰山肥城县城西，…… 又东过富城县南，入于汶”[5]，北宋《元丰九域志》则记作“肥河”[6]，名称中“肥”字始终承载着族群迁徙的历史印记。 

行政区划背景：

西周时期，肥城地域属青州奄国（今曲阜一带），周成王平定三监之乱后，封周公旦于奄，史称鲁国，肥城遂属鲁国北境[24]。

春秋时期，肥城地处齐鲁两国的边界，《春秋・庄公十三年》记载：“公会齐侯于柯”，柯邑位于现今肥城的境内，这凸显了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肥城地区逐渐被鲁国所控制。进入战国时期，由于他们擅长骑射，善于饲养牲畜，并通过联姻的方式与齐国交好，齐国为了抵制晋鲁联盟，支持肥子国复国，并派出联军消灭了南部的古遂国，一时威震四方。但由于连年战火，以及七国伐齐，肥子国最终灭国，齐国遂派官员治理肥城，使其成为了齐国的一部分。《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记载：“齐威王封即墨大夫于阿，食万家”，这表明肥城的某些区域属于阿邑的管辖范围[25]。

2.2 淝河的早期形态与名称混淆

淝河的源头可追溯至肥城市陶山西麓，《水经注・济水》中记载：“淝水发源于泰山肥城县西北的孝里山（今陶山），向东北流去，经过肥城县旧城的南侧。”[7] 在春秋时期，淝河流域位于齐鲁的边界，成为了诸侯国间军事与经济交流的关键通道。然而，淝河的名称常常与位于安徽的淝水（今淝河）相混淆，如《太平寰宇记》中错误地记载肥城淝河“发源于寿春县西北”[8]，实际上两地相距甚远。这种名称上的混淆揭示了古代地名学中“异地同名”的普遍现象，同时也为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额外的挑战。

2.3 汇河的形成与交通地位

汇河，古称“淘河”，起源于陶山附近。《水经注・淘水》记载：“淘水发源于陶山东北溪，向东北流去，左侧汇合了漕水。漕水出自东南方向的漕溪，向西北流去，最终汇入淘水。”[9]“汇”字源于水系聚合的含义，其上游由众多山溪汇聚而成。

在先秦时期，汇河扮演了连接中原与齐鲁地区的关键水路角色。《禹贡》中提到的“浮于汶，达于济”，即是指通过汇河将汶水与济水连接起来，为区域间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秦汉至唐宋：名称的稳定与功能的分化

3.1康王河：从自然河道到文化象征 在秦汉至唐宋时期，康王河（当时被称为“肥河”）流域的农业经济逐渐兴起，成为肥城地区的主要灌溉水源。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肥城境内“有铁官，汶水出”，肥河作为汶水的支流，其灌溉功能促进了沿岸屯田的开发。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康王赵构南渡事件为河流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宋史・高宗本纪》明确记载：“建炎元年十月，高宗如东平府。”[10] 万历《肥城县志》还原了这一历史事实：“康王南渡，舟覆肥水，渔父拯之，王赐金不受。”[11] 这一事件经过民间艺术的加工，衍生出了“泥马渡康王”的系列传说，如《中兴演义》话本中的“泥马显灵分河”“李马救驾被哑”等情节，使得河流名称与帝王传说紧密相连。

行政区划背景：

秦朝统一中国后，肥城地区属于齐郡卢县，《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卢县为齐郡的属县，康王河流域开始被纳入统一王朝的行政区划体系。

西汉高祖六年（前201年），设立肥成县，属于泰山郡，这是肥城置县的开始[26]。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肥成县更名为肥城县，属于济北国，《后汉书・郡国志》明确记载“济北国领县五：卢、蛇丘、刚、成、肥成”[27]。

在唐宋时期，肥城的行政区划经历了数次变革：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肥城县并入汶阳县，隶属于兖州；

到了唐朝武德五年（622年），肥城县得以重新设立，隶属于东泰州；然而，贞观元年（627年）又再次并入博城县，仍属于兖州[28]。

直至北宋开宝四年（971年），肥城县的行政区划最终确定，隶属于京东路兖州，《元丰九域志》卷一记载：“兖州，袭庆府，鲁郡，泰宁军节度……下辖七县：瑕丘、袭庆、邹、任城、仙源、莱芜、肥城”[29]。

行政区划的稳定为康王河流域的开发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使其成为连接兖州与郓州的重要通道。

康王赵构过河地点考证：

关于康王赵构过河的地点，在民间传说与学术考证中存在多个版本。流传较广的说法认为，康王是在山东肥城境内渡过康王河。万历《肥城县志》记载“康王南渡，舟覆肥水，渔父拯之，王赐金不受”，虽未明确指出具体渡口位置，但从肥城地域的历史地理环境来看，康王河在南宋时期是重要的交通通道，且周边地势平坦，利于军事行动与人员转移。

从历史文献与地理方位综合考量，有学者认为康王渡河处可能位于今肥城北部的栾湾村附近。此地处于康王河中游，河道宽阔且水流相对平缓，是古代重要的渡口所在。2015年老城街道栾湾村出土的明代河工碑，碑文明确记载“康王渡处，弘治年间筑堤”，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此外，当地民间流传的故事中，也常提及栾湾村周边是康王渡河的地点，称康王在此处遭遇金兵追击，紧急关头得到神灵庇佑，顺利渡河逃脱。

在其他地区，也有关于康王过河地点的不同说法。如河南延津县，有学者认为北宋时期黄河在延津境内有马村渡、宜春渡（又称延津渡）、沙门渡和班枣渡等渡口，且康王渡河应符合在开封市以北、位于北方通往都城开封的驿道上以及选择河水相对较窄的渡口附近等条件，据此推测康王极有可能是在延津的班枣渡骑马渡河。

然而，从当时的军事形势与赵构的逃亡路线分析，其从扬州一带南逃，直接前往河南延津渡河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肥城作为其南逃途中的重要节点，且有诸多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相互印证，更符合康王过河地点的特征。

3.2 淝河：水文演变与功能退化

在唐宋时期，淝河由于黄河多次决堤而频繁改道。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黄河决堤导致“夺济入海”，使得淝河下游地区淤积严重，《新唐书・地理志》中提到的“肥城有淝水”与先秦时期的河道已有很大差异。到了金元时期，淝河逐渐演变为康王河的支流，《金史・河渠志》仅将其记载为“肥城境内小水”，其独立性明显降低。在此期间，名称混淆的问题尤为严重，一些地方志错误地将肥城淝河与“谢玄破苻坚处”相联系，这实际上是对历史地理的误解。

3.3 汇河（衡渔河）：漕运枢纽与经济动脉 

在唐宋时期，汇河的航运业达到了顶峰，它成为了连接泰山与黄河流域的重要漕运通道。北宋时期的《元丰九域志》记载了汇河流域的平阴县被描述为“上，倚郭”，这凸显了其在交通网络中的关键地位[12]。朝廷在汇河沿岸设立了“肥城驿”和“栾湾驿”等重要驿站。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这些驿站每年负责运输来自江淮的百万石大米，经由汇河运往汴京，这充分证明了汇河在国家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游历汇河时，曾创作了《题肥城驿》一诗，诗中写道：“淘河两岸柳，落照引归船”，生动描绘了当时河运繁忙的景象。

四、明清至近现代：河道治理与名称定型

4.1康王河：官方命名与文化建构 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明实录》首次记录了朝廷将“肥河”更名为“康王河”的事件：“赐山东肥城康王祠额，从巡抚都御史奏请也。”[13] 这一举措背后蕴含着复杂的政治考量：通过纪念赵构渡河事件来强化忠君观念，并将地方文化融入皇权叙事体系。

明正德六年（1511年），《重修康王祠碑记》明确记载了更名的原因：“因宋康王曾渡此水，故河以王名，祠以河立。”[14]

从清代到近现代，康王河经历了多次疏浚。据《肥城水利志》记载，其流域面积稳定在427.7-680平方公里，主河道长42公里，成为肥城市防洪与灌溉的核心水系[15]。

行政区划背景：明代肥城隶属于山东布政使司泰安州，《明史・地理志》载“泰安州，属济南府，领县三：莱芜、新泰、肥城”[30]。弘治年间，朝廷对康王河的官方命名，与泰安州作为“泰山之阳”的政治文化地位提升有着直接的关联。

清代肥城隶属于泰安府，雍正十三年（1735年）泰安升府，肥城成为其属县，《清史稿・地理志》载“泰安府领州一、县六：泰安、莱芜、新泰、肥城、东阿、平阴”[31]。 

近现代以来，肥城行政区划经历了多次调整：1914年属济南道，1928年直属山东省；1949年后属泰安专区，1992年撤县设市，属泰安市[32]。行政区划的现代化转型，使康王河从传统漕运通道转变为城市生态景观，2005年“康王河公园”的建设，标志着河流功能从生产性向文化性的转变。

4.2 淝河：水系整合与功能弱化 

在明清时期，由于长期的淤积，淝河逐渐丧失了其航运功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启动了“并肥入汇”工程，将淝河下游的某些河段并入汇河。据《山东通志》记载：“淝河旧道淤塞，因此引其水入汇河，以维持漕运。” 这一工程彻底改变了淝河的水系结构。到了近现代，淝河仅存上游部分河段，成为康王河的支流，其名称在地方志中通常以“康王河支流”出现，其独立性几乎完全丧失。

4.3 汇河：流域扩张与水利转型 

汇河在明清时期因承接淝河、康王河等支流，流域面积显著扩大。清代漕运鼎盛时，汇河仍是山东内陆水运的关键节点，据《漕运通志》记载，每年经汇河转运的粮食达“五十万石以上”。建国后，汇河经综合治理，成为连接黄河与汶河的水利枢纽，1958年修建的“汇河大坝”至今仍承担着调蓄洪水的功能。

山东省水文局2008年数据显示，汇河全长85公里，流域面积达1200平方公里，是肥城北部地区的主要行洪通道[17]。

关于三河的结语：

通过对比分析康王河、淝河与汇河，我们能够观察到这些河流的发源地各具特色：肥河起源于黄山东北麓，康河则源自五道岭诸山，而汇河的源头位于陶山西麓及其邻近地区。

这些河流的命名历史与周康王时期的军事迁徙以及肥子国遗民的记忆紧密相连，明代官方又将赵构的传说与这些河流联系起来。

康王河因流经古肥城地区而得名，但常与安徽的淝水混淆；淝河则因其水系汇聚的特性而得名，古称“淘河”。这些河流不仅承载着帝王传说、族群迁徙等文化符号，也见证了官方文化建构的层累，它们是水文变迁与地名混淆的历史见证，同时也象征着交通商贸和水利枢纽功能。

在当代，它们的功能包括防洪灌溉和作为地域文化标识（如“康王河公园”）。尽管部分河段仍然用于农业灌溉，但其作为文化标识的作用已有所减弱。这些河流还作为水利枢纽（连接黄河与汶河）、行洪通道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流域关系上，中游的康王河吸纳了淝河，下游则汇入汇河。历史上，康王河曾是一条独立的河流，但自明清时期起，它成为了现在康汇河的支流。它们共同承接了康王河、淝河等水系，最终汇入汶河。

五、考古发现与民间记忆

5.1 考古实证与文物佐证 

康王河：2015年，在老城街道栾湾村出土的明代河工碑上，碑文清晰记载着“康王渡处，弘治年间筑堤”[18]；康王祠遗址中发现的弘治年间青釉祭器（现藏于肥城博物馆）以及正德六年的碑刻，详细记录了“因王渡河，更名立祠”的历史过程[19]。1960年，在泰山西麓的道朗镇出土的“商丘叔簠”（现藏于泰安博物馆），其铭文“商丘叔作其旅簠”与肥城北坦遗址出土的商代礼器属于同一批次，这证明了北坦曾是商族的祭祀圣地，也间接反映了肥族遗民定居的文化选择[20]。

淝河（泌河）：2018 年在陶山西麓考古调查中，发现唐宋时期的灌溉水渠遗迹，其走向与古籍记载的 “泌河” 源头位置吻合 。水渠旁出土的唐代陶制水罐上刻有 “泌泉专用” 字样，侧面印证了 “泌河” 名称的历史存在 。此外，明代《肥城水利图》中虽标注为 “淝河”，但仍保留 “古泌河故道” 的注记，为研究水系演变提供了直观资料。

汇河：2012 年汇河流域考古调查发现唐宋时期码头遗迹，出土 “开元通宝”“建炎通宝” 等钱币及陶瓷残片，印证了其作为漕运通道的历史 [21]；明代 “汇河闸” 遗址出土的石质闸板，刻有 “万历年间重修” 字样，见证了明清时期的水利建设 [22]。

5.2 民间记忆的分层与传承

康王河（《水经注》为泌河）：士绅阶层多引用《肥城县志》中 “赐金不受” 的记载，结合儒家 “义利之辨” 宣扬忠义精神；普通百姓则热衷 “泥马口吐人言”“河水逆流为岳飞申冤” 等奇幻传说（据 1985 年《肥城市民间故事集成》记载）；河工群体保留 “舟覆遇救” 的史实记忆，口述史中常提及 “秋汛渡船倾覆，渔父撑筏相救” 的细节 [23]。在栾湾村及周边地区，至今仍流传着康王赵构渡河前坐骑突然暴毙，村民献上家中马匹助其脱险的故事，将地方善举与帝王传说紧密结合。

淝河（泌河）：陶山周边的村落流传着“淝河因黄河夺流而改道”的故事，一些年长者仍将其称为“老淝河”，保留着对古河道的记忆。在民间传说中，淝河曾是一条清澈且水量充沛的河流，但因一次黄河泛滥，河道被泥沙淤积，不得不改道汇入康王河。这些故事成为了当地人口耳相传的水文变迁史。明清时期，由于长期淤积，淝河（泌河）逐渐失去了航运功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实施了“并肥入汇”工程，将淝河下游部分河段并入汇河，《山东通志》记载：“淝河故道淤塞，乃引其水入汇河，以通漕运。” 这一工程彻底改变了淝河（泌河）的水系格局。到了近现代，它仅存上游部分河段，成为康王河的支流，“泌河”之名也逐渐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其名称在地方志中多以“康王河支流”出现，其独立性基本丧失。尽管如此，在陶山周边村落的老人记忆中，仍保留着“泌河”的古老称谓。他们回忆起祖辈曾在泌河源头的泉眼取水灌溉，河水清澈甘甜，与黄河改道后浑浊的淝河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口述历史为还原古代水系特征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汇河（衡渔河）：民间有 “汇河九道弯，漕船连千帆” 的歌谣，讲述明清时期漕运繁荣景象，部分河段仍保留 “官码头”“运粮湾” 等地名。在平阴与肥城交界的汇河沿岸，老辈人常讲述祖辈参与漕运劳作的经历，提及当时码头装卸货物的繁忙场景，以及因汇河航运兴起的集市贸易。  

六、从民俗学理论看泥马渡康王传说形成机制[“泥马渡康王”传说大致内容为：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康王赵构在逃亡过程中，得到神灵或仙人的指引，骑上一匹泥马渡过河流，成功摆脱金兵追击 。关于这一传说，有多个版本流传。有的版本说赵构在崔府君庙中休息时，梦到崔府君告知金兵将至，并为其备好马匹，赵构惊醒后骑马渡河，过河后发现马是泥马所化；还有版本提及泰山神托梦等情节 。这些版本虽细节不同，但核心都是泥马助力赵构脱险，为他日后建立南宋政权埋下伏笔]

1. 社会集体心理的反映：从民俗学角度，传说往往是社会集体心理的一种投射。南宋初期，政权初立，局势动荡不安。赵构作为南宋开国皇帝，其即位的合法性与政权的稳定性成为当务之急。“泥马渡康王”传说的出现，满足了民众对南宋政权正统性的心理需求。在金兵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百姓渴望有神灵庇佑赵宋皇室，泥马渡康王这一带有神异色彩的传说，给了民众心理上的慰藉，让他们相信南宋政权是受神灵护佑的，从而增强了对新政权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2. 忠君话语的建构：南宋以降，统治阶层大力倡导忠君思想，以巩固自身统治。“泥马渡康王”传说被不断强化和传播，成为忠君话语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赵构的脱险与神灵、泥马联系起来，塑造了赵构是天选之人的形象，强调其统治的神圣性。官方通过各种渠道，如文人的记载、寺庙的宣扬等，使这一传说深入人心。在民间故事、戏曲等艺术形式中，这一传说也被反复演绎，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忠君意识，使得百姓更加忠诚于南宋朝廷，维护社会的稳定。

七、三水汇流：肥城北部河流演变中的文明互动与历史密码

肥城北部康王河、淝河、汇河的演变史，是一部浓缩的区域文明互动史,淝河（泌河）从独立水系到支流的演变，以及其名称在 “淝河” 与 “泌河” 之间的更迭，不仅反映了自然水文的变迁，更折射出人类对地理认知的深化过程。“泌河” 作为其古老名称，承载着对河流源头特征的细致观察与文化记忆，虽逐渐被历史遗忘，却为研究肥城北部河流的早期形态提供了独特视角。三条河流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肥城北部的生态格局与文化基因，成为解读中国古代 “自然环境与人文建构” 互动关系的鲜活样本。

康王河以 “康” 与 “肥” 串联起西周军事征服、春秋族群迁徙与明代皇权建构，成为历史记忆的层累载体；淝河在黄河水患与名称混淆中逐渐失去独立性，却保留了早期地域开发的密码；汇河凭借水系聚合的天然优势，从先秦交通要道发展为现代水利枢纽，始终占据区域经济命脉。三条河流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肥城北部的生态格局与文化基因 —— 康王河是 “政治 – 文化” 之河，淝河是 “自然 – 地名” 之河，汇河是 “经济 – 水利” 之河。

它们的存在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水系，更是解读中国古代 “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自然环境与人文建构” 互动关系的鲜活样本。同时，康王过河地点的考证进一步揭示了历史传说与地理空间的紧密关联，为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了具象化的落脚点。 

八、河流生态保护、文化遗产利用与文旅融合建议价值和文化内涵。

“泥马渡康王”传说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心理根源，从民俗学理论角度深入剖析其形成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这一传说的内涵和价值。在当今社会，重视河流生态保护和文化遗产利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不仅能够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还能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应充分挖掘和利用像“泥马渡康王”传说这样的文化资源，让历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举措:

1. 河流生态保护：康王河等与传说相关的河流，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应加强生态保护。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制定严格的环保政策，控制河流污染，保护河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例如，减少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加强对河流周边生态环境的监测和治理。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让大家认识到保护河流生态对于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肥城北部康王河、淝河、汇河的演变，是自然与人文互动的文明缩影。淝河从独立水系到支流的转变及名称更迭，暗含水文变迁与认知演进；康王河串联西周至明代的历史事件，“泥马渡康王” 传说更折射出忠君话语建构；汇河凭借水系优势，贯穿古今经济命脉。三条河流分别作为 “政治 – 文化”“自然 – 地名”“经济 – 水利” 之河，既塑造区域生态与文化基因，又成为解读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自然环境与人文建构关系的典型样本。

在当今时代，深入研究肥城北部三条河流的演变史，对于河流生态保护、文化遗产利用与文旅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保护河流生态系统，挖掘和传承其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将自然景观与人文资源有机结合，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强文化认同感，让这些承载着千年文明的河流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

[1] 《史记・周本纪》

[2] 《尚书・康王之诰》

[3] 唐兰. 《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M]. 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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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经注・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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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经注・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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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水经注・淘水》

[10] 《宋史・高宗本纪一》

[11] 万历《肥城县志》卷三

[12] 《元丰九域志》卷一

[13] 《明实录・孝宗实录》卷一九一

[14] 明正德《重修康王祠碑记》（肥城博物馆藏）

[15] 肥城水利志编纂委员会. 《肥城水利志》[M].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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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肥城市文物局. 2015 年栾湾村考古报告 [R].

[19] 明正德《重修康王祠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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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肥城市文物普查报告（198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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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史记・周本纪》

[25] 《史记・齐太公世家》

[26] 《汉书・地理志》

[27] 《后汉书・郡国志》

[28] 《旧唐书・地理志》

[29] 《元丰九域志》卷一

[30] 《明史・地理志》

[31] 《清史稿・地理志》

[32] 《肥城市志》（1992 年版）

[33] 肥城市文物普查报告（1982）

作者简介

李华刚，笔名凌波，肥城泰西中学英语教师。扎根教育一线多年，专注英语教学与高中生人生规划指导，为学生铺就通往未来的成长之路。

业余时间喜好诗词歌赋，品其音律之美并致力于挖掘家乡的人文故事，希用文字展现肥城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将当地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韵味丰润起来，为家乡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

余生愿以笔为戈，以文载道，秉持“为社会进步发声，为文化传承赋能”的信念，让中华美德与时代精神交相辉映。